法治週末記者 高原
10年前，在北京市一所科研院所工作的陳舟剛剛讀博，他的導師當時從美國回國，正是因為研究方向與流感病毒相關，當年這位老師的博士生錄取比例高達10：1。
10年前，北京東城區一家三甲醫院呼吸科大夫張揚週末還能回家陪孩子，但是這十年，每到流感季，他幾乎一個月也見不到孩子一面。
正是因為10年前，2009年3月至4月，在北美髮現新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引發了本世紀的第一次流感大流行，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裡迅速傳遍全球。
當年6月，世界衛生組織(WHO)將甲型H1N1流感警戒級別調至6級，意味著甲型H1N1進入全球大流行。
據美國疾控中心的數據，當年，世界範圍內約有15.2萬至57.5萬人在2009年中死於H1N1流感。實際上，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全球每年因流感約導致65萬人死亡，換算到秒，每48秒就有一個人因流感去世。
而在我國，流感，在這10年間正經歷著流感疫苗求而不得，“神藥”達菲一藥難求等局面，而我國的公共衛生應急體系，也從之前的被動應急到主動出擊，逐漸完善起來。
“一苗難求”
10月21日，朝陽區一家社區醫院保健科的大夫在電話裡告訴法治週末記者，除了由政府採購免費給老人、兒童接種外的流感疫苗之外，現在作為二類疫苗的流感疫苗全面缺貨。
而這樣的斷貨在近年來並不是新聞。2018年年底，流感疫苗就曾出現一苗難求的局面。
每年11月到次年3月，初冬到初春，是流感的流行季節。世界衛生組織認為，接種疫苗是最好的自保方式。
實際上，自1998年起，依據全球流感監測數據分析結果，WHO在每年2月和9月召集專家開會，分別對北半球和南半球流感疫苗候選株進行推薦。
不過，並不是每次預測都能“正中靶心”。
2017年至2018年流感季中國乙型Yamagata系(By)流感病毒突起，就是因世衛組織在2017年未能預測出中國流感病毒優勢毒株突然轉換，而此前公眾接種的三價流感疫苗在2017年至2018年流感季並未起到足夠的防護作用，助長了當年國內流感的高發態勢。
陳舟告訴法治週末記者，流感疫苗需要每年根據WHO推薦的毒株進行生產，由於毒株變化和疫苗效力問題，保質期只有一年。各地只能預測自己當年的需求進行採購，而在疫苗實行一票制後，已經銷往各區域的疫苗，沒有辦法實現再次調配。
而讓疫苗無法充足供應的一票制，其實早有淵源。
2016年，案值5.7億元的山東非法經營疫苗事件曝光，轟動了國內外，也引起了世衛組織的高度關注。
當年4月，“國務院關於修改《疫苗流通和預防接種管理條例》的決定”公佈，其核心修改內容為二類疫苗批發企業不能再經營疫苗，要求接種單位做到“票、賬、貨、款”一致;強化疫苗全程冷鏈儲存、運輸管理制度，並建立全程追溯系統;針對違法行為加大處罰及問責力度。
這個隨後被業內稱為疫苗“一票制”的政策帶來的影響，遠超出了最初的預期。
公開信息顯示，新政公佈後，各地二類疫苗出現短缺，其中甚至包括一些亟需接種的救命疫苗。
接種率不高
在我國，有的城市已經率先免費為老人和孩子免費接種流感疫苗。
以北京為例，從2007年開始，北京市60歲以上老人及在校中小學生(包括流動人口的中小學生)實施流感疫苗免費接種，今年已經是第12年。
2016年，WHO就曾建議中國將流感疫苗納入到一類苗中，由政府採購。但是流感疫苗需每年接種，並且一旦全員接種或者針對高危人群接種，無論是開支還是接種點能否應對每年幾億人次的壓力，都是不小的挑戰。
不過，一個讓人費解的局面是，儘管流感疫苗常常面臨斷貨，但實際上，我國流感疫苗的接種率並不高。
按照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馮子健的說法，過去這些年，中國流感疫苗的接種率並不算高，大約在2%左右，遠低於歐美髮達國家60%至70%的接種率。
公開數據顯示，2010年，甲流疫苗批簽發7200萬劑，流感疫苗(不含甲流)批簽發則為6116.1萬劑。
根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公共衛生碩士高雪在《流感大流行期間急性呼吸道感染患病、態度、知識和行為調查》一文顯示，其於2009年11月至2010年3月進行了6次甲型H1N1流感疫苗接種率抽樣調查顯示，6次中最高一次接種率為14.6%，最低為9.4%
業內人士表示，2009年、2010年，流感大流行使得當年民眾對流感重視程度高，接種意願強烈，“在流感大流行階段，流感疫苗接種率會顯著高於非流行時期”。
但法治週末記者在採訪中瞭解到，有的老人接種流感疫苗的意願並不是很高。“去年打了針以後就發燒了，今年可不敢再打針了。”有老人表示。
陳舟認為這和科普不到位也有一定關係。
他介紹，發燒可能是疫苗激發的機體免疫反應，也可能是因為流感疫苗是在雞胚成纖維細胞培養基中生長的，如果對雞蛋過敏，也可能有發燒的反應。
流感帶火的“神藥”
除了疫苗的供不應求，10年間，流感的高發還“帶火了”一些抗流感藥物，奧司他韋(原研藥商品名“達菲”)就是最火的一種。
而讓達菲聲名大噪的，是全球範圍內幾次嚴重的流感疫情。
2005年，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在世界各地肆虐，羅氏向WHO捐贈了300萬盒達菲，達菲也成為WHO推薦的一線抗禽流感藥物。美國政府還向羅氏提出了供應兩億盒達菲的需求。當年，達菲銷售額達16億瑞士法郎。
2009年，甲型H1N1流感全球大流行，達菲更是創造了30億美元的年銷售額，被各國政府大量購買，用以應對可能爆發的大規模流感。
兩年後，達菲被WHO列入基本藥物清單。
達菲是一種神經氨酸酶抑制劑，能夠抑制新生的流感病毒離開宿主細胞，從而控制病毒在人體內的傳播，起到治療流感的作用。一些家長跑遍全市醫院為“預防流感囤貨”，各大藥店紛紛斷貨。
張楊介紹，許多醫院開始申請加大奧司他韋的庫存——此前，這種藥在醫院屬非常備藥物。
張揚也會給疑似流感病人開出達菲的藥單。
“萬一是流感，一旦漏診產生嚴重後果，醫生難辭其咎。所以大家草木皆兵，都當流感對待。”張揚對法治週末記者說。
實際上，也是在2009年，英國和澳大利亞官方希望國際權威的循證醫學組織Cochrane能重新評估達菲的藥用。
直到2012年，至少有三項基於受試者個體數據、有關神經氨酸酶抑制劑(尤其是奧司他韋)改善致死率的薈萃分析出爐。其中兩項獨立機構完成的分析稱，奧司他韋在改善住院病人病死率方面並無效果。
基於這些薈萃分析，2017年，世界衛生組織(簡稱WHO)將達菲由基本藥物名單中的“核心藥品”調整為“補充性用藥”，適用人群為被確診或懷疑為流感的住院重症病人。
WHO給出的理由是，有新證據表明，奧司他韋在改善住院率和病死率方面收效低於之前預期，不過，奧司他韋仍是目前藥物清單中，重症流感患者唯一可選擇的藥物。
“比如你發燒是6天，儘快服用達菲，你發燒就可能是5天，你認為變化算大嗎?”北京和睦家醫院意大利華裔醫生郭坦坦在微博上反問。
不過，這並不妨礙達菲成為近年來風靡的神藥。
2018年年初的刷屏文章《流感下的北京中年》記敘了作者岳父患流感去世的全過程。
由於作者的岳父是在患病後第9天才吃上達菲，很多人分析認為，這是導致患者病情發展失控最終治療無效的原因之一。自這篇文章出爐後，“一定要在得了流感的48小時內吃上達菲”這一觀念深入人心。
公共衛生體系日益成熟
繼美國、日本、英國和澳大利亞之後，2010年，也就是甲型H1N1進入全球大流行的第二年，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國家流感中心成為WHO流感監測框架下第五個流感參比和研究合作中心。
儘管我國的國家流感中心在1957年就成立了，不過在國家流感中心的網站上，直到2012年，中心的活動才日益增多。
《法治週末》也曾經報道，一位在國家流感中心的工作人員，每到流感季就會斷了音訊，有時候給他發信息，兩三天才能夠回覆。
實際上，非典過後，國務院頒佈施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這是我國應對突發事件制度化進程的開始。
隨即，當時的衛生部成立了應急辦公室，負責指導協調全國衛生應急工作。彼時，公共衛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傳染病防治法》等相關法律先後被修訂;監測預警和應急網絡實驗室檢測能力迅速提高……
10年間，政府加大了對衛生應急工作的支持。
中國公共衛生體系無論在機構建設、設備配置，還是人員配備上都有了飛躍，對新發傳染病和不明原因等疾病的監測和應對能力不斷提高。
這之後，我國先後修改了傳染病防治法、國境衛生檢疫法和動物防疫法等相關法律，這些法律在後來的傳染病防治中作用開始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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