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季 冉
季 冉·讀詩說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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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唐代宗大曆二年（767）秋，杜甫獨上夔州白帝城外高臺，登高遠眺。時天高風急，秋氣肅殺，引發詩人無限感慨，口占此千古絕唱：七律《登高》。
此前，是年暮春，因戰亂離散的三弟杜觀，曾由長安來夔州看望杜甫。弟弟走後，八月，杜甫的親家老吳大哥（即吳南卿）來夔州，住在西瀼溪的房子裡。本來，杜甫與三弟約定八月在江陵見面，因雨季江水洶湧，未能走成。
今白帝城江景
寫下《登高》詩不足百日，第二年，也就是768年正月中旬，杜甫放棄地主富貴，將家業送給吳南卿，終於踏上小舟，“東遊荊湘”，於三月到達江陵。好日子才開個頭，杜甫為何執意放棄？難道他就是這漂泊、窮困的宿命？與弟弟江陵晤面後留住數月，因被“小吏相輕”，“頗不得意”，這時他完全可以回夔州接著做他的地主，但老病孤愁的他，卻沒有停下漂泊的腳步。
就這樣，兩年間一路走走停停，於770年初冬因江水上漲，泊舟耒陽方田水驛。先是“半旬不得食物”，餓了整整五天；待耒陽聶縣令送來白酒和烤牛肉，詩人竟大醉，當晚仙去。
設若杜甫不曾離開瀼溪，其生命之鐘當不會停擺於59歲。然而，人生豈能設若？一切都是冥冥中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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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執意放棄地主生活，離開夔州，與弟弟江陵約面只是個小引子，內中另有多種深刻原因。
先說近的。在瀼溪，因杜甫對柏茂琳柏都督平定蜀中之亂寄予厚望，所以留下。未成想，這柏都督本來就是武功發跡，一副離了打仗不能活的樣子。他並沒有像杜甫勸導的那樣長久地來安民治軍，很快又投入藩鎮割據的內戰中，於768年再次聯手瀘州刺史楊子琳攻打西川節度使崔旰。
此時崔旰已改名崔寧，人家都改了名了，柏都督還是不依不饒，且乘崔歸朝之虛，拿下成都府（事見《舊唐書·代宗紀》。這讓飽嘗戰亂流離顛沛之苦、心繫蒼生的老杜一下子變得心灰意冷。“空山唯見鳥，落日未逢人”，軍閥混戰導致民生凋敝，令詩人忿忿不平。對柏都督，他在《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中道出心曲：“異俗籲可怪，斯人難並居。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舊識能為態，新知已暗疏。治生且耕鑿，只有不關渠……是非何處定，高枕笑浮生。”
新知已暗疏，正是指他與柏茂琳的疏遠——性相違，不足為謀是也。
“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吾老甘貧病，榮華有是非。”（杜甫《秋興五首》）一向保真適性的老杜，無論如何不能再待在瀼溪了。
說到“保真適性”，這正是杜甫放棄做地主的另一重要原因，也就是他的心理因素。這算是遠的。縱觀杜甫的一生，他的“隨性”亦即任性，把他害得不輕，以致仕途失敗，生活也一塌糊塗。為什麼這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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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父親杜閒(682-741)先後做過郾城尉、奉天令及朝議大夫兗州司馬，在這樣的背景下，杜甫從出生直到青壯年時代的生活還是優裕的。因為母親死得早，杜甫小時常住姑姑家，雖六歲觀舞劍，七歲作詩文，九歲寫大字，卻也任性頑皮。有詩為證：“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百憂集行》）15歲了，還天真如小童。
19歲那年，杜甫開始他的“壯遊”，先遊晉，之後是吳越，25歲還在齊趙間晃盪。32歲時在東都洛陽遇見李白後，更玩瘋了，遊梁宋、王屋山、齊魯。直到35歲那年，“放蕩齊趙間”、”快意八九年”的杜甫才來到長安，心想歲數不小了，該收收心幹大事了。正是“老驥思千里，飢鷹待一呼”（《贈韋左丞丈濟》）。
可惜，命運弄人。到長安的第二年（747年），杜甫參加科舉考試。未料，這一次，因李林甫結黨營私，杜塞賢路，弄了個假考試，結果無一人及第。這還沒完，如上一篇“說古”文中所記，一直困居長安的杜甫，接下來終於以“進三大禮賦表”，令“玄宗奇之”，準備考試後委以重任。結果，又栽在丞相李林甫手中。飢寒欲絕的杜甫，正是在這之後，開始接觸到民間疾苦，為他日後的現實主義創作打下基礎。
仕途無望，卻與廣文館博士鄭虔結為“詩酒”朋友，一對忘年交徜徉山水之間，好不快活。鄭虔就是我在《大唐宮女的朋友圈》中提到的在柿樹葉子上寫字畫畫的那位，這傢伙不但有才，喝酒也很厲害。後來杜甫54歲時得了瘧癘和肺病，他解釋說，這是早歲與鄭虔等喝酒喝得，“痛飲故而”。與鄭虔這一玩不要緊，心又野了，755年十月，朝廷終於封給他一個官：河西尉，你猜怎麼著？他竟然“不拜”。為何？聽聽詩人自己的解釋：
“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耽酒須微祿，狂歌託聖朝。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飆。”（《官定後戲贈》）之所以不願接受河西縣尉一職，因為困守長安十年，卻換來如此結果，簡直是讓我折腰啊。而去雲南河西縣，太遠了，我走不動，還是做右衛率府參軍（接著被改封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正八品下，是個腰上掛一串鑰匙看守兵甲器仗的官兒）好，俸祿微薄卻能保我飲酒嗜好。這解釋雖有自嘲成分，其任性率為也可見一斑。
這一年，杜甫已44歲。接下來，就是安祿山起兵造反。杜甫雖也被叛軍捕獲，因名氣在當時不像王維那麼大，既沒有被囚禁，也沒有押解洛陽。詩人躲過一劫，卻也開始了漂泊不定的逃難生涯。
不盡長江滾滾來
說杜甫“適性”，還有一例。到夔州前一年，即764年初，朝廷“召補（杜甫為）京兆功曹參軍”，因想東遊荊楚，他“以行程既定，不赴召”。我要東遊了，你們怎麼不早說呢。亂世之官不做也罷，可接下來，離開閬州一路向東，途中聽說好朋友嚴武再次鎮蜀，好，東遊取消，咱們去成都吧。一家人又改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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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晚年生活的不確定性（很多時候不知道該往哪裡去），與亂世相關，也繫於其性情、抱負。“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宋代學者羅大經稱杜甫此聯詩十四字之間含有“八意”，即“八可悲”：
他鄉作客，一可悲；常作客，二可悲；萬里作客，三可悲；又當蕭瑟之秋，四可悲；年已暮齒，一事無成，五可悲；親朋亡散，六可悲；孤零零獨自登臺，七可悲；身患疾病，八可悲。（見《鶴林玉露》）時世艱難。國家不幸詩人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正是因為悲劇的一生，杜甫才成為唐代詩壇獨樹一幟的現實主義歌者，成為後人景仰的一代“詩聖”。
杜甫在白帝城外高臺上所得《登高》，也被後人推為“七律之冠”。在“歐陽修”一文中提及的明代學者胡應麟曾感嘆說，全詩“五十六字，如海底珊瑚，瘦勁難名，沉深莫測，而精光萬丈，力量萬鈞”（《詩藪》）。
可以說，《登高》是夔州給予杜甫最大的饋贈；相較之下，柏茂琳送給詩人的宅子、果菜園、稻田什麼的啦，真是算不得什麼！
2020.4.21
（圖片來自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