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在政治、軍事等領域擁有強悍實力，漢代在對外關係上也標誌著一個新紀元的開始，從漢朝貢納體制成型之後到19世紀末，整個封建時期中國的對外關係均受這一體系的制約和影響。 本文中我們會談到這一體系建立過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困難,即從和親體制向貢納體制的轉變，當然也包括漢朝與匈奴以及其他遊牧民族的經濟關係。
西漢疆域，西漢時期朝廷高度重視與匈奴以及西域各國的關係
從和親政策到貢納體制
遊牧民族歸順是儒家思想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和親和貢納都表現了中國統治下的和平這一特性。從這一點看來，兩者似乎沒有什麼區別，所以在西漢初年，漢朝也有把匈奴控制在和親這一體系之中的構想，即賈誼的“五餌說”。
“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府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賈誼在《治安策》中提到“五餌說”，後被班固收入《漢書·賈誼傳》當中
我們可以看出賈誼建議通過和親體系用漢代優越的物質文化來麻痺野蠻的匈奴人，並且在和親政策之下，漢朝贈予匈奴的禮物對於匈奴是一種特殊的果實，絲綢、漆器以及大量農作物等，品嚐起來是甜的，但實際上是有毒的，也可以這樣理解，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但可悲的是，那時候的匈奴統治者已經被麻痺到一定地步，他們甚至不能離開漢朝送的絲綢等禮物。
和親制度，和親不只是漢朝公主下嫁異族，公主出行往往給目的地帶去大量生產資料和技術
另一方面，漢朝對和親政策的不滿越來越嚴重，因為每年送給匈奴的禮物數目不斷增加，卻沒有起到控制匈奴人的預期效果，還刺激了匈奴人的慾望和貪婪。出於這個原因，董仲舒建議漢武帝改善和親體系，在送禮物的同時要求與匈奴一起盟誓、並訂立條約，要求匈奴單于把自己的一個兒子送到漢朝當人質，於是在經濟控制的基礎上又加上了宗教和人質的束縛。這一步是匈奴向漢朝納貢臣服的重要標誌，為這一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做出了巨大貢獻。從上述情況來看，從和親體系到貢納體系的轉變和發展過程，可以看作是漢朝不斷調節漢族與遊牧民族之間的關係，併力圖儘可能保障帝國秩序的過程。
和親制度改良後，新增了“盟誓”“質子”等內容
與匈奴之間關係
儘管我們視匈奴為蠻夷，認為其具有侵略性和貪得無厭的特性，但是我們不能認為其特性是本身所固有的，其本性深深植根於地理位置和經濟背景之中。《鹽鐵論》中：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賤而棄之。無壇宇之居，男女之別，以廣野為閭里，以穹廬為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飲血，會市行，牧豎居，如中國之麋鹿耳。從中可以看出匈奴地理環境的惡劣，農作物等資源的稀缺，這也導致了其對漢朝經濟的依賴一直是匈奴發動戰爭侵略漢朝邊境的重要原因。而從和親政策體系向貢納體系的轉變在上文中已經提及，當然，當漢朝在想辦法如何將匈奴納入納貢體系時，匈奴正想著如何恢復之前的和親體系。然而，漢朝戰勝了匈奴，匈奴內部的分裂促進了這一體系的建成，匈奴納入便發生在漢宣帝時期。儘管對於匈奴來說，從“兄弟”之國變為附庸國是很難接受的，但是它內部的分裂以及經濟上對漢朝的依賴使匈奴不得不這樣做。
《鹽鐵論》中詳細講解了匈奴的現實情況，其生活環境惡劣，缺衣少糧，這些情況更加重了他們對漢朝經濟的依賴
公元前51年，匈奴首領帶著貢物來到漢朝廷，並向漢朝皇帝表示稱臣和效忠，這也標誌了漢代納貢體系的正式建立。而在納貢體系建立之後，漢朝與匈奴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對於漢朝來說，重要的是匈奴進貢的物品具有向漢朝臣服的象徵價值，而且賞賜的禮物也不必按照之前的協定來送。 而匈奴在貢納體系建立之後，入朝覲見的頻率也變高，並且經常是親自來朝，因為得到的賞賜更多。這也給漢朝帶了更大經濟負擔，為此皇帝還曾經召開廷議討論，是否拒絕匈奴的頻繁覲見。楊雄認為，貢納體系儘管消耗了帝國財物，但是它帶來的政治利益遠大於經濟損失。
漢武帝打擊匈奴後，後者逐步分裂，南匈奴後來歸順，北匈奴繼續與漢朝對抗
在王莽統治末年到東漢初年，這一體制也曾因為匈奴的統一而短暫動搖，但隨著光武帝推出新的政策以及匈奴永久分裂，一度動搖的局面趨於穩定。到了東漢時期，匈奴在日用必需品的供應方面比以往更加依賴中原，自然漢朝贈予的禮物也比以往更多；一方面是匈奴人口的增長，另一方面是匈奴自分裂後的實力衰落。另外，我們也需注意到匈奴的另一種財政負擔：匈奴給和他們打交道的官員的賄賂，因為這些官員和使節會與其質子聯繫並承擔接待質子的義務。
在漢朝試圖鞏固貢納體系這一政治目的的同時，也使得不定期增長的禮物有效的轉化為一種經濟武器，利用經濟這一關係把匈奴牢牢控制。與其他胡族關係
在當時不僅僅有匈奴這一少數民族，也有羌、烏桓、鮮卑等少數民族，而這三族被夾在匈奴和漢朝之間。我們以羌族為例，在公元前200年時，匈奴軍事力量強盛逼迫羌人臣服，使得羌人成為其聯盟。被漢武帝鞏固西域之後與匈奴隔開，自此便分散各處，所以一直沒有全部納入貢納體系之中。
張騫出使西域後，他本人也成為漢武帝對匈作戰的活地圖，漢朝徹底阻斷西域與匈奴後，西域部分遊牧民族分散
在漢宣帝時期，羌人開始與漢人直接交往，並逐漸進入漢朝邊境；儘管到東漢時期，羌人成為漢朝最大的邊境問題，但究其根源是漢朝的經濟剝削。《後漢書》中記載：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可見當時羌人已經大量進入漢朝境內，並與漢人雜居；另外，他們被迫給地方政府官員和有權勢的人提供勞役服務，當壓迫加重後，反叛便開始了。另外的烏桓和鮮卑與漢朝的關係也不是很穩定，可以說，不斷投降和叛亂是他們與漢朝關係的一大特徵。
東漢疆域圖，我們可以比較清楚得看到東漢時期遊牧民族的分佈情況，西漢時期的遊牧民族情況看文章開頭
我們可以看出整個漢代不斷變動的胡族威脅充分表明了這個貢納體系不是很穩定，而體系是否穩定也涉及多方面因素。一方面是漢朝擁有的優越軍事經濟力量，另一方面是胡族力量的衰弱；這兩者都依賴各種條件的相互作用，但這些條件是漢朝無法掌控的，具有一定的變動性，自然這貢納體系在本質上也是變動的。另外，我們必須肯定漢朝以禮物的方式對胡族直接的經濟援助在維持貢納體系的作用；但是，它對於漢帝國來說是一種資產而不是債務，儘管偶爾有時會有一些經濟利益，但總體來講，其經濟利益遠不如政治利益。漢帝國的經濟支出不僅僅是絲綢、穀物和牲畜等禮物，還有關於貢納體系的行政管理費用，如為了保證體系的正常運轉，漢代創立了大量機構，包括屬國都尉、護羌校尉、西域都護等；還有一系列的軍費開支，有時還會通過戰爭的方式來鞏固這一體系。
漢朝軍隊作戰
總評
漢代和親政策體系向貢納體系的轉變經歷了長時間探索的過程，也曾試圖利用和親體系來控制外族，後來又在和親政策的基礎上做了一定改良，也就是“質子”和盟誓條約的出現，最後在匈奴的正式稱臣下建立了貢納體系。我們看到，在這個貢納體制之下，北方的遊牧民族們由於地理位置偏僻，各種生活、生產資料以及資源嚴重缺乏，他們在經濟上對漢帝國十分依賴；事實上，這一體制也沒有給漢帝國帶來足夠利益，相反，隨著胡族人口增長及頻繁的來朝覲見，漢帝國送出的禮物也越來越多，所承受的經濟負擔也越來越重。同時，由於漢胡雙方實力的變化，這一體系的不穩定性也隨之顯現。不得不承認，如果從經濟角度出發，無論對外政策如何轉變，漢朝始終是對外輸出居多，拋開朝廷賜給遊牧民族的大量財物不談，朝廷在邊疆地區設立的轄區衛所以及一系列管理機構和人員都會產生鉅額開銷。一旦爆發戰爭，漢朝還會損失更多經濟利益。但是，如果能用經濟利益穩定邊疆局勢，並進一步保證社會安定的話，那漢朝對外政策所取得的政治利益絕對是空前值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