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之劉邦，之初想定都洛陽，婁敬等堅決反對，理由在於由西北而向東南，就態勢而言為順勢，處於西北之長安較傾於東南之洛陽要嚴寒，由嚴寒之地向溫溼之地，從生活之舒適而言是進步，但若從精神方面則為退步；況且長安，離匈奴要近，漢朝危機在西北在匈奴，長安離危機區較近，都城建在危機區較近的長安則朝庭上下有一股枕戈待旦的警惕心，此警惕心正是漢朝江山能夠穩固的精神防線；當然，長安易守難攻也是一重要的理由。劉邦聽完立即醒悟，於是改遷長安，遂有西漢二百餘年的大氣象。東漢劉秀則不然，礙於長安戰亂後的破敗，又顧忌東漢大臣多出於中原，故因勢定都在洛陽。東漢之氣象遠遜色於西漢，與此定都謀略之淺顯大有關聯。
在中國歷史上有一規律。以地形、氣侯與人文論，西北高而寒且貧瘠，東南低而熱且富，由西北而至東南，是一順勢，合於人之常情。然而，由西北傾於東南，西北會日顯貧弱，東南則富足過度，有奢靡壅滯的隱患。都城建在東南，其勢雖為順勢，合於人情，然而西北會日見荒蕪，時日既久，終會釀成災禍。都城建在西北，則可吸收東南之餘財，以平衡西北之貧與不足，如同人之身體，為了平衡全國物資，精神上自會有奮進的志氣，恰好也彌補了農耕文化之過於靜態的欠缺。按照錢穆先生的說法在歷史上朝代取逆勢守動態則為進取朝代，西漢與唐朝即是此類之代表。相反取順勢而守靜態，則為退縮朝代，東晉、北宋等即是此類代表。
由此可見，西遷是能代表進取態勢的一種精神，是具有普遍性的。西安交通大學由東南之富庶之地遷往貧瘠且嚴寒之西北，確實不易，如果沒有奉獻國家，沒有全局意識與艱苦樸素的精神是不可能有此大義之舉的。（西安交大東方管理研究院院長 雷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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