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一个短短38年的特殊年代，一个分裂的年代，一个屈辱的年代，一个东西方文明碰撞的年代，一个黑暗与文明交织的年代，不同的人看民国有不同视角，公知看到的是胡适和刘文典，文人看到的是徐志摩和林徽因，愤青看到的是鲁迅，普通人看到的是闰土，而公认的是，民国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
确实，中国已经数百年没有见到过文化如此鼎盛的年代了，上一个这样的年代是北宋，再上一个年代是盛唐，再往前推就到先秦了。民国之后，这种盛况仿佛在一夜之间消失不见了，于是很多人产生疑问，民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大师。
解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是，每一个文化巅峰时期都有特定的文化背景，先秦时期是礼乐崩坏、管学下替，加之社会混乱，人们对黑暗的社会有了不同的见解。盛唐是因为开放、包容，社会空前繁荣催生了自由奔放的思想，而北宋是因为文人地位得到加强，加之社会安定、商品经济发达，催生了市井中的“词”。那么，民国呢？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 国门大开，东西方文化碰撞产生火花
在清末民国以前，中国已经闭关锁国数百年，期间几乎没有外来文化引进，中华文明经过数千年发酵已成为死水一潭，思想文化无非儒家思想那一套，四书五经已经基本囊括，后人所做的无非是在儒家思想上修修补补罢了。孔孟之后，经过汉代大儒们的修改和阐释，儒家思想闪耀了上千年。两宋时，陈朱理学对孔孟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良和解释，再然后就是明朝王阳明、王夫子、黄宗羲等人的完善工作。发展到这里，儒家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再无新义。
这时候，西方文化的引进对传统国学产生了积极影响，新思潮与旧思想交融总会碰撞出火花，继而产生一系列大师。如民国大儒王国维，早年学习国学，后来精研西学，熟读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著作，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国学，成为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流派的开创者，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奠定了中国现代考古史学的基础，完全当得起“大师”之称。
再如同为“清华四导师”之一的陈寅恪，本是传统文人，因家学之故有幸接触西学，先后赴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高校深造，大量学习西方文化，学贯中西。回国后，他用西方的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精研中国古代佛学、诗词、边疆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等，仅其提出的“关陇集团”概念就将隋唐史研究0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又如当时的文人领袖胡适，其人功过难定，时人对其评价不高，季羡林称其为“书呆子”，章太炎称其“不配谈哲学”，教员评价其“顽固”，但他领导了新文化运动，率先打起“民主”、“科学”两面大旗，直接催生了新民主主义，故而被后人捧为“一代宗师”。
总而言之，民国大师诞生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当中西文化彻底完成融合，本土科学文化思想得到彻底完善后，大师的土壤也就不复存在了。
二、 大师源于文人之间的互相吹捧
不可否认，大师们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还是有真才实学的，但这种真才实学却没有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多数源于名流们的拔高和推荐。当时的中国识字率不过5%，有幸接触到西学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只要曾在国外留学镀金，归国后必然是某一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自然就成了大师。
陈寅恪刚回国时寂寂无名，梁启超向时任清华校长曹云祥极力推荐，称其“学问胜我十倍”，于是轻松获得了清华导师头衔。放在今天，一个刚刚归国的青年海归，能凭借友人的三言两语就得到清华大学导师头衔吗？
对比民国与今天，海归已经越来越廉价，这是因为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迅速缩小，西方的学问在中国已不占绝对优势，大师在逐渐消失，恰恰表明了中国在进步。
三、 大师总是诞生在黑暗中。
什么是大师？大师黑夜中的一盏明灯，在夜空中为人们指引前进的方向，但大师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当夜空足够黑暗时，大师的思想才会熠熠生辉，就像只有在夜间才能看见星星一样。
同样，只有社会足够黑暗时，才能出现大师。回到识字率问题上，在当时社会，识得千字便可称知识分子，熟读百家即可为人师表，学贯中西就能称为大师了。当知识在普通人中普及后，学问不再高不可攀，社会平均学问水平整体拔高，无形中提高了大师的门槛，也就不会产生大师了。举个简单的例子，“专家”放在民国应该算是大师了，但在今天却人人喊打，只有在相关领域做出超越前人的伟大贡献，才能当得起“大师”之称。
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把一些人推到台前的同时，也把一些碾在了车轮下，民国大师们出生在一个黑暗的时代，也应该庆幸出生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才能被历史的车轮推到台前。有大师的年代未必好，没有大师的年代也未必不好，我们更应该庆幸生活在知识爆炸的时代，人人都能成为大师，人人也可批判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