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尼·奧爾斯一撐椅子站起來，低頭怒視著我。
“你這傢伙運氣真他媽的好，馬洛。兩次從重罪指控底下溜掉。你會自信過頭的。你幫了那些人的大忙，卻連一毛錢都沒掙到。朋友，你吃飯的錢從哪來？你有大筆的積蓄，已經不需要工作了？”
我站起來，繞過辦公桌，和他面對面。“我是個浪漫派，伯尼。半夜聽見有人叫喊，我會出去看出了什麼事。這麼做你一毛錢也掙不到。你有理智，你關上窗戶，調大電視的音量。或者你一腳把油門踩到底，從那逃得遠遠的，不插手別人的麻煩事。我聽說特里·萊諾克斯死了的時候，我走進廚房煮咖啡，給他也倒了一杯，又給他點了一支菸，等咖啡涼了，煙燒完了，我對他說聲晚安。這麼做你一毛錢也掙不到，你不會這麼做，所以你是個好警察，而我是私家偵探！”
——《漫長的告別》雷蒙德·錢德勒
相逢不過一眼內在認同，相知不過一杯螺絲起子。而馬洛願意在這一眼、一杯中衝鋒陷陣，與秉性內的“浪漫派”和平告別。
說一聲再見，就是死去一點點。
我們習慣於告別，不管是告別過去的自己，告別朋友、親人、戀人，我們告別一切遠離我們的事物，但我們一直都在忽視告別自己內心的東西，仍然無法做到坦然分手。
如同我在《霍亂時期的愛情》那篇文章所講，我們無法全面正視內心的召喚，也做不到有召必應，那我們勢必要花費漫長的時間與之告別。
我與馬洛在某些方面有相似的特質，我允許把自己劃歸為“浪漫派”，並非出於某種崇高的目的，而是想與內心的召喚和平告別。
這種心理說不上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一直到我工作之後才得以完全顯現。
畢業後我進了一家知名媒體單位，在關係和層級森嚴的辦公環境裡，我是唯一沒有靠山的無名角色。
一場被壓抑已久的群體性事件開始在暗地裡醞釀，部門幾乎所有人都參與其中。而一場秘密彈劾會議也在有計劃的召開，餐廳的包廂內氣氛凝重，誰也不知道計劃能否成功，但是每個人都似乎下足了決心要在彈劾名冊上籤下自己的名字。
服務員還沒上菜，但與會者內心早已已五味雜陳。
發起人開始點名確認，像是在確認衝鋒前的敢死隊名單。
我們屏住呼吸等待確認自己的名字，似乎一切都很順利，與會者都履行了自己的諾言。
然而，在名冊的最後一行，缺失了一行簽字。
這意味著有人沒有履行計劃，也意味著有可能計劃會失敗或者洩密，所有人都把目光轉向了沒簽字的那個人。
我也不例外，一瞬間我感受到這些目光所帶來的的灼熱殺傷力，因為她神情已經有些不自然，甚至有些委屈。
那時我與她僅是普通的同事關係，她比我早來兩年，家裡與部門領導熟絡。
我猜出她不簽字的原因，而且確實不能籤，她能坐在這裡，已經是莫大的支持和勇氣了。
她的神情愈發暗淡，低頭不言，也不知如何為自己辯駁，更怕接觸投擲過來的目光。
我覺得自己無法迴避要為她說兩句話的衝動，於是出聲震破了包廂內的議論，具體說了什麼已記不清，結局是大家同意或默認了我表達的觀點，她也一下如釋重負。
散會回家的路上，我與她走在人行天橋上，她忽然停了下來，說了一些感激的話，有一句是，“你是在場唯一想到要幫我的人，謝謝。”
我瞬間也如釋重負，內心舒緩且充實，現在想來應該是與內心召喚和平分手的結果。
在這之後，另一位同事因為單位不合理的崗位調動，與單位協商無果，最終不得已想走法律調解的路子。
然而單位並未給她抓住把柄的機會，一個在單位勤懇工作六七年的老員工面臨被逼退的窘境。
我與她同是老鄉，關係處的不錯，在她第一時間找我簽字舉證的時候，我沒有半分猶豫便應承下來。
與我一道的還有一位與她有親屬關係的同事，她拿著只有兩人簽字的名冊跟我說，“我不想打官司了，突然間感覺失去了意義，無關乎工作和賠償。算了吧，我認輸，也不想牽連你們兩個，謝謝你們！”
她走的悄無聲息，沒有隆重的告別，但我心裡已經做好了告別。
再後來的某個時刻，我與馬洛的心境似乎達到了某種契合，如同相識特里的那段。
一個該死的冬夜，那天的心情似乎與寒冷的天氣一樣該死。
我照例走在那不足3公里的回家旅程上，一個穿著凌亂的流浪者坐在二級臺階上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僅僅是留意了一眼，便快速經過，我走路一向很快，幾秒鐘就拉出了幾十米的距離。
然後我停住，突然覺得自己的心境如同那名流浪者，在孤獨的放逐。
我走到他身旁，停下，觀察他的情況，在確認他可能需要幫助後。我開口問他，“有沒有吃晚飯，需不需要一些吃的？”
他點了點頭，我隨後去了一家麵包店，買了足夠兩人吃的份量，問售貨員要了一杯熱水，準備將物品交於他。
他並沒有表現出過多的熱情，見我買來的是麵包，只是淡淡看了一眼，轉頭說不想吃麵包。
我問他想吃什麼，他轉身指了指身後的一家餐廳，我說沒問題，跟我來。
餐廳老闆似乎並不待見這樣的流浪者，我剛點完菜品付完款，一個年輕人拍了拍我，建議我到店外借一步說話。
年輕人表明自己的身份，隔著玻璃櫥窗指了指坐在靠近前臺那張桌子的流浪者，跟我商量能不能讓他在外面吃，不然很影響店裡的生意。
我的情緒如同地上凝結的冰塊一樣堅硬和寒冷，毫不留情的拒絕了他的提議，表示，如果拒絕一位付錢吃飯的顧客在店裡用餐，應該考慮一下店裡其他顧客對此事的感受，順便讓他們也感受下老闆的良知。
年輕人妥協了，堆著笑臉不再說話，進去忙他該忙的事情。
我進店裡的時候，發現一位上了歲數的阿姨坐在流浪者的對面，沒有絲毫的嫌棄和不悅，周圍有很多空桌。她既不看我，也不看他，安靜的等她的菜品。
我幫他端來菜品，擺好餐具，隨後安靜離開。他沒跟我道別，也沒道謝，但我已經做好了告別。
這些事依舊在我淡如開水的日子裡發生，直到今天似乎從未想過為什麼要這樣去做。
或許我是馬洛所謂的“浪漫派”，或許只是想平息內心的召喚，免於用漫長的歲月與之告別。
不管是哪種，我想我在碰見下一個“倒黴蛋”時，仍希望自己是個“浪漫派”，並且樂於告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