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剑良丨文
鲍毓明案中一个“漏洞”，是他利用了14岁这个年龄设计。
一般情况下，14周岁以下的幼女，承诺无效，与14周岁以下幼女发生关系的，不管是否愿意，以强奸论。
鲍毓明是一个法律专家，他当然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是等到被害人年满14周岁后，再与她发生关系，被害人是否自愿，谁也说不清。
作为法律专业人士，鲍毓明巧合地“领养”了一个13岁多的女孩，经过一段时间的铺垫，既利用优势地位取得“信任”，又避开不满14岁构成强奸罪的刑责问题。
从警方立案又撤案再立案后不能及时结案看，可能是很难搜集到鲍毓明“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的证据，如此鲍毓明纵然人神共愤，在法律上也拿他没办法。
这引发一个思考：14岁的年龄门槛是否合理。
笔者赞成将其提升至18岁。不满18岁属于未成年人，通常认为其身体和心智发育并未成熟。对涉罪未成年人要教育挽救、适当从宽，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则应当坚持最大化原则。
在上述年龄问题上，不妨结合传统借鉴域外做法，分三档：
对与不满14岁女孩发生性行为的，直接定强奸罪，不问是否明知年龄；
对与14至不满16岁女孩发生性行为的，除非确能证明不知年龄，否则即按强奸罪论处；
对与16至不满18岁的，如果是女孩的特定关系人，如家庭长辈之于家庭成员、教师之于学生、医生之于患者等，利用了优势地位引诱发生性行为的，应认定为强奸。
第一档
同样是不满14岁，与现行刑法规定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一律认定为强奸罪，后者还有例外。按现行规定，如果不知对方未满14岁，还可以出罪。法律在此应强加主观认识义务，即自愿发生性行为时，至少要弄清楚是否满14岁，否则直接推定明知故犯。
第二档
14至16岁的未成年人，在外观上与成年人已经有较高的相似性，存在不明知的可能性，故而允许出罪，但平衡保护和打击的关系，对与14至不满16岁女孩发生性行为的，需要有行为人证明其无法认识其年龄，即法律强加举证义务。
第三档
进一步缩小打击范围，限定于处于优势地位的特定关系人，相当于目前司法解释规定的“对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但不应限缩为“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范，而与其发生性关系”情形，只要利用优势地位或未成年人处于困境状态引诱、影响发生性行为的，即按强奸罪论处。
（作者为检察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