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在相同的時間
上學
工作
戀愛
結婚
甚至在相同的時間開始思考人生
然而生活變得不一樣了
因為我變成了艾滋病病毒攜帶者／病人
似乎幸福已離我很遠
———《我們的生活》片頭語
“我的幸福生活就這樣開始了，並且將一直繼續下去。”王洪立在鏡頭前微笑著，說了這句話。
這是《我們的生活》中的經典表達。
11月24日，《我們的生活》在北京舉行了VCD首發儀式。這是在中國艾滋病防治主題上，第一次由政府、企業、媒體、外國組織共同參與的大型公益活動。
《我們的生活》是一部電視紀錄片。這部片子之所以被關注是因為它的視角——一個艾滋病人的視角。
有理由相信，這部片子是最大程度地接近艾滋病人的內心的，是幾乎不摻雜健康人對艾滋病的看法和價值判斷的。
但是讓本報記者感到意外的是，這個由艾滋病人反映出來的世界，竟沒有苦難、病痛、歧視、掙扎，沒有一個常常處於社會歧視中的邊緣的弱勢群體的抱怨不滿和對社會公正的渴望。
他們表達的竟是他們的愛與幸福。
他們在苦難中相愛著，他們在殘缺的生活中體味著圓滿，他們在不知道明天會怎樣的狀態中堅守著明天的幸福。
艾滋病會讓幸福遠去，或許正因為這種遠去，反而使人更加真實地體味到幸福。從這個角度上來說，這部片子是艾滋病人對正常人的一次精神關照，一次人文關懷。
《搶來的愛情》
這是一個傳奇的愛情故事，王洪立的幸福，是“搶”來的。在眾目睽睽之下，他帶著他的愛人“私奔”了。
“我騎著一匹馬。到她家哈密瓜地裡找她。在她面前收了韁繩。說‘上馬吧’。我指了指不遠的一片紅柳。說‘車在後面’。馬兒帶著我們兩個越走越遠。我就是這樣把我的愛人小紅搶來的。也搶來了我的幸福。”
艾滋病毒感染者王洪立就這樣在眾目睽睽之下，帶著他的愛人“私奔”了。
小紅是一個總是包著花頭巾穿紅衣服手持羊鞭的健康樸實的姑娘。
在新疆這個地方，在王洪立的家鄉，他們的愛再也沒有生長的空間了。在眾人眼裡他是個身上充滿可怕的傳染病毒的妖魔，他家的羊、他家地裡長出的糧食、他家裡人呼出的氣、他們走過的土地都充滿了病毒。小紅是那麼健康那麼好的一個女兒，她的父母怎麼會讓她跟著王洪立呢？
“我要殺了王洪立，然後用我的命來償他命，也不能讓他害了我的女兒。”小紅的父親、王洪立後來的岳丈在家裡磨快了斧頭，立下狠誓。
被逼上絕境的愛情，沒有枯萎反而瘋長，小紅用放羊鞭指著王洪立說：“你還是個男人嗎？要是個男人就帶我去烏魯木齊，我們在一起好好過日子。”
王洪立低著頭說：“我有病呀！”小紅說：“就算死，就算是過窮日子，只要能開開心心在一起就行。”
小紅的態度激起了王洪立的情緒，他也發狠說：“好，明天我不把你接走，我就不是男人。”
王洪立坐在那裡微笑著述說著這些，他的身後是一片金黃色的玉米棒子、羊群、墩實的土屋。這些都是他和小紅依靠自己的勞動掙來的。對於王洪立來說，這就是他的幸福生活。
王洪立愛上小紅的時候，並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1992年在外面打工的王洪立回到家鄉，第一次見到了小紅，那時候一群小姑娘放學回家，剛好路過他家門口，王洪立就開玩笑地說，豬八戒搶媳婦，抓著誰誰給他當媳婦，他攔住她們，一群小姑娘四散奔逃，偏偏小紅被他抓住了。
1996年王洪立再次從外地打工回來，再次見到小紅的時候，發現她已經是一個大姑娘了。
此時的王洪立在外面染上了毒癮，想回來戒毒。他想借封閉的環境幫自己忘掉毒品，重新開始生活。
“我趕著家裡的80只羊，出去的第一天就遇到了小紅也在放羊。”
在一個天高地闊的地方，感情自由地生長。
“平時兩個羊群都是並排放的，有一天我把羊群撒開，擋在她的羊群前面，她的羊群吃不到草，她就在後面揮著鞭子罵我，你這個流氓無賴！小紅性子很潑辣，可是我也年輕氣盛，就調轉馬頭說，好，你敢罵我流氓，我就流氓給你看。我跳下馬一下把她抱住。
後來我們的羊群就混在一起……”
他們就這樣愛了兩年多。一次偶然的機會，去烏魯木齊玩的王洪立檢查身體，檢查出了艾滋病毒。
世界在一夜之間全變了。
王洪立的大妹正在談的婚事吹了；王洪立家的羊不能和別人家的羊吃一塊草地的草喝一條渠裡的水，在戈壁上放羊的老父親湊向篝火，正在烤火的牧羊人一下子全部四散開去，嘴裡說著，“我們不冷，不烤了，不烤了。”留下老父親一個人在篝火邊欲哭無淚。
王洪立再也不敢在白天回家了。“有誰嘗過這種滋味？簡直就是一條流浪的野狗，在野地裡四處彷徨，甚至害怕見到所有的人，也不知道能夠去哪裡，我拿著錢卻找不到車，沒有人敢拉我，我一直走了15公里，才坐上車。”王洪立到了更偏遠的地方投奔親戚，但他不敢在親戚家裡吃飯，每當吃飯的時候他就躲出去，對這一家說，我在那一家吃過了，對那一家又說，我在這一家吃過了。
他最擔心的是小紅，一個晚上他偷偷溜回家，用以前的暗號把小紅約了出來。小紅一見他就說：“你是不是個男人？誰不死啊，有什麼大不了的，活著過好每一天，死了也不後悔。”
第二天他把她帶到烏魯木齊，給她也做了個檢查。
萬幸的是，小紅沒有被感染。王洪立很高興，他給小紅買了衣服、鞋子和手錶，把她送到車站，對她說：“你回去找個好人家，好好生活吧！”
日子久了，王洪立有了不少的艾滋病知識，他開始在白天回家了。他相信你越躲藏，別人越認為你應該被歧視，他站在村頭，高聲點著那些和他吃過飯喝過酒的人的名字，問他們哪一個被傳染了。他又開始騎上他的馬，開始放羊，在放羊的時候，又開始遇見放羊的小紅。
在小紅“你不把我接走就不是男人”的激將下，他不再逃避他的愛情。
“我把小紅搶到了烏魯木齊，我們用木頭和磚頭，搭起了我們的婚床，就這樣開始了我們的小日子。”
在唯一一次沒有防範的行動中，小紅懷孕了。
防疫站檢查的結果是小紅和孩子都是健康的，上天垂憐，她懷的竟然是一男一女雙胞胎。
2000年，王洪立和小紅拿著掙到的錢，回到家承包了670畝土地，辦起了農場。
紀錄片裡，有夏天金黃的麥子，秋天白色的棉桃。王洪立一家四口其樂融融，臉蛋紅撲撲的小孩子一會兒給爸爸拿肥皂洗手，一會兒又幫助媽媽剝蒜……坐在一旁的王洪立始終盪漾著笑意，整個世界在他眼裡彷彿都濃縮成了眼前的妻子和兒女。
“我的幸福生活就這樣開始了，並且將一直幸福下去，像所有的人一樣。”他對著鏡頭說。
《用我的愛溫暖你》
這是一個特殊的婚禮，在熱鬧和喜慶的背後，是辛酸而絕望的愛。兩個艾滋病毒感染者，用生死與共的承諾，溫暖彼此的心靈。
“我任春立”，“我潘分玲”，“在此宣誓，我們願意結為夫妻，從此患難攜手，風雨同舟，相親相愛，白頭到老”。
任春立的拳頭一直緊握在胸前，彷彿這一生的誓言都握在拳頭裡。
這是在佑安醫院愛心家園的紅絲帶下舉行的婚禮。這是兩個病人，兩個艾滋病人。婚禮由佑安醫院艾滋病愛心家園和艾滋病支持組織紅樹林主辦。為一對艾滋病人舉辦婚禮對於在場的所有人來說都是第一次，也都是難以忘懷的記憶。
潘分玲，這個來自河南農村的婦女，第一次坐了花車，並在長安街繞行一週，第一次有人幫她盤了新娘髮髻。她的笑容一直掛在臉上，她的眼淚也一直含在眼裡，這一切對她來說都像夢一樣。
幾個月前，任春立找到了她。
任春立出生在豫東邊緣的一個貧困農村，他小學五年的學費都是母親賣血換來的。看到媽媽因賣血而浮腫的胳膊時，他不願意讀書了。放假的時候他借了一輛自行車，偷偷地學騎車，摔得身上青一塊紫一塊的，學會騎車後想跑到工地幹活，結果人家嫌他太小不要他，於是他就開始賣冰棍，也賣了兩次血。
2002年任春立在上海打工，開始不斷地發燒，吃藥，打針都不管用。家鄉已經有不少人因為這個病死了，當任春立的母親聽說兒子的情況後，心裡明白了：肯定是那病。
“我什麼目標也沒了，什麼也不想了。”任春立說。
直到他在佑安醫院接受治療的時候聽說了一件事。和他同縣的一個女子，因為發現感染了艾滋病毒，丈夫就不要她了。
“他不要我要！”任春立當時就這麼說，“我也是這個病，當時我身體還好，如果她願意，我願意照顧她以後的生活。”
或許是從心裡需要一個人扶持，任春立選擇了扶持他人的方式來扶持自己。
任春立找到了潘鳳玲。
他找到她的時候，她一隻眼睛快要失明瞭。到他們結婚的時候，她那隻眼睛完全失明瞭。
婚禮之後，任春立帶她回了自己的老家。他們在河邊的空地上，開了一點地，種上了果樹。每天任春立走在前面，潘分玲跟在後面，任春立扛著鋤頭，潘分玲挎著籃子，任春立在地裡刨，潘分玲就把刨出的東西撿進籃子裡。
任春立從未結過婚，他對婚姻的憧憬一直是童話式的，在他所受不多的教育中，給他留下最大印象的是童年借到的皺巴巴的童話故事裡的公主和王子的故事。他記著一句話：“公主和王子結了婚，從此過著幸福的生活”。
在紀錄片的結尾，任春立對著鏡頭說：“我們不是王子和公主，但是我們也在幸福地生活著，並且會繼續幸福地生活下去。”
《想等到春暖花開天地輪迴》
只有兩種結局，大敗或者大成。因為怕大敗，所以不敢說。慢慢地等吧，等到哪一天突然春暖花開天地輪迴。
李想的身份是雙重的，他是一個敘說者——這部片子的製片人，也是他所敘說的故事裡的主角，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個艾滋病人。
但在片子裡他沒有講他的愛情，後來接受本報記者採訪的時候，他說他的愛情是一種暗傷——無法說出的內心隱痛。在中國有100多萬艾滋病毒感染者，但是他知道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人公開結婚的確非常的少。
“我知道的不超過5對，如果兩個感染者結婚人們可能還能接受，但如果一個感染者和一個健康者的婚姻或者戀愛，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就是最後能走到一起，也是千難萬險。”(本報2002年11月21日曾報道過貴陽市一個非感染者與HIV感染者結婚的故事)
“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婚姻愛情雖然是個人私事，但它卻是幾十萬人的個人私事。”
李想所說的正是他所經歷的。
曾經他擁有一個美好的愛情，現實粉碎了它。“我感覺我們之間相差太大了，根本不可能。”
這個差距就是艾滋病。8年前他把正在編織美好的人生夢的李想打入了谷底。當時的李想是一個基本上沒有未來的人，而姑娘的事業前途都處於上升階段，這就是他們的差距。“我感覺身上非常地冷，全身止不住地哆嗦，眼前一片模糊，我忍不住放聲大哭，為什麼上天對我如此不公，如此苛刻，我所有的努力和堅持都毀於一旦，我所有的夢想還沒有來得及實現，對事業對愛情的憧憬，才剛剛開始，而我竟然感染了艾滋病。”
“我無法想象當我說出真相時她的表情，事實是我根本就說不出口，但如果我們繼續交往下去，我又無法隱瞞。”
於是李想選擇了分手。李想稱作“小玉”的那個姑娘，始終沒有搞清楚李想為什麼要離開她，也沒有把艾滋病和李想聯繫在一起。當然李想和她交往的時候也不叫李想，李想是世界上的一個人和艾滋病毒有聯繫時的名字。
李想說，分手多年以後，有一次偶然見面，他發現這個姑娘還愛著他，也一直在尋找他。
李想感染艾滋病毒的時候只有19歲，現在他27歲。發現感染後他從大學退了學，想留在北京。因為北京有個佑安醫院，病了的時候可以到這兒來看看病，心裡感覺有依靠。後來他白天出去工作，晚上回到醫院治療，最長的時間，李想有兩個月沒找到工作，每天只吃一袋方便麵，每天晚上回去的時候，護士就把自己的飯用微波爐熱一下，謊稱是吃不了的給他吃。“漸漸地，身體好多了，還有醫生、護士的關愛，心情也好多了，我在北京開始了第二次人生。”
“從300多塊錢，到後來就是2000年之前吧，我工資大概就是四五千塊了，我也沒有什麼文憑，用了兩三年的時間，我覺得也算是比較不錯的吧，現在我自己租了房子，有了一個很喜歡的工作，每天像正常人一樣工作和生活。”
“我並沒有奢望什麼，只是想過回普通人的生活，我沒有奢望天平向我們這一邊傾斜，只是希望天平不要總是倒向另一邊。”李想說。
李想主持了紅樹林組織的工作，這是給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幫助和支持的組織，鼓勵別人比被別人鼓勵更容易建立信心，李想在幫助別人的時候，重建著自己的生活。
新的愛情就在這時到來了。他和那個姑娘的相識是因為兩人共同關注著艾滋病。
“她是一個性情非常溫婉善良的女孩，她長得不算太漂亮，但和她相處卻總是讓我很動心。”(李想讓記者看電腦上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個很漂亮的女孩)
“從一開始，她就知道我是一個感染者，她愛的是艾滋病的我。”李想說。
“我追得也很有勇氣，從不氣餒呀。我覺得我很好，和其他人沒有什麼差別，甚至比有些人更好。我沒覺得我比別人矮一頭。人總要有信心有底氣才能活下去，才能嘗試著去夢想，才可以去追求。”
儘管如此，這也是一份沉重的甚至痛苦的愛——暗傷在心裡。
李想和姑娘愛情只在極小的圈子裡為人所知，他們維持了兩年多的地下戀情。不能讓她的父母知道，不能讓所有的認識她的人知道。他們倆都愛得很艱難，有時候這讓李想很焦慮很煩。
“讓她父母知道了。只有兩種結局，大敗或者大成。因為怕大敗，所以不敢說。慢慢地等吧，等到哪一天突然春暖花開天地輪迴。”
“她想嫁給我，我也想娶她。”但是他們卻不能考慮將來。愛也許不會變，但很多東西是變的，它們會磨損甚至摧殘愛，這是李想不願意看到的。
“對於艾滋病毒感染者來說，頭等的問題是治療和經濟來源，我如果想要未來，就得有一個好的身體狀況，那就得吃藥，但藥太貴了，現在的情況是生活還能維持，吃藥就很難，而不吃藥就可能在幾年或更短的時間垮掉。前途有很多不可測的東西，這些東西我沒有能力去把握。” 李想說。
很愛她卻不能給她一個承諾，很想和她相伴終身，但卻不能給她一個確定的未來。當你不能把握未來的時候，幸福也是不確定的。
“我家只有一扇朝北的窗，只有在夏天的時候，太陽將要落下去的時候，陽光才會在我的陽臺逗留片刻，可是我還是在上面種了一些花草。”
在片子的最後，李想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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