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現代科學在西方出現而不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

為什麼現代科學在西方出現而不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

許多人問這個問題,為什麼現代科學在西方出現而不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在2006年9月12日的一個演講中,教皇十六世給出了一個簡單的答案,那是因為基督教強調理性(推理或辯論)的重要性。基督教對西方科學和學習的巨大影響令人敬畏的。事實上,許多歷史學家、科學家都承認,天主教會是 “構成我們稱之為西方文明的價值觀、思想、科學、法律和制度發展的核心”。

科學上的重大突破很多是來自基督徒的工作。根據1901年至2000年頒發的諾貝爾獎100年得主的統計(2005年),65.4%的諾貝爾獎獲得者認為基督教是他們的宗教取向 (423個獎項)。總的來說,基督教徒總共獲得了78.3%的諾貝爾和平獎、72.5%的化學獎、65.3%的物理學獎、62%的醫學獎、54%的經濟學獎和49.5%的文學獎。在美國,根據科學精英組織的一篇對1901年至1972年美國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回顧,72%的美國諾貝爾獎獲得者是基督教新教徒。基督教新教徒總共獲得了84.2%的諾貝爾化學獎,60%的醫學獎,58.6%的物理學獎。

不可否認基督教的世界觀是近代科學在西方社會興起的關鍵因素。但為什麼基督教如此注重理性(推理或辯論)呢?它又是如何支持和培育出我們稱之為科學的龐大知識體系的?它使用什麼樣的方法來達到這一結果的呢?這些都是巨大的問題。本文試圖給出一些簡單的回答。

歸根結底,本文作者認為,基督教從世俗和神學的以下三個角度對現代科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任何其它思想體系,宗教,文化與基督教相比都十分欠缺。使它們無法孕育出現代科學。

1)基督教根本的批判思維模式,經驗主義思維成為現代科學發生和發展的工具;

2)基督教的根本學說和教義為現代科學的發展建立了學科框架;

3)基督教極力鼓勵和支持西方國家學校、大學,研究機構的形成,為現代科學的繁榮奠定了物質和精神的基礎。

1. 基督教根本的批判思維模式,經驗主義思維成為現代科學發生和發展的工具

基督教教會對西方知識和學習的影響是廣泛和深刻的。知識積累涉及的領域非常複雜的,不僅包括生活、文化、藝術、音樂、文學、國家治理、法制法律,而且還包括自然科學和基本的批判性思維。而正是批判性思維,為現代科學各學科的蓬勃發展奠定了基礎。這種思維模式在世界許多其他文化中,如中國孔子為主的儒家文化,都沒有形成,不是欠缺就是沒有成為主流或系統化。

批判性思維指的是對事實證據進行理性的、懷疑論的、不偏倚的分析或評估以形成一個認知。它包括不斷提出問題,審查信息和證據,並道出結論。所有這些行為構成科學方法論的基礎。

與猶太教和伊斯蘭教不同,基督教不是一種法律(law)宗教,而是一種信仰(creeds)宗教。它一直痴迷於教義(doctrines),即關於人與上帝之間關係的信仰。與此相關的是各種各樣的教義,如上帝的創造、三位一體說、人、子、聖靈、教會、人性起源、地獄、天堂、罪惡、死亡、邪惡等。基督教神學家傾盡全力運用理性和批判性思維通過信仰以發現和破譯上帝的道。這種思維方式也培養了教會內部的理性文化和批判性思維心態。由此心態也十分容易孕育出一個敞開的胸襟,在可接受的核心教義範圍之內展開自由的宗教辯論。

Coney(2015)描述了批判性思維和其它三種思維方式在知識積累過程中的重要性:1)科技和技術的使用思維;2)日常人類社會交往中的實踐思維;3)用來發現神學、數學和自然科學中永恆真理的冥想思維;4)用來解決危機和作出重大判斷的批判性思維。

除了冥想思維,批判性思維是基督徒特別感興趣的領域。耶穌本身就是批判性思維的大師。福音書貢獻了大量的篇幅,描述耶穌是如何用批判性思維作為他的主要工具之一,與一世紀猶太教最優秀的頭腦進行辯論。

耶穌也是個邏輯大師。他的論證運用各種各樣的論據和非凡的技巧和神的智慧。例如,法利賽人不斷地試圖用不同的論據為耶穌下圈套使耶穌進入哲學所說的進退兩難境地。在耶穌傳道的過程中發生了很多次,但是都沒有成功。

在馬太福音22:15-22中,馬太警告 “那時,法利賽人出去策劃怎樣從耶穌的話裡找把柄陷害祂”然後他們找到耶穌對他說 “老師,我們知道你誠實無偽,按真理傳上帝的道,你不徇情面,不以貌取人。 那麼請告訴我們,納稅給凱撒對不對呢?” 這是一個進退兩難的問題,如果耶穌回答合法,那他就承認凱撒擁有比他更高的權威。如果耶穌回答不合法,他就等於宣稱自己是凱撒的敵人。耶穌的回應充滿智慧,他提出了第三種選擇 “那麼,屬於凱撒的東西應該給凱撒,屬於上帝的東西應該給上帝。”

聖經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是使徒保羅。一般人注意他的信仰但是忽略他智力,保羅其實是個學術的天才。他是猶太教長老的最高人物之一,從小就開始嚴格的舊約學習,他戲劇性地成為耶穌最偉大的使徒之一。“新約”中27本書中,有13本被認為是保羅所寫。他是一位批判性思維和推理的大師。保羅為批判性思維的重要性做了鋪墊,他在哥林多後書 10:4-5中寫道:“我們爭戰的兵器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從上帝而來的能力,可以摧毀堅固的營壘, 擊破一切的謬論和阻礙人們認識上帝的驕傲言論,奪回被擄去的心思意念,使其順服基督。”

早期基督教團體極其需要批判性思維。他們當時處於風雨飄搖,內憂外患的境地。基督教的教義沒有形成體系,所面臨的問題巨大,包括良心問題,如何解釋聖經,不同意見的衝突,耶穌的生命和復活、三位一體的教義、洗禮形式、教會的形式和特徵,食物允許性、教會紀律、神學原則和應用,對政府當局的服從等問題,從地方教會到教會領袖問題比比皆是。使徒保羅在寫給教會的信中談到了這些問題。他的許多信件都是具有說服力,神學辯論和批判性分析的傑作。

雖然基督教認為信仰是一種獨特而優越的世界觀,但聖經中所運用的推理和批判性思維,經驗性觀察和實驗,甚至是一些測試性行為和主張,在歐洲中世紀逐漸擴展開來。16世紀的前期科學家們繼承了中世紀以來未解的問題和觀念,融入了更多的受控實驗、系統觀測和數學規律應用於自然現象研究中。所研究的對象不僅是信仰和啟示也包括更多自然領域的問題。這種經驗思維的能力激發了教會在啟蒙運動時期的科學發展,以及之後在世俗和基督教神學研究領域的進步。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方濟會主教羅伯特·格羅斯泰特(Robert Grosseteste)當時提出,通過歸納和實驗的方法可以積累知識。幾個世紀後,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Bacon),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寫了關於聖經“詩篇“的祈禱詞和專著論文,並用歸納的方法記錄實驗結果。他被認為是 “發明的發明者(inventor of invention)”。他對聖經的研究,不僅有助於現代科學本身的發展,而且有助於現代科學方法論的形成。

中世紀方法論的進步對現代科學的進步至關重要。科學的方法論在中世紀迅速成型。12世紀和13世紀,經驗觀察還不成熟,分析自然現象的唯一有力工具是信仰(faith),批判分析(critical thinking)以及冥想分析(contemplative thinking)分析。科學方法論的逐漸形成,逐漸融入了這些關鍵要素,包括知識庫、演繹、經驗、實驗、經驗思維和實驗等經驗觀察、斷言、檢驗等現代經驗科學方法。在這些應用在,數學、系統觀察、批判性思維和推理也在發展。 “科學方法論(scientific method)”一詞最終是在19世紀出現的。科學一詞的拉丁文(scientia)意為知識、知識、專家或經驗。 科學術語的出現確立科學與非科學之間明確界限。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對於知識生成方法的爭論注重圍繞在“歸納 (induction)" 和“事實 (fact) ”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假設-演繹主義 (hypothetico-deductivism)、理性主義 (rationalism)、經驗主義 (empiricism) 等強大的科學理論體系上。各路思想家及其追隨者包括勒內·笛卡爾、弗朗西斯·培根、艾薩克·牛頓等在內各抒己見,形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

但是中世紀的神學研究,方法論的形成,配套環境的建立,研究領域和問題顯現,使現代科學呈蓄勢待發之勢。

2. 基督教的根本學說和教義為現代科學的發展建立了學科框架

基督教神學研究不僅啟動科學方法論的形成,也激勵了科學研究課題的擴展。在現代科學出現之前的啟蒙時代,“自然哲學(natural philosophy )“區別於形而上學和數學,涵蓋了簡單的科學的雛形領域,是科學好奇心的聚焦地。主要代表思想是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思想。另一種思維體系被稱為為希臘-阿拉伯學術體系。

正如上一節所評論的那樣,基督教信仰並沒有那麼多地侵蝕自然科學的領域,而是為其形成提供了方法論的輔助。 反之,“自然哲學“又對“聖經”的理解提供了補充說明,使其更加圓滿。加入亞里士多德、柏拉圖、方濟各教和其他學說的爭論的是聖經的創世記、宇宙起源、人的起源以及其它重大教義的爭論。這些爭論點又稱為自然哲學理論發張的框架。對教義的批判性思維同時孕育了一個思想開放自由的沃土。

在基督教教義的框架內,“自然哲學”思想被重新審視,審核和構建,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兩種世界觀不斷融合,融會貫通,形成更圓滿的知識體系。很多理論也被納入了神學校,大學的課程中。在自由辯論沃土中,“自然哲學“ 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在不斷擴充。現代科學作為一個龐大的知識體系開始了與方法論的發展齊頭並進,蓬勃發展的新時代。

中世紀的教會絕不是科學的敵人,而像是個博導和博士研究生的關係。從結果也不難發現,最受基督教信仰支配的時代,中世紀,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時代之一。機械鐘、眼鏡、印刷和會計像雨後春筍般在中世紀晚期不斷湧現。在物理學領域,學者們在哥白尼和伽利略的著作中發現了關於加速運動、地球自轉和慣性的中世紀理論。即使是所謂的“黑暗時代”(從公元500年到1000年),即繼羅馬陷落後的低谷時期,科學的進步也沒有停歇。隨著重型犁、馬項圈、水車、風車,作物輪作和水磨機的使用,農業生產力取得突飛猛進。修道院試驗農業技術與大學新的理論和實驗研究之間,歐洲發展了一種新的認識自然並使之符合人類目的的方式。所有這些都把學習、農業生產和貿易提升到了一個新的水平。這也導致歐洲人口的迅速增加。

文藝復興時期,是“自然哲學“的極大繁榮擴展期(這個時期本身的出現也與基督教的思維模式密不可分)。基督教國家為科學的探究和理論的形成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神學大學研究機構的成立和贊助,在大學、聖經學校裡的不固步自封,抱殘守缺的自由研討辯論的氛圍,以及技術和思維探索的方法論的發展,使得對科學興趣,領域和研究方法的發展生根發芽。在這一時期,科學與宗教還沒有完全區分開來。 與神學宗旨相符,自然哲學家們在專心地完成他們的事業,即探究上帝的意圖,研究他的創造。這些領域包括我們現在所承認的知識領域如神學,自然哲學,自然史,宗教學,鍊金術,占星學和魔術。現代科學的雛形與非亞里士多德主義、新柏拉圖主義、以及魔法鍊金術、懷疑主義,等偽科學牛驥同皂,魚龍混雜。像牛頓這樣的科學先驅們還沒有把自己看成是科學家。從16世紀末開始,“自然哲學“逐漸轉向現代科學。在大學裡傳統的亞里士多德體系或標準大學課程擴展了新的內容、新的課題和學習方式。“自然哲學”也漸漸擺脫神學的框架,

中世紀的許多神職人員成為現代科學的先驅被稱為“牧師-科學家“。他們一直是天文學、遺傳學、地磁學、氣象學、地震學和太陽物理學的領軍人物之一,很多人成為這些”學科之父“。比如數學家和哲學家約翰·布里丹、尼科爾·奧雷斯梅和羅傑·培根,基因學的先驅奧古斯丁修道院院長格雷戈·孟德爾,第一個提出前期”大爆炸理論“的比利時牧師喬治·萊馬特爾等等。

最值得一提的是天主教耶穌會對於科學的貢獻。耶穌會(The Society of Jesus)是天主教會的一個宗教團體。這些成員被稱為耶穌會士(Jesuits)。耶穌會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從事教育、研究、醫院和文化方面的工作。有很多成員也到過中國。最著名的是利瑪竇,郎世寧,湯若望、南懷仁等。到1556年耶穌會創始人伊格納修斯去世時,耶穌會士已經在世界三大洲經營著74所學院。

他們中的許多人對現代科學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例如,耶穌會士對地震有專注的研究,所以有時地震學被稱為“耶穌會科學”。耶穌會士被形容為“17世紀實驗室物理學最重要的貢獻者”。截止到18世紀,耶穌會士為鐘擺鍾、受電弓、氣壓計、反射望遠鏡和顯微鏡,磁性、光學和電等科學領域做出了貢獻。他們對血液的循環、飛行的理論可能性、月球影響潮汐的方式以及光波一樣的性質有深刻的研究。在文化上,耶穌會士將拉丁文、希臘文、古典文學、詩歌和哲學以及非歐洲語言、科學和藝術的研究標準化。此外,耶穌會學校鼓勵學習白話文學和修辭學,從而成為培訓律師和公職人員的重要中心。今天,耶穌會學院和大學遍佈世界一百多個國家。

更多的是涉及科學的天主教之外的非教職人員。比如發現放射性物質的亨利·貝克勒爾;電力和電信的先驅加爾瓦尼、伏爾塔、安培、馬可尼;“現代化學之父”拉瓦西;現代人體解剖學創始人維薩利烏斯;奠定微積分嚴格基礎的數學家之一柯西; 國際法之父弗朗西斯科·德維託利亞;科學經濟學的“奠基人“約瑟夫·熊彼特。另外還有許多承認自己為基督徒的中世紀著名的歷史人物和影響西方科學的科學家,如哥白尼、伽利略、開普勒、牛頓和博伊爾。

3. 基督教極力鼓勵和支持西方國家學校、大學,研究機構的形成為現代科學的繁榮奠定了物質和精神的基礎。

中世紀歐洲大學的創立,對現代科學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最初,僧侶們在寺院裡工作了幾個世紀,這是歐洲唯一的研究、保存和傳播知識的機構。之後教會開始建造學校,首先是小學,然後是中學。最終,基督教學校演變成大學,和進一步研究高等學府。教會對宗教研究機構的支持有幾種形式。其中一個是經濟上的。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天主教會一直是科學研究的主要贊助者。從中世紀開始,它支付了牧師、僧侶和修士在大學學習的費用。教會堅持認為科學和數學應該是教學大綱的一個必修課。希臘-阿拉伯“自然哲學”也被加入作為是輔助信仰研究的基本工具。

11,12世紀歐洲最早大學在天主教會的贊助下迅速成長。這些大學或教堂學校的研究項目是早期的修道院研究的延續。教堂學校成為現代大學的前身。歐洲最早的大學是以公司行會結構出現的,包括意大利波倫亞大學(1088), 巴黎大學(1150)和牛津大學(1167)。它們開始於教會附屬機構,之後逐漸獨立出來形成自我經營管理的研究學院。

在這些機構中,研究範圍廣泛包括基督教的神學思想、哲學、法律、人類學、社會學、數學、物理學、歷史、醫學、自然哲學、數學、音樂、歷史和藝術、醫護學、醫學、鍊金術、天文學、化學、人類學、音樂和藝術等學科。這些學科也是現代科學的前身。

在其悠久的歷史中,基督教的教會也是社會服務的主要提供者。包括兒童學校教育,醫療,藝術、文化和哲學等。對社會有深遠影響的政治和宗教領導人物也多出自教會。在此後的幾個世紀裡,教會在世界各地建立了數以千計的小學、中學和高等教育機構。在現代社會,新教徒教派也積極參與進來,以基督教的名義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大量的醫院、大學、孤兒院、施捨所和學校。現在西方國家,政府越來越多地為窮人和弱勢群體提供資助,但教會的影響仍然在世界各地持續,維持著龐大的慈善衛生保健網絡。這些機構在由牧師、修女和教徒們管理了幾個世紀之後,越來越多地由非教職人員管理了。

4. 總結

在西方,閱讀、理解聖經在某種程度就如中國的四書五經,是識字的開始,也是兒童認識世界的起點。基督教傳統認為理性與信仰是和諧的,基督教批判性思維的能力來自理性地分析聖經教義的傳統。聖經人物,作者很多都是批判性思維的大師。基督教批判性思維為西方文化中出現現代的科學的思維體系奠定了基礎。而這些都來自聖經。聖經是西方認識論的中心,是西方文明的開始,也是最終帶動整個世界進步的火車頭。而對基督徒來說,這是聖靈的啟示。批判性思維的目的是辨別和區分上帝的旨意,而不僅僅是為了獲得知識或取悅自己。對於聖經批判性的研究,為基督教神學研究以及在神學基礎上建立的世界觀打開了眼界,形成了基督教開放性文化。

在基督教世界觀的框架下,辯論和質疑,思維自由的大環境中,以古典的希臘-阿拉伯思想體系為主的“自然哲學”與基督教的教義不斷融合,汰劣留良,為現代科學的發展,領域的延伸,經驗檢驗體系的科學的方法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以神學研究為起點,在中世紀的歐洲,尤其是文藝復興期間,研究機構,大學,科學技術,農業生產力都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一個以往十分荒涼的大陸,變得充滿生計,到處都是研究院,學校、大學、農場、商店。

這種批判性思維的心態,以及寬容,自由辯論質疑的開放性文化,是現代科學誕生在西方的原因。在世界其他文化,包括中國的孔子文化中都非常欠缺。由於思維的侷限性,孔子文化的研究的對象幾個世紀以來仍然侷限於哲學、教育、治國、社會和文化的主題。對於自然科學的研究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足跡罕見。只有近代,在西方勢力的推動下才開始發展起來。聖經對我們生活和整個世界的深遠影響,不僅使中國文化,也足以使世界任何文化相形見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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