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李崗文化主要分佈於河南境內的黃河兩岸，距今約9000—7000年，因1977年河南新鄭裴李崗遺址的發掘而得名。裴李崗文化是我國學者確切認識新石器中期考古學文化的肇始。
發達的生業經濟。裴李崗文化擁有發達的農業。諸多遺址內都出土有石鏟、石斧、石鐮、石磨盤、石磨棒等農業生產工具，不僅數量多，加工技術更令人驚歎。其中磨光石鐮，形制與現代鐮刀相似，有的刀刃上還帶有細小、鋒利的齒，有助於迅速割斷農作物，提高效率。而一些遺址中粟作和稻作植物遺存的發現，證實了粟和水稻的馴化，並已成為當時主要的食物來源。
裴李崗文化農業的發達還體現在勞動的性別分工與協作上。考古遺存中，男性墓葬隨葬石斧、石鏟、石鐮，而女性墓葬的隨葬品為石磨盤和石磨棒。由是觀之，在當時的農業分工中，男人負責耕作、收割等重體力勞動，女人則從事脫殼等工作。農業的勞作分工加強了性別協作，提高了生產效率。
裴李崗文化的家畜飼養業也較為發達。賈湖遺址發現了豬和狗的遺骨，裴李崗遺址發現了牛的遺骨。此外，漁獵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也佔有很大比重。賈湖先民不僅能夠使用魚鏢，亦開始結網捕魚。
初現的聚落佈局。裴李崗文化的先民已過上定居生活，村落初具規模，且規劃理念已出現。從唐戶、賈湖等遺址中房基門道的朝向來看，這一時期的聚落已出現向心式的特徵；有居住和墓葬區的劃分，並已出現陶窯、窖穴等與定居有關的經濟設施。其中房子大多是圓形或橢圓形的半地穴式建築，也有一些地面建築和杆欄式建築。墓地一般單獨成區，與生活區分離，以示生死有別；水泉、裴李崗等遺址墓地排列井然有序，顯示出統一、周密的規劃設計。墓葬多為長方形土坑豎穴，墓向以西和西南為多，大多數墓葬有隨葬品，部分有壁龕。
濃厚的祭祀文化。豐富的物質文化生活之外，裴李崗文化先民的精神世界也並不貧乏，賈湖遺址濃郁的祭祀氣息就是明證。首先，當時已出現特殊的巫師階層。在以血親、姻親為紐帶的原始社會中，擁有一定權力的族長或具備神力的巫師會受到氏族成員的敬畏和愛戴，在他們死後多進行隆重的祭祀，期待靈魂能保佑氏族繁衍、強大。這些氏族長或巫師在社會分工中從事職業的特殊性，使他們逐步形成了一個特定的階層——巫師階層。其次，當時出現了完備的祭祀道具。在賈湖遺址墓葬的發掘過程中，精緻的骨笛經常與內裝石子的龜甲以及牛骨叉形器共出，均可視為祭祀道具。賈湖遺址中出土的骨笛應為巫師群體進行巫術儀式的重要道具。龜甲與響石是賈湖墓葬中出土的另一類祭祀道具。裴李崗文化中的象牙雕板、牛骨叉形器、玉器、綠松石、骨珠等均可能具有祭祀道具的屬性。再次，賈湖遺址有豐富的祭祀坑。祭祀坑是古代常見的一種祭祀遺存，因位置、形狀、埋藏物的不同，性質也不一樣。賈湖遺址的祭祀坑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為器物祭祀坑，數量較少，但規模較大，結構規整。另一類為動物祭祀坑，數量較多，規模較小。祭祀坑因埋藏器物不同也應有功能差異。最後，還有特有的通神媒介。賈湖遺址出土陶片上附著的沉澱物中含有酒類揮發後產生的酸，殘留物的化學成分與現代米酒、葡萄酒相同。可知裴李崗人將稻米發酵後製作出了世界上最早的酒，比國外的發現早1000多年。酒的發明和使用，為巫師與神靈的溝通提供了渠道，增加了巫師通神的權威性。
神秘的刻劃符號。賈湖遺址的龜甲不僅是占筮祭祀的實證，更提供了早期文字的線索。其出土龜甲上有9例刻劃符號，或可視為文字肇端。它們有上下左右的對稱，有橫平豎直的交叉，組成方式和殷墟甲骨文如出一轍，年代卻早6000多年。這些契刻與龜甲、響石、骨笛一併，連綴起原始巫術禮儀的側影與想象。
中華文明築基起源的過程中，新石器時代中期偏早階段是一個重要的蝶變時期，也是文明發出曙光的階段。此時，黃河兩岸的裴李崗文化先民打磨石器，馴養家畜，開墾田地，開啟了新石器時代的紀元。他們居有定所，聚落規劃有序；生業發達，農業、畜牧業和漁獵經濟多元並重；工藝多樣，製陶、制石、制骨等技術先進；更有以樂以卜，刻甲作書。正是在這樣漫長的宗教祭祀過程中，文明開始蝶變，村落成了國，符號變作字，巫覡成了首領，卜具定為禮器。
裴李崗文化蓄勢中原，通衢八方，帶動影響了周邊文化的演進與發展，使中國廣大區域出現了明顯的裴李崗化，使黃河中下游地區在距今7000年左右初步形成了一個文化面貌較為統一的文化圈。其先進的文化因素又被後繼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傳承、改造，並在廣泛吸收黃河下游、長江中下游、西遼河流域先進文化因素的基礎上進行交融、損益，最終造就了中華文明在中原地區的誕生。我們認為，裴李崗文化是中華文化的基石，是黃河文明的肇端，孕育了中華文明。
（作者系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袁廣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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