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历来重视教育，谓之教育可以改变命运。
自隋以后，科举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打破了贵族世家对国家权力的垄断，为普通的底层青年提供了向上的通道，给了底层人民希望，历史上从而有了许多布衣卿相的佳话，在古代生产力低下，多一个劳动力就多一份收成的情况下，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不惜节衣缩食供一位学子读书科举，一旦高中，整个家族的社会地位和未来命运都会发展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年曾国藩高中进士，佳音传来，家中顿时宾客盈门，认识的不认识的争相攀附，之前素无往来的巨富商贾纷纷献赠表礼，以图结交这位在未来有可能会对他们带来积极帮助的官员，就像投注或者押宝，县官老爷也要登门道贺，以结同乡之谊，而之前连正眼怕是都不会看的，一个高中进士的消息就能让一个贫苦家庭陡然变身名门望族，这个消息意味着阶级的转变同时和未来的无限可能，曾国藩此时就像一只刚刚发行的原始股，未来存在一路看涨的可能，越在早期持有这只股票，在未来越能够有超高回报。当然曾国藩不负众望，最终成为挽狂澜于既倒的晚清名臣，既改变了家族的命运更是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命运。
这是一个典型的教育改变命运的例子，这个例子激励着无数的学子发奋努力，像一盏明灯点亮心中的希望，熬过数不清的寒冬酷暑。
近代中国废除科举之后，取代其地位的是高考，它们虽然有天壤之别，但依然被多数中国人视为改变命运的方式，1976年恢复高考，我们看到了很多已经为人父母的大学生，这在当年对他们来讲大概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此后高考大军人数逐年攀升，被称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很多来自农村的学子通过高考成为新的市民，在快速城市经济发展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这个家族命运的改变，一个祖上世世代代为农的家庭成员通过高考摇身一变成为城里人，1999年红极一时的明星是哈弗女孩刘亦婷，其父母的教育宝典被焦虑的中国父母奉为皋臬。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主义喧嚣尘上，这个社会充斥着金钱的迷雾，追求财富成为一个赤裸裸的口号，普通百姓关注的是你的收入而不是你毕业的学校，很多敢于下海的人，成为最早富起来的人，他们成为新的明星，他们拿着大哥大，穿着时尚，成为无数迫切希望改变自己生活处境人们的羡慕效仿的对象。
认真读书上个好的大学不再成为人们执着的期望。而此时中途从大学退学的比尔盖茨、乔布斯成为全世界膜拜的偶像，高中退学成为作家的韩寒成为全国热议的话题人物，这一切无不冲击着传统的价值观。知识无用论、学历无用论成为一个新的话题。
当一个社会生机勃勃，充满着各种成功的机遇时，教育作为一种可以爬升的社会梯子在大背景下显得没那么重要。然而，社会发展有它自己的必然规律，一个从野蛮生长到渐趋成熟稳定的过程，作为时代的当事人们渐渐发现，曾经街边各种花样的小卖店，逐渐被连锁超市所替代，社会中的各行各业都有体量庞大的公司在垄断，这个社会中各种资源从最初的杂乱到渐渐的集中，即使在充满创新精神的互联网行业，最具颠覆性的公司也难以跳出几大巨头的手心。从公职人员纷纷下海创业到国家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留给普通人创造财富帝国的机会其实越来越少，中国老百姓是最精明的百姓，否则何须鼓励。
中国的商品经济日趋成熟，留给个人的红利渐少，抓住早期红利的人们逐渐成为新的社会权贵， 新的贫富分化随之而来，此时教育再次被人们当成重要的社会通道，毕竟高考保持着对广大学子名义上的平等，但是往昔鸡窝里偶尔飞出个金凤凰，现在却忽的发现能考上名校的多半都有良好的出身。
富裕家庭的父母相较于低收入的家庭的父母有更多的时间和费用投入到对下一辈的教育中，他们可以买到有优秀教育资源的学区房，可以为孩子去报各种补习班，夏天安排夏令营冬天安排冬令营，而与此同时的普通农村家庭中的父母要花时间去谋生，而忽略了对孩子的培养，或者他们有意愿但没有这个能力。
教育虽然是重要的社会通道，但同时也变成了一个新的壁垒，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很难让这个貌似公平的通道对所有人一视同仁。高考移民成了最近的热话题，但它却是一个反复提及的老话题。今天听梁文道《八分》最新一期讲斯坦福、哈弗这些世界名校在招生上的偏见，这些名校在有意的将招生的天平偏向于那些资金实力雄厚或者有很好社会影响力的家庭，美国这样的国家也存在考试舞弊。
教育的不公平这是一个短期内得不到改善的残酷现实，希望天下贫寒或者普通的学子能意识到这种残酷，更加的发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