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通俗的话，是这样说的：“赚到没留住的钱，叫赚过钱。赚到并且留住的钱，才叫赚到钱 ”，用通俗易懂的来说“赚到钱却没有留下来，那你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提高对世界的认知加上行动，才能赚到钱和留住钱。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毛泽东靠什么领导中国最牛创业的团队！
很多企业家、创业者、企业高管在聊自己在企业管理方面遇到的一些困惑，我发现他们遇到的问题都有一些共性：
一些相似的问题层出不穷，即使解决了又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刚解决完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又冒了出来，总是“按下了葫芦浮起来瓢”；
公司内部的团队、产品、营销，公司外部的公关、客户沟通，每件事情都要管理者来解决，让他分身乏术；
团队的能力总是提升不起来，管理者不得不亲自下场；
一大堆杂事、琐事始终缠绕着管理者，没有自由；
……
很多人都在说，仅仅管理一个十几人的团队，仅仅开一家店，就已经让他们叫苦连天。
这些问题，成为了很多人的“天花板”，限制了团队的成长及个人能力的提升。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很多朋友都在不停地找方法，可始终找不到所谓的“万能方法”，于是陷入了“有问题→找方法→有问题→找方法”的循环里。
每当这个时候，我都建议他们认真拜读了一下《毛泽东选集》，深入思考其内在的逻辑，等读通了，你就会恍然大悟：
最重要的不是升级方法，而是升级思维。
《毛选》里很多文章都有着极强的逻辑思辨能力，有了这种逻辑思辨能力，不仅可以对当下事物作出合理的估计，准确的判断，而且对事物未来发展的方向，衍变的可能性，也可以作出极其准确的判断。
逻辑思辨能力并不是一种天生的能力，它是用唯物辩证法思考问题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去掌握的，只不过掌握的程度却是因人而异。
唯物辩证法的本质规律是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但是我们今天不聊那么庞大的体系，只聊一下由此衍变出来的一个小规律，一个可以即学即用的规律。
这个小规律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叫做——可能性估计。
用这个小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去分析事物、判断方向、做出选择。
这个方法一共分为四个步骤，我们一一的来聊一聊。
二、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之所以会迷茫，是因为缺乏合理的目标，而要确定一个适合自己的目标，就必须要对自己周围的事物作出全面、准确的分析。
那么这种分析的第一步是什么呢？是判断事物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
《论持久战》里的逻辑思辨能力很强吧，那么这种逻辑思辨的分析首先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就是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可能性开始分析起来的。
那时候，一些人觉得中国打下去必然亡国，一些人又觉得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取得胜利。
于是亡国论和速胜论出现了。
亡国论的出现会给抗战造成悲观情绪，带来负能量，任其发展下去，就可能出现妥协、投降的危险。
而速胜论也很危险，发展下去便会出现决战、阵地战、盲动、冒险的思想，会给抗战力量造成极大的损失。
那么《论持久战》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自然就来了，中国同日本之间的战争，到底有没有胜利的可能性？
而要对一件事物发展的可能性作出分析，就必须分析事物内部的矛盾。
因为事物的发展，是由其内部矛盾规定，外部条件促成的。
于是我们在《论持久战》的分析中，就首先看到了毛泽东对当时中日战争这对矛盾着的两方面进行了分析。
一方面是日本的特点，一方面是中国的特点。
通过对矛盾着的双方进行全面的分析和估计，最后首先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抗战胜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是有可能打得赢的。
鸡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孵化出小鸡，但是石头不管给它什么条件，它也不会变成小鸡。
这就是说，事物的发展由内部矛盾规定，矛盾是其可能性的内在依据。
而分析一件事物的成功是否存在可能性的意义就在于，不会让你盲目的花费精力去做无用功。
那么，我们通过对事物内部矛盾的分析，可以首先确定这事有没有可能性，但是这只是第一步，如果只停留在这一步，那是远远不够的。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第二步：区分现实可能性还是抽象可能性。
如果我们只是说可能，那是不足以说服别人的，你甚至连自己都说服不了。
比如，你说你要成为下一个中国首富，这事有可能吗？
咱也不能全然就说它不可能，但是它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抽象，抽象得让人不知所措。
我们说抽象的可能性与现实的可能性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就在于，现实的可能性能找到非常充分的依据，而抽象的可能性则无法找到足够的依据。
你是一个师范大学的学生，你说你计划五到十年的时间，成为你们当地的十大优秀青年教师，这事就是现实的可能性。
同样的，你是一个师范大学的学生，你说马云也是师范毕业的，所以你将来也要成为中国首富，那这事就是抽象的可能性。
抽象的可能性并不是说完全不可能，而是支撑它的依据非常薄弱，你无法给你的目标确定合理的条件。
你说你师范毕业，要成为十大青年教师，那么你很容易就由此确定出实现你的目标，需要哪些外部条件。
比如先找一个你们当地的好学校，然后再通过哪些考试，然后再带出多少优秀的学生等等。
你通过对这些条件的确定，就可以支撑你实现你的目标，当然也许将来不一定是十大青年教师，也可能是别的什么荣誉或者成功，但是你一定是朝着目标的方向在一步步靠近，这就是一种非常成功的体验了。
而反之，如果这种可能性非常的抽象，那么其实你是很难给自己明确需要创造哪些外部条件的，从而导致你的努力都无从谈起，你的下一步怎么走也无法明确。
抽象的可能性带给人一种美好的想象，激发人的斗志，并不是全然没有意义的。
比如，毛泽东还在读师范的时候，就喜欢和一群校友谈论如何挽救民族危机，创造一个新中国。这对于当时他们的实际情况来讲，简直比你要成为中国首富还抽象得多，但是你能说它没有意义吗？
抽象的可能性可以给人一种精神上的鼓舞和对于未来的展望，但是你不能把它当做你下一个阶段制定的计划和目标，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否则就变成了空谈主义。
《论持久战》里阐明了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几个条件，这几个条件是：
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
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
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论持久战》
区分抽象可能性和现实可能性的意义就在于：现实的可能性能够找到充分的依据，通过这种现实的依据，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实现这种可能性需要的条件，有了这些条件，我们就有了目标，就知道该怎么办，该做些什么。
《论持久战》里给出了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理论依据，比如我们有了新的人，新的政党，新的抗日政策，新的军队，并且这些都在不断的发展，这种发展体现出了我们的进步性与正义性。
通过对这种正义性与进步性的深度分析，就可以确定出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几个条件，大家也就有了奋斗的目标。
然而到了这一步是不是就够了呢？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做的第三件事，是区分好的可能性和坏的可能性。
四、
在事物内部矛盾斗争的过程中，往往存在着两种相反的现实可能性，不是一方取胜，就是另一方获胜。
好的可能性就是内部矛盾中好的一方战胜旧的一方，促使事物向前发展；
坏的可能性就是内部矛盾中，旧的一方暂时战胜了新的一方，使事物出现停滞、倒退、复辟等现象。
同样的例子，你师范毕业以后，要成为当地十大优秀青年教师，是一个现实的可能性。
但是你也要估计到，万一毕业没拿到学位证呢？万一没能考进理想的那所学校任教呢？万一你设定的证书计划一个也没拿到呢？
提前对事物可能出现的坏的可能性作出充分的估计，有两个意义：
其一，可以帮助我们明确的同这种坏的可能性作斗争，借以消灭坏的可能性出现的机会。
其二，做好足够的准备应对坏的可能性出现以后的局面。
这种思维方式，是毛泽东一生处理各种复杂事件中常常用到的一种思维方式。
比如在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时候，因为船只有限，不能在敌人包围红军之前全部渡过大渡河，所以必须有一部分红军选择从另外一个渡口渡河，这个渡口就是著名的泸定桥。
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毛泽东只在书本上看到过100多公里外有一座泸定桥，但是现在那座桥是否还存在，他都不敢确定，更不要说能不能成功飞夺泸定桥了。
所以他当时就作了最坏的打算，给从大渡河渡口先渡河的红军部队，配备了一支极强的干部队伍，如果剩下的红军不能渡河，那么就由这支先渡河的部队，自己独自去开展局面，他就带着剩下的部队辗转去打游击。
当然，后来的历史证明了那里真的有一座泸定桥，而且桥还没有被毁，红军又完成了飞夺泸定桥这种难以想象的艰巨任务。
这种思维方式在后来也常常出现，比如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候，毛泽东便把中央指挥系统一分为二等等。
《论持久战》里也能体现，它对抗日中可能出现的妥协、投降空气、甚至反共、反人民的可能性都做了充分的估计，有了这种估计，就能提前作好应对方针，并对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作好准备。
到了这里，我们对可能性的理解是不是完成了呢？还没有。
我们还有最后一步，对可能性作出量的分析。
五、
复杂事物的内部往往不只有一种矛盾，而是存在多种矛盾的，而且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间是有可能出现相互转化的情况的。
所以事物发展的每一种可能性实现的或然率是不一样的。
所谓或然率，指的是可能性的数量和发展程度的一种范畴，比如一个实验，尝试100次，只成功了10次，那么或然率就是0.1，这就意味着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论持久战》强就强在，它对这种可能性的量的估计十分准确——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也即是说这种可能性的量的估计是100%。
这种量的估计不是随口说来的，比如我们摘一段：
“敌之企图是攻占广州、武汉、兰州三点，并把三点联系起来。敌预达此目的，至少出五十个师团，约一百五十万兵员，时间一年半至两年，用费将在一百万万日元以上。敌人如此深入，其困难是非常之大的，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论持久战》
《论持久战》对敌人的特点，力量，矛盾都作出非常全面的分析，对双方实力的估计准确到了兵力部署上，你找不到它还没有分析到的地方。
同时也对我方的各种特点、力量、矛盾都作了全面分析，最终得出这种可能性的估计是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这种估计是能够令人信服的。
这种估计最后从外在表现出来的，就是未来的可知，未来的精准预测。
要想对事物可能性作出量的估计，必须建立在足够全面的事实上，而不是建立在一厢情愿的，主观的猜测上，否则这种量的估计就不准确。
对事物可能性的量的估计，其意义在于帮助我们作出选择，在关键时刻，你选择什么？放弃什么？
很多时候，你选择一样东西，往往意味着要放弃另外一些东西，这种时候是非常考验一个人的判断力的。
而我们说一个人的判断力是否准确，其实质说的就是这个人对事物可能性作出的量的估计是否准确。
六、
以上，就是培养逻辑思辨能力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叫做——可能性的估计。
这种方法分为四个小步骤：
第一，分析可能性与不可能性；
第二，分析现实可能性与抽象可能性；
第三，判断好的可能性与坏的可能性；
第四，对可能性作出量的估计。
四个步骤的核心，还是在于矛盾的分析。
《毛选》中有很多这类方法，其本质是唯物辩证法的一种外在体现。我们拿着这种思路去读《毛选》，就能看明白当时毛主席为啥面对同样的事物，能作出这样的分析，他为什么要这样去思考？
很多人觉得管理十几人的团队、开一家店都觉得累，可那些杰出的人管理的是几万人的团队、几百家的连锁店，而毛主席管理的是几百万人的军队、几千万的共产党员、几亿的中国人民。
显然，毛主席的思维方式与一般人绝对不一样。
那么问题来了：毛泽东靠什么思维领导中共呢？
其一：看待问题时的思维
一般人的思维：看问题的表面现状。
“遇到了问题，那就解决问题嘛”，这就是一般人的思维方式，所以他们的行动路线图是：有问题→解决问题。
这种思维方式看似没错，但相信很多人已经有了相应的痛苦体验：治标不治本，只解决问题的表面会使问题不断的反复、反复、反复，也使人们不断地重复无效行为，很多问题变成了“顽疾”。
这些问题就像时刻在耳旁“嗡嗡嗡”的蚊子一样，如果只是挥手去驱赶，那么即使它飞走了，过一会儿又回到耳旁继续“嗡嗡嗡”，让人不厌其烦……
毛泽东的思维：看问题的核心本质。
毛主席在遇到问题时，会多问几个“为什么”：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发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如果改变了一些因素，就可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么这些因素是什么？
所以，毛泽东发表的很多见解都是非常深刻、入木三分，他的行动路线图是：
有问题→思考问题的本质是什么→从问题的本质入手→解决问题
1927年5月，蒋介石、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上万人共产党员、人民群众被残忍杀害。危急关头，毛泽东质问陈独秀：“为什么要下达不反击的命令？”
陈独秀回复：“如果反击那国共就再也难以合作，现在还要依靠国民党，难道要跟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人翻脸吗？我也知道汪精卫摇摆不定，不是还有冯玉祥吗？”
毛泽东说：“难道我们要一直受制于人？西山会议反共，我们只能依靠蒋介石；蒋介石反叛了，我们又寄希望于汪精卫；现在汪精卫摇摆不定，我们现在又寄希望于冯玉祥？这些表面的方法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手上没有兵！”
是啊，之所以出现一大堆的问题，根源就在于“我们手上没有兵”。
随后大革命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8月7日，在武汉举办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
这就是解决“我们手上没有兵”这个根源问题的方法。
那么，依靠谁来拿起枪杆子呢？
毛泽东说：革命为了谁，谁就是我们依靠的力量。中国有90%以上的人口都是农民，他们的力量大得很。所以，答案一就是要建立属于工农群众自己的武装力量。
怎样让广大农民行动起来呢？
毛泽东说：显然，农民最需要土地，只要让最广大的农民耕者有其田，农民就会行动。所以，答案二就是土地革命。
后来，毛泽东明确提出：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根本问题是农民的土地改革问题。
看到了吗？
毛泽东看待问题是直指本质核心，解决问题的方案是针针见血。因为他知道：其他花里胡哨的方法都是表面工作，如果不直接触达问题的核心本质，那么类似的问题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那么，我们呢？是想从表面解决问题，还是想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其二：达成目标时的思维
一般人的内在发问：我怎么达成这个目标？
基于这种发问，一般人的行动路线图是：
有目标→一路往前冲→努力、加油、奋斗→达成目标
若只是个体，用这种思维倒是可以，但若是团队创业者、领导者拥有这种思维，又会让他们陷入瓶颈，比如：
任何情况下都是“事必躬亲”，使自己被淹没在细枝末节的事务之中，反倒忽略了更重要的事：领导团队看大方向。
你只有一个大脑、两只手，你的一天只有24个小时，如果什么事都是自己干，那么劳累、时间不自由等问题就随之而来；
很多人只会自己干，却不知道怎样把能力复制给团队的其他人，可这样会让达成的结果是有限的。
……
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十几人的团队只靠你一人“干活”来达成目标，你怎么可能不累？除非你三头六臂。
假如几百万的解放军部队只靠毛主席一人“干活”来达成目标，那还怎么得了？幸好，毛主席的思维根本不是这样。
毛泽东的内在发问：我怎么让所有人都能达成这个目标？
作为领导人，毛主席知道他必须关注大方向、大路线、大战略，所以，他不会把过多精力投入到细枝末节的具体事务之中。对于达成目标，他的行动路线是：
有目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来测试→形成达成这个目标的方法论→将方法论传达给整个团队→让团队所有人都达成目标
在《实践论》中，他提出了“人类认知发展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这样的哲学思想！
他将《实践论》中的哲学思想运用到了现实中，他总结了井冈山游击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制定了“游击战十六字诀”。
如果说“招术”就是所谓的方法，那么“游击战十六字诀”就是方法论了。
它是方法的升华，来源于方法、高于方法，同时又可以衍生出无穷无尽的方法。
正是“游击战十六字诀”的方法论指导，战士们通过不同的地理情况，不同的气候情况，衍生出了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破袭战、围困战、伏击战、窑洞战、联防战、捕捉战、水上游击战、拔点战、攻心战、坚壁清野等战法。
一般人的思维是“让自己干”，毛泽东的思维是“让所有人干”；
一般人研究的是让自己能干成的“方法”，毛泽东研究的是“如何让所有人干成”的哲学问题，以及让所有人都能创造方法的“方法论”。
只要让大家都能达成目标了，自己就可以抽身出来，反而事半功倍。
其三：面对多种多样问题时的思维
一般人的第一反应：这么多问题，错综复杂而且矛盾重重，我该怎么解决？
工作中，我们遇到的问题并不是一个一个到来，有时是成串成群的到来。企业里，管理者往往要同时处理市场、营销、人事、产品、财务、策划等一系列的事务，这些问题不但看似繁杂、没有章法，而且互相内耗，让人感觉“顾得了东头，就顾不了西头”……
很多人最怕遇到这一大堆问题，他们的行为路线是：
遇到各种问题→搞不清头绪，不知从何下手→手忙脚乱，毫无章法
结局上的“顾此失彼”来源于布局上的“一盘散沙”，布局上的“一盘散沙”来源于行为上的“毫无章法”，行为上的“毫无章法”来源于思维上的“乱七八糟”……
说到底，一切都是思维层面的结果。
毛泽东的第一反应：这些问题里，主要矛盾是什么？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
毛泽东会对问题有深层次的认识，然后进行归类、识别，然后将精力花在只解决重要问题上。他的行为路线是：
遇到各种问题→寻找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提纲挈领，只抓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矛盾论》一书中，毛泽东指出：矛盾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也就是说各种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在同一层次，需要找出所有问题中最主要的矛盾，并始终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
毛主席本人将这种思维实践得最经典的一次，就是他1956年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该文也于1976年12月26日刊载在《人民日报》上。
一个团队、一家企业遇到的问题再多，也没有新中国在发展初期遇到的问题多吧？如果真要一个一个的说，那恐怕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可毛主席却运用他高超的政治智慧，在纷繁复杂的“问题海洋”里抽丝剥茧，从十个不同的角度提炼出了十大关系，抓住了主要矛盾。
这“十大关系”好像也有些繁琐？
好，那毛主席进一步抓核心，最终提炼出一句话：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思想，是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
诺大一个中国，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问题，却被这么一句话总结了。
服不服？什么叫眼光独到？什么叫提纲挈领？什么叫纲举目张？
只要抓住了主要矛盾，只要把精力花在解决核心本质问题上，其他问题都会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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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交待下属完成任务时的思维
一般人的思维：我要比下属能力强才行，这样才能指导下属如何工作。
拥有这种思维的人，会很容易陷入瓶颈之中：
工作需要各个方面的能力，难道你在任何方面都要比下属强吗？如果这样的话，你需要“自我提升”多久？
你是团队里、企业里能力最强的人，那么你本身就成为了团队、企业发展的“天花板”；
如果看到下属做得不如你好，你常常会忍不住说“放着我来”，结果把太多本该由下属承担的担子又压到了自己身上；
如果一直指导下属如何工作，那么整个过程中下属一直是被动接受的，成长缓慢，久而久之又将你自己放在重担之下；
……
试问，如果领导者的能力要比下属强，那还要下属干什么？身为领导者必须打破这个思维惯式，从更高的思维层面指导下属。
毛泽东的思维：我只抓战略部署，并在战略要点方面让下属为结果负责，具体工作都放权给下属做。
我们知道，毛泽东是个名副其实的战略家、军事家，他指挥过千军万马，但他本人一生中很少拿枪，除大柏地战役之外，他从未持枪上过战场。
下面这张照片，是他千千万万张照片里唯一一张拿枪的照片。即便这样，那也是解放后的1964年。
若单论战场上冲锋杀敌的能力，毛泽东恐怕比不上众多军事将领。
那么，毛泽东凭什么能让众多军事将领听他指挥呢？
笔！
拿破仑曾说：“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有力量，一是剑，二是笔，而笔比剑更有力量！”
毛泽东这双很少拿枪杆子的手，却时时刻刻握着笔杆子。通过笔杆子，他向各位传达思想主义、战略部署。
面对这些骁勇善战的军事将领，他绝不会“外行指导内行”的教他们如何提升杀敌技巧，只要下属明白其战略意图，能为结果负责，他就充分尊重下属们的意见，放手让他们大干一场。
最值得称道的一次发生在1948年，那时还处于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通过中央军委，命令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南下，渡江跃进闽、浙、赣，此时却遇到前线将领粟裕提出不同的建议。
毛泽东非常重视，立即电邀粟裕前来面商。
粟裕是从无数次实战中走出来的军事将领，他在毛泽东面前详细分析了当前的战局形势，认为只有在中原实施打大歼灭战才能改变整个战争态势，这才是最佳选择。
同时，粟裕还从军力资源的角度上分析，认为在中原实施打大歼灭战是可以执行的。
最后，粟裕表示能完成自己的战略构思，并愿立军令状。
此时，毛泽东公开夸赞粟裕的战略构思比自己高明，表示放下渡江跃进闽、浙、赣的原计划，并任命粟裕为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兼代政委。
只有领导那些专业能力比自己强的下属，才能形成狼性的团队。
如何才能使下属愿意为结果负责呢？
靠思想、靠格局。
其五：规范团队管理时的思维
一般人的思维：我要制定一些规章制度，告诉大家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说实话，谁愿意被人说教？就算把一大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规章制度贴在墙上，有几个人自觉遵守了？又有几个成功的团队是靠规章制度管理出来的？
我们见过最无效的管理行为，就是不停的给团队讲道理、讲道理、讲道理
事实上，人性天生就不愿被一堆规条所束缚，当那些人因管理不善而抱怨“团队不按规定来”时，是否考虑到根源在于自己思维的局限？
毛泽东的思维：我要在组织里营造文化氛围，靠文化驱动团队。
靠什么呢？
靠团队文化。
团队文化是怎么形成的呢？靠团队领导人的以身作则。
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行动号令，提出了“自己动手、生产自给”和“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方针。
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下地干农活，连毛泽东自己都不例外。
那些将蒋介石捧为“高高在上”的委员长的国民党干部，他们一定想不到，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也是一个干农活的好手。
就这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文化氛围就根植于每个共产党员的心中，即使没有任何制度监督，也没有人偷过懒。
1946年，24岁的毛岸英从苏联到达了中国延安，时隔19年后才见到自己的父亲毛泽东。
此时的毛岸英已经养成了在苏联军队的习惯，无论是穿着还是行为举止，都与红军的文化氛围格格不入。
见面后，毛泽东说要考一考儿子，毛岸英还以为父亲是要考他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员里学到的知识。谁知毛泽东一说出问题，儿子就傻眼了：
陕北的一亩地，一年能打多少小米？
一头猪崽多重算是出栏？喂到出栏需要多长时间？
……
显然，不熟悉农活的毛岸英肯定回答不上来。在他看来，这些问题不值得拿出来说。
可毛泽东不这么认为，他告诉儿子：中国是农业国，农民占90%以上，如果你不懂农活，怎么深入群众？怎么了解中国国情？
就这样，毛岸英刚从苏联回国才1个多月，就被毛泽东送到了“劳动大学”学当农民。
毛泽东的要求是，皮肤就要像农民一样黑，手上要有农民手上一样的老茧，如果学不成，就不能回延安。
1950年爆发抗美援朝战争时，毛岸英也作为一名普通志愿军战士奔赴前线。
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但丝毫不享有特权，那时“保家卫国”就是整支解放军部队的文化，千千万万的英雄战士靠这种文化的驱动，雄赳赳、气昂昂的跨过了鸭绿江。
整个解放军、共产党，甚至整个新中国的文化氛围是如何形成的？就是靠伟大领袖毛泽东以身作则做表率。
当一个组织不靠规章制度来管理，仅靠文化氛围就能充分驱动的时候，你知道团队的力量有多大吗？
曾经的我也走过一段思想上的成长历程：
当我还是一个学生时，我对于课本上的那些枯燥的政治概念、党史非常头疼，若不是为了考试分数，谁会主动去读这些呢？
可当我步入社会、阅历增多时，当我有了创业经历，遇到企业管理的困惑时，再回看《毛泽东选集》才如拨云见日一般豁然开朗，原来答案一直在身边：
那些看似很高大上、青涩难懂的概念其实并不神秘，这里不全都有体现吗？
自己创业时亲身经历的迷茫和困惑，这里不是已经从根子上解惑了吗？
创业里栽过的坑，迷茫时走过的弯路，执行时难以突破的瓶颈，这里不就是答案吗？
原本头脑里乱七八糟的碎片化认知得到了梳理，对创业路程经历的很多错误想法得到了纠正。
时至今日，我还不敢说我完全看懂了《毛泽东选集》，仅仅凭他领导中共的思维就足以让我受益匪浅。
对比毛泽东领导中共的思维与一般人的思维，至少我们会有以下领悟：
1，产生问题的思维里，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只能让思维站高一线，那些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2，“思维的升级”高于“方法的升级”。只有在思维上看清了问题的本质、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才能达到“升级方法”永远也达成不了的结果。
3，心中装的事业有多大，思维的领域才会有多大。若将领导几百万人、几千万人、几亿人的智慧讲给心中只容得下十几人、小团队、甚至只有自己的人，并让他们融会贯通，那是不可能的。
4，你永远赚不到，超出你认知范围外的钱，除非你靠运气。
但是靠运气赚到的钱，最后往往又会靠实力亏掉。
这是一种必然。
5，你所赚的每—分钱，都是你对这个世界认知的变现。你所亏的每一分钱，都是因为对这个世界认知有缺陷。
这个世界最大的公平在于：当一个人的财富大于自己认知的时候，这个社会有100种方法收割你，直到你的认知和财富相匹配为止。
2500年前，孔子其实就已做过提醒：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
人人都得为自己的愚蠢买单，这并不过分。
与你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