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法国商人
每一件事物背后，都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
所以，一辆小小的黄包车，影响了千千万万个家庭，影响了一个时代发展节奏。
它改变了城市的交通和风貌，成了一种成千上万百姓生存的仰仗，而当它退出历史之后，也成为了民国时期必不可少的标志记忆。
关于黄包车的种种，要从一个叫米拉的法国人说起。米拉是个十分精明的商人，在日本接触到了一种叫人力车的代步工具后，他迅速地发现了其中商机，但是能够让这个小小的代步工具变现的机会并不在日本，而是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中国。
1873年的春天，怀揣着无限希望的他，从日本来到了中国最摩登的城市，上海，开始了他的掘金之旅。首先，他向法租界公董局（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是上海法租界的最高行政当局）发出了一份“手推手”的10年专利的经营申请。面对这样一个新鲜的东洋事物，公董局的官员通过了几轮讨论之后给予了反馈。
公董局拒绝了米拉的专利申请，这样的反馈，让他有些失望，但并没有断了他的希望，因为公董局允许了他人力车行的开业。因为这对于政府来说，此类车的运营既能改善交通，又能够增加税收。不管怎样，米拉算是成功了一半。于是，次年春天，米拉注册了上海首家人力车公司，也开启了人力车在中国的历史。
领跑城市的车轮
1月20日，一个则“外国小车出赁”的启示登上了上海的报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今有本行新到洋车，与中华车大不相同，不论天暗下雨，一样可推。车上另有篷帐，下雨不湿衣服,格外奇巧,贵客商欲坐者，请至本行贾可也”。
很快，300辆人力车开始在上海滩的大街小巷奔走，车夫们来去匆匆，给人们的短途出行带来了便捷，也带动了整个城市的发展节奏。
随时时间的推移，人力车得到了更广泛的普及，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街道上发照运营的公共人力车已经超过2.3万辆。
人力行业之所以能够迅猛发展，主要是因为其车费价格很低，是当时城市里的普通百姓都能够支付得起的出行工具。与此同时，人力车行业对于经营者来说，这其中的利润十分可观。
生活并不富裕的车夫，没能力购买一辆人力车，所以只能像出租公司租赁。掌控资本的老板们，自然就会有着丰厚的中间利润。19世纪末，一辆日本制造的人力车售价为15元，租一辆人力车每天400至600文钱，其中约1/3用于车辆保养。老板在出租人力车只需一个月就能收回成本，而后所得都是利润。尤其，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当国内能自行制造人力车后，车价更是大幅度下降。这个盈利快，且报酬丰厚的行业快速地吸引大批商人进入，也因此促动了整个行业的发展。
本土化的东洋车
1913年，上海工部局公开了一项规则：所有公共人力车须漆成黄色。于是，这源自于日本的“东洋车”有了新的并在后来为人所熟知的名字“黄包车”。
黄包车体积不大，但是设备却很齐全，都会装上铜喇叭、脚铃和车灯，夏天有防雨遮阴的帆布篷子，冬天则会用棉布的篷子。做工再上一个档次的，车上会有些精巧的铜花活。
随着黄包车普及，它是车身也经历了一个演变发展的历程。
最初引进的黄包车车身都很高，木制的双轮外面包着铁皮，在路上行运时会发出很大的响声，且乘客也会倍感颠簸。经过不断改进后，黄包车的车身放低了很多，用钢丝铁圈代替木轮，外箍橡胶车胎，增加靠背和弹簧坐垫、车灯等等，乘客乘坐时也更加平稳舒适。
车夫们的服务也是很好的，对客人们很殷勤，一个西方人曾写道：“台风季节来临时，车夫会将你从门前背到黄包车上，或从车上背到门前，以免你弄湿了鞋子。”如此，黄包车在中国历史的拐点上，适时地出现，承载着时代的故事，走向未来。
时代的浪漫和车夫的命运
时至今日，黄包车已经成为了人们对民国时代的集体记忆，但凡民国的小说、影视作品中，黄包车都是民国味儿十足，又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现今，有许多景点，为了让游客体验浪漫的民国氛围，还会特地仿制一些黄包车，给游客体验。
可是，对于民国时期的车夫来说，黄包车并无半点浪漫，而承载着他们艰辛的生活。
老舍的《骆驼祥子》里，我们可以看到黄包车夫生活最真实的一面，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地位卑贱，经济困顿。这些人大都来自农村，且家境困苦，没有接受过教育，没有一技之长，在城市里只能靠出最原始的劳动力谋生。所以，黄包车便成为了许多普通家庭的择业之选。可是他们的收入和辛苦程度，并不能吻合。每日高强度的劳动，换来的却是难以维持生计的收入。
在1930年代的上海，黄包车夫拉车的净收入月均不到9元，却远不够家庭的每月支出。所以，在《骆驼祥子》中，祥子人生的终极理想就是拥有一辆自己的黄包车，但这个微弱的理想，最终还是破灭了。这并非老舍先生戏剧化的创作，而是一个时代的写实记录。
可就是这些街头上黄包车夫来去匆匆的身影，以及那车轮下淋淋的汗水，推动着城市的发展，折射一个时代的生活节律，也给了今天的我们一份永恒的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