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昊（上海師範大學世界史系）
1274年十月（公曆十一月），日本北九州的海面上突然出現了黑壓壓的一片船隻，這就是從高麗駛來的蒙古、高麗聯軍的船隊。十月五日，蒙古、高麗聯軍攻下對馬島，十五日攻入壹岐島，而後由900艘軍船組成的龐大船隊出現在了九州島西北部的博多灣。十月二十日，蒙古、高麗聯軍在博多灣登陸，這就是東亞歷史上赫赫有名的“第一次蒙古襲來”，或以日本的年號稱為“文永之役”。
1281年六月，滅亡南宋之後的蒙元再度來襲，蒙古、高麗聯軍再度渡海出征，南宋降軍也作為江南軍從慶元（寧波）出發投入戰場。在江南軍未抵以前，蒙元、高麗聯軍再度進入博多灣，因日方已修築防禦工事，聯軍未能成功登陸，不得不退回海上（後來的事情就眾所周知了）。這就是“第二次蒙古襲來”，或稱“弘安之役”。
蒙古襲來繪詞
作為日本列島所遭遇的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外敵入侵的危機，“蒙古襲來”給日本列島社會乃至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帶來了深刻的影響。這一事件同樣也是談論中日關係史時絕對繞不開的話題。“蒙古襲來”的題材在日本歷來都有很高的關注度，著名歷史學家網野善彥、黑田俊雄、村井章介等都曾撰寫過關於這場戰爭的書籍。在本次“蒙古襲來”專欄中，筆者將從與這場戰爭有關的貿易、港口、島嶼、經濟、政治和宗教形勢等為大家呈現“蒙古襲來”的多重樣貌。但在本次專欄的開篇，筆者並不想直接講述戰爭的前因後果或者戰鬥的進程，而是想要講一講“蒙古襲來”的兩個關鍵的地點。其一是弘安之役時江南軍的出港地寧波；其二是蒙元、高麗聯軍兩次選擇的登陸地點博多灣。通過對這兩個地點的介紹，我們可以知道在“蒙古襲來”發生以前，中日之間的交流究竟呈現出怎樣的樣態。
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寧波可謂鼎鼎大名。寧波古稱明州，作為南宋最重要的貿易港之一，“南則閔廣，東則倭人，北則高句麗，商舶往來，物貨豐衍。”明州在唐末逐漸成為對外交流的窗口，北宋起初，設兩浙市舶司於杭州，992年搬到明州定海縣，而後改為杭州、明州兩地並置。在遣唐使的時代結束以後，中日之間的國家間外交中斷，海商成為了新的主角。11世紀以後，去往日本貿易的船隻出港地基本上都限定在明州。12世紀以後，南宋朝廷搬到“行在”臨安，南宋政府有意識地將兩浙路的貿易港限定在明州一處。根據榎本涉的統計，從13世紀到14世紀上半葉，除意外漂流而來的零星船隻以外，中日間船隻的往來基本都限定在明州入港。當時，日本的船隻經昌國（舟山）到明州入港前往杭州等地。來自福建、浙江等地的海商則需要到明州的市舶司尋求出港許可，而後出港貿易。此外，明州同樣也是通向高麗的港口之一。
博多車站
與寧波相比，博多這一地名在國人心中並不出名。但事實上，博多即使在現今的日本仍然是個比較重要的地名，也就是九州島最大城市福岡的博多區，乘坐過東海道·山陽新幹線的朋友一定知道，博多是這條橫貫東西的高鐵線路的西端終點站。福岡的地鐵空港線則在博多站地下橫穿而過，在中洲川端站與箱崎線相接。長期以來，日本的歷史學者都對博多知之甚少，直到1977年修建地鐵時，在博多車站北側出土大量宋代瓷器，震驚世人的博多遺址群自此名揚天下。由此，曾經的對外貿易港口博多的繁榮景象浮出了水面。
上世紀80年代，在寧波的天一閣發現了三塊乾道三年（1167）的寺院參道鋪石。三塊鋪石上刻有捐贈者的名字，分別是張公意、丁淵、張寧。但有意思的是，這三位捐贈者並非南宋時寧波本地的居民，而是署名“建州普城縣寄日本國”“日本國大宰府博多津居住弟子”“日本國大宰府居住”。除了張公意以出身地普城縣（福建南平市浦城縣）自稱之外，後二位都以日本居民自稱。其中“大宰府博多津”就是北九州的貿易港博多。
大宰府的政廳位於福岡市區的南部，在平安時代是日本的對外貿易管理機構。但在9-12世紀，大宰府已漸漸不能徹底地維持官方的貿易體制。鎌倉時代以後，御家人武藤氏成為大宰府實際上的責任者（大宰少貳，大宰府的次官，武藤氏自此稱少貳氏），並設立守護所，成為博多的統治者。大宰府政廳以北的海岸一帶原本設有外賓接待設施鴻臚館，1987年鴻臚館遺址在福岡市平和檯球場發現，出土了大量唐末至北宋的青瓷。11世紀中葉前後，大宰府鴻臚館的機能逐漸停止。在此期間，來到大宰府貿易的宋朝商人開始在鴻臚館以外建設房屋，在博多建立自己的貿易據點。
滋賀縣西教寺藏有一部1116年抄寫的《兩卷疏知禮記》（四明知禮對《觀音玄義》的註釋），其後附有識語：
五月十一日，筑前國博多津唐房大山船龔三郎船頭房，以有智山光明房唐本移書畢。
這部佛教典籍的抄寫者龔三郎，是一位船主，他的姓氏是漢姓，當是一位宋人或宋人後裔，他居住的地方是“博多津唐房”，也就是博多宋朝商人的集中住宅。此外，在《教訓抄》《中右記》《榮西入唐緣起》等史料中，也能看到關於唐房（唐坊）的記載（事實上，1990年在南九州鹿兒島持體松遺址、倉木崎海底遺址也發現了大量陶瓷器，柳原敏昭、服部英雄等論述了九州各地存在“唐房”的可能性）。當時的博多，其實是建在入海口息濱和博多濱兩塊巨大的沙洲之上。西邊是海灣，東邊是陸地，南面是比惠川。港口在博多濱的西側，與息濱形成一個半月形，宋朝商人的唐房就緊鄰著這片繁忙的港口。唐房的東側，則是日本人聚居區，再向東北一點，是稱作“宋人百堂”的宋朝商人墓地，後來被改建為聖福寺。這些11世紀後半葉至13世紀居住在博多，從事貿易活動的宋朝商人就是“博多綱首”，綱首就是貿易船的船主，又叫都綱。在唐末的新羅海商巨鱷張保皋覆滅之後，華人海商逐漸成為了東亞海域貿易的絕對主角。在高麗，在日本，都能看到華人海商聚居區存在的痕跡。12世紀後半葉，宋朝商人們的居住區突破唐房的範圍，擴展到博多全境，並與日本人雜居。
筥崎宮
那麼，這些宋朝商人們的生存和貿易形式是怎樣的呢？我們來看兩個具體的例子。第一位叫做張光安，他在史料裡大量出現，其實是因為一則他的死亡訊息，日本佛教天台宗的史料《華頂要略》當中記載：
山門末寺大山寺所司登山訴申，神人通事船頭張光安，為八幡宮權別當宗清法印代官筥崎宮留守寺主行遍，同子息左近將監光助等，被殺害事也。依之於權別當宗清，可召賜山門，於彼殺害地博多津並筥崎社者，可被成山門領之由，勒奏狀訴申之……
史料中引用的是一封訴狀。裡面說博多有智山大山寺派人到上級寺院延歷寺（即山門），向延歷寺總部彙報博多筥崎宮神社的留守行遍及其子光助殺害“神人通事船頭張光安”一事。在別的史料當中，張光安又被叫做“大山寺神人船頭”“山門末寺鎮西大山寺神人”“大山寄人博多船頭”，換言之，宋朝商人張光安是一位與博多大山寺有主從關係，接受大山寺保護的“神人”（前面那位龔三郎的船隻叫做“大山船”，應該是同樣的關係）。殺害張光安的筥崎宮留守，是京都石清水八幡宮的下級，因此延歷寺接到大山寺的彙報之後，立即要求召石清水八幡宮的長官宗清（兼任筥崎宮檢校）上山，並向朝廷告狀，要求朝廷重罰筥崎宮，將博多津和筥崎宮劃為延歷寺領地。朝廷收到延歷寺的上訴之後，試圖安撫延歷寺的僧眾，但僧眾不聽，就要抬出日吉、祇園、北野神輿，發動嗷訴，也就是以神意為支撐的帶暴力性的“上訪”行為，脅迫朝廷遵從他們的意願。
顯而易見，博多的宋朝商人張光安生前曾以博多地區的實力派寺院大山寺為後盾，他被筥崎宮的人殺死，引發了筥崎宮、大山寺各自的上級，也就是京都周邊兩大宗教勢力延歷寺和石清水八幡宮的衝突。以九州當地乃至中央的政治或宗教勢力為後盾，是當時生活在博多的宋朝商人的常見生存方式。張光安死後，延歷寺看似義憤填膺，其實從他們的訴求也可以看出來，延歷寺希望把博多津和筥崎宮劃為延歷寺領地，這顯然是看上了博多的外貿之利——這同大山寺與張光安的互相利用關係別無二致。
圓尓
比張光安略晚的宋朝商人謝國明，曾經在大河劇《北條時宗》當中出場，由著名演員北大路欣也（《半澤直樹》裡面的東京中央銀行行長）飾演。這位謝國明在史料中有個頗為日本式的名字“謝太郎國明”。謝國明是博多禪宗寺院承天寺的創建者，他還是宗像神社領地小呂島的地頭領主，此外還有博多近處的野間、高宮、原村等多處土地。南宋禪宗五山第一、浙江餘杭徑山寺失火之時，1244年依自己相熟的入宋留學僧圓尓（1202-1280）的請求，謝國明運送了木材一千枚給徑山，幫助徑山寺重建。木材送到後，徑山一方支付了三萬貫錢。顯然，這是一次披著捐贈外衣的貿易活動，船隻的派遣主體不是謝國明，而是圓尓。而站在圓尓背後的，是當時京都權傾朝野的攝關家大佬九條道家（1193-1252）。謝國明就這樣作為圓尓、九條道家的代理人與徑山完成了交易。
在鎌倉時代，博多的宋朝商人們尋求日本內部寺社和政治權力的保護，甚至像謝國明一樣獲得領地，成為領主。並且，當時的貿易船並非博多綱首個人獨資派遣，背後一般有大寺社及政治勢力的支持。換言之，宋朝商人們是日本大寺社、大貴族的貿易委託代理人。當時的朝廷、幕府、大寺社、大貴族很多都參與到對宋朝的貿易之中，他們往往以籌措寺院資財為目的，充當貿易支援者和出資者。譬如1242年，另一位朝廷重臣西園寺公經（1171-1244）派遣的貿易船回國，獲利“錢貨十萬貫”及“種種珍寶”。
蒙元軍隊兩次的登陸地點，實際上是當時日本最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也是活躍在東亞海域上的貿易商人最為熟悉的地方之一。博多是優質的海港，也是極好的登陸地點。蒙元、高麗的船隊出現在博多灣之前，這個繁榮的貿易港口，已經迎來送往了一批又一批宋朝商人的船隊。當然，這些宋朝商船上的船員或許有著更為複雜的背景，就像沉沒在朝鮮半島附近海域的元代商船“新安沉船”（1976年發現）那樣，這艘中國製造的尖底船（戎克船）上，有著很多寫有日本東福寺、筥崎宮字樣的木簡，船上用具既有中國的鍋，又有日本的漆碗和木屐。這艘貿易船上應該曾生活著一群中日混合的船員隊伍。事實上，當時生活在博多的宋朝商人中，還有不少人娶當地女子為妻。“博多綱首”們率領著的是一隻混血的隊伍，博多也是一座混血的城市。這就是蒙古襲來前夜博多灣的真實景象。
九條道家
蒙元帝國所面臨的是中日貿易發達的南宋-鎌倉時代。當時的日本，以京都鎌倉東西兩大都市為中心，沿岸航運交通網絡和大大小小的交通、貿易港口城鎮逐漸發展起來。日本的各條沿岸航運交通網絡匯聚到博多，進而與通往南宋、高麗的東亞海域貿易網絡相連。擔任幕府執權、掌控鎌倉幕府實際權力的北條氏積極地增強對交通、物流要地的控制，這些交通要地很多都成為北條氏的領地。京都的朝廷也同樣如此。日本的各路政治勢力正在以各種形式參與到對宋朝的貿易當中，享受著從寧波源源不斷地運送而來的宋朝商品的便利。就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蒙元帝國的崛起打破了海面的寧靜，東海、黃海與日本海之上風浪驟起。這場歷史上著名的國際戰爭，將給東亞世界的格局帶來怎樣的轉變？繁榮的中日貿易是否還能繼續下去？接下來，在這個專欄之中，我們將持續關注“蒙古襲來”這場國際性戰爭背後的多重因素，為大家還原蒙元帝國給日本帶來的巨大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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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井章介：《中世日本の內と外》，東京：築摩書房，2013年
榎本涉：《東アジア海域と日中交流》，東京：吉川弘文館，2007年
山內晉次：《奈良平安期の日本とアジア》，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年
柳原敏昭：《唐坊と唐人町》，載荒野泰典等編：《倭寇と「日本國王」》，東京：吉川弘文館，2010年
責任編輯：於淑娟
校對：張亮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