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進入新時代以來，
語言規劃研究正逐步成為中國語言學的一個新領域。語言規劃的研究隊伍、學科建設、學術組織、學術刊物等相繼產生，政府支持與社會需求也推動了這一學科的發展。但我國將語言規劃作為一個學科研究的時間並不長，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其展開討論。”
原文 ：《“規劃語言就是規劃社會”》
作者 |同濟大學語言規劃與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沈 騎
圖片 |網絡
01 語言規劃活動無處不在
01
語言學的學科使命是分析和研究現實生活中的各類語言問題，研究世界上不同語言自然演化規律或者社會變異特徵，從而探究和比較人類語言結構的規則與差異。近百年來，人類社會的語言格局經歷了滄桑鉅變，世界語言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這個過程中，語言生態危機四伏，語言安全問題迭出，瀕危語言問題日益嚴峻，語言矛盾與語言衝突頻發，由語言引發的戰爭也是屢見不鮮。因此，語言規劃作為一種人工調節或者干預語言發展和變化的社會活動，對人類語言的結構、功能與習得都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
人類社會很早就開始語言規劃活動。
從秦始皇時期的 “書同文”，到古巴比倫國王聘用雙語者從事商業貿易，從古“絲綢之路”上的
粟特人充當中國與中亞各國交往的語言中介，到我國唐代長安城開設譯館，提供語言服務，再到我國曆史上大規模的佛經翻譯活動，這些都是早期的語言規劃活動。進入現代社會以來，語言規劃逐步成為社會規劃的一個部分。在多語社會，不同語言給人們帶來了思想溝通、文化交流、信息傳遞與知識傳播等方面的障礙。為此，從國際組織到專業機構，從地區組織到各國政府，從跨國公司到學術團體，從學校單位到家庭個人，都是語言規劃主體。此外，互聯網時代的語言規劃還超越了地理疆域，進入虛擬網絡空間。可以說，語言規劃活動無處不在，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語言規劃是人類社會不可或缺的基礎工程。正如《語言規劃與社會變遷》一書作者羅伯特·庫珀所言，“規劃語言，就是規劃社會”。
02 語言規劃重點轉移
02
從學科發展史看，語言規劃研究興起於二戰之後，學科發展的初衷是解決戰後新興發展中國家的語言問題，應對第三世界國家現代化進程中亟待解決的溝通與交際問題。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語言規劃的目的較為簡單、一致，即把語言規劃看成國家與政府為解決多語世界的交際與溝通障礙，自上而下實施的“語言工程”。
英國著名語言學家韓禮德就指出：“多語社會中的語言規劃是一種積極的活動，而語言學家的角色就是土木工程師，負責實施政策，並幫助社會避免由於實施某項不可能成功的語言政策而造成災難。”從學科知識體系來看，語言規劃涉及諸多學科知識和多種研究方法。它不僅需要語言本體知識，也需要諸如社會語言學、教育語言學、系統功能語言學等應用語言學理論，乃至需要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多學科研究方法。
早期的語言規劃主要涉及對語言本體領域的規劃，如圍繞語言文字現代化、標準化與辭書編纂等開展的規劃活動。隨後，各國政府開始重視語言地位規劃，對多語社會中不同語言的地位和使用功能進行分配與規定。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語言規劃經歷了後結構主義轉型，當時語言規劃領域中產生了語言問題觀與語言權利觀的爭論。就在此時，美國學者理查德·魯伊茲提出了語言資源觀。他認為，在語言規劃中，將語言作為問題或者將語言作為權利的主張，並不利於解決現實社會的語言矛盾。為此，他提出應把語言作為資源來看待。在他這一具有生態主義取向的語言資源觀中，語言被認為具有多元的資源價值，具體表現在智識、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權利六個方面，因而語言不能僅僅被視為工具。由此，緩和語言矛盾、維護語言生態、避免語言衝突的學術主張，成為當代語言規劃研究的重要範式。
隨著全球化日漸加速，語言規劃的視野開始從社會語言學轉向語言社會學，關注重點也逐步從語言本體與語言使用狀況轉向語言的使用者與語言更為廣泛的應用功能，語言資源觀日漸深入人心。因此，語言規劃的重心開始轉移到“人”的維度上，日益關注人類語言多樣性與整個語言生態系統的和諧發展。
對於語言規劃學的學科屬性，北京語言大學李宇明教授認為，語言規劃是重要的社會治理活動，是研究語言功能之學，涉及政府或學術部門對社會語言生活及語言本身所進行的干預、調整與管理。同時，他認為，每個人、每個家庭、每個社區都在主動進行語言規劃，語言規劃具有“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兩種相輔相成的規劃路向並存之勢。
03 語言規劃研究面臨的“真實問題”
03
應用語言學研究始於真實世界的問題。全球化浪潮夾雜著“去全球化”聲音席捲而來，全球語言生態也處在激烈的競爭之中，強勢語言抑或霸權語言借全球化浪潮長驅直入，地區語言、本國語言、族裔語言又當何去何從？
事實上，語言的競爭是全球競爭的一個側影和真實寫照。當下語言規劃研究所面臨的“真實問題”主要表現為三大語言矛盾。
01 單一性與多元性的價值困境
面對全球化浪潮的衝擊，人類比任何時候都需要相互交流與溝通。從表面上看，以單一語言作為主要溝通方式似乎是最為經濟和理性的選擇。通用語規劃問題體現了將語言作為問題的傳統語言規劃思想，單一性的優勢在於注重簡單和實用性，可以有效降低人們的交流成本，世界通用語、區域通用語和國家通用語都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語言不僅是簡單的溝通工具，還是身份認同的“標記”，也是族群記憶的“容器”。當前，由全球化引發的國際人口流動，以及由此帶來的混雜型多語社會的語言身份認同正成為世界性的問題。語言多樣性是人類文化多樣性的表現之一，然而，語言在全球化浪潮之下正面臨著單一性與多元性的價值困境，人類語言的整體安全與生態發展正受到嚴重的威脅，也隨之給國家語言能力和語言資源帶來了嚴重的價值困境。當前我國的語言規劃注意到了單一性與多元性的問題。國家在積極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同時，在推進“語保”工程和各項語言規劃工作的過程中，高度重視對各民族語言與方言文化的保護。
02 國際化與本土化的價值悖論
語言規劃以促進對外溝通和相互理解為追求目標。然而，何以溝通？以何種語言溝通？
這是一個推進語言國際化與捍衛本土語言和文化的重要命題，涉及語言規劃的價值衝突，事關一個國家對全球知識體系的掌握和創新以及對知識話語權的參與和主導，其戰略意義深刻、影響深遠。在“全球英語化”這個充滿價值悖論的命題之下，英語作為國際通用語給非英語國家的語言規劃帶來極大的挑戰：在高等教育領域，英語作為教學語言的課程，成為一些國家追求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重要指標；在國際學術交流領域，英語作為科學語言的趨勢更是“暢通無阻”，不免引發各國對本土知識傳播和國際學術交流的文化焦慮。對以上幾種現象，我們都不能簡單貼上所謂“國際化”標籤，聽之任之。
在現有的國際格局中，這些語言現象背後充滿知識權力和國際力量的較量與角逐，我們需要從語言戰略規劃角度加以思考。例如，最近備受關注的科研領域對SCI評價指標的爭論，說到底也是學術研究領域的語言選擇問題。國內學者提出的科學研究論文以中文首發或是中英同發，乃至推動漢語成為第二國際通用語的觀點，都是對這一問題的思考。
03 工具性與資源性的價值博弈
語言究竟是工具還是資源？這是語言規劃的一個重要價值取向問題。自魯伊茲提出語言資源觀之後，這一語言政策與規劃的價值範式得到廣泛接受和好評，但也遭受到一些“非議”。國外有學者指出，魯伊茲的語言資源觀過於強調語言的經濟效用，體現了一種實用主義，從而忽視了語言公平性和語言權利等問題。對此，魯伊茲作了澄清和回應。他認為，語言規劃的價值定位主要分兩類，一類是規範性價值定位，另一類是描述性價值定位。語言作為資源的價值取向屬於規範性價值範式，而語言工具主義價值取向屬於描述性價值取向。但他強調，語言資源性包括語言工具性取向，但並不僅限於此，因為如果過度強調語言工具性，就會致使語言資源性在智識、文化、政治、社會和權利等方面的價值被忽視。魯伊茲對於語言工具性和資源性的辯證論述闡明瞭兩者之間的
博弈關係，而非二元對立關係。這一點對語言資源價值取向的研究影響深遠。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702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外刊 | 《時代》週刊：英語或成歐盟主要語言
文藝是世界語言，關鍵是怎麼講好“中國故事” | 社會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