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點：玄宗的逆轉，政治改革與貴族政治的終結， 具有重要意義
大家好，這裡是史皇弟，今天咱們聊聊玄宗的政治改革與貴族政治的終結。隋唐兩代藩王縱橫捭闔從而影響政局的情況在玄宗上臺以後發生了逆轉。玄宗在動盪激烈的政治局面下，起於藩邸之間，以非嫡長子的身份奪取皇位，深知強勢諸王對皇權的威脅，於是有一系列改革出臺。可以說，玄宗開元年間圍繞親王政策的變革，是終結貴族政治的重要轉折點。唐玄宗在姚崇的幫助之下，進行了一系列關鍵的改革，從而大大限制了諸王的權力，世家大族成員無法再從投機不同繼承人集團的做法中獲得政治好處。唐中葉直到宋代，都受益於此次改革。
唐玄宗和大臣們
睿宗上臺以後，景雲二年（711）正月，姚崇、宋璟就提出：第一，出宋王（睿宗嫡長子）、邠王（高宗長孫）皆為刺史；第二，罷岐王、薛王左右羽林，使為左右率，以事太子；第三，太平公主於東都安置。但是由於太平公主的干預，最後沒能實行。所以改革要等到玄宗上臺以後才得以進行。開元元年（713），玄宗一舉剷除太平公主集團，逼迫睿宗交出實權，從此正式執掌唐帝國的命運。玄宗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此時就是穩定政治局面，其關鍵就是抑制諸王的影響。唐玄宗殺掉太平公主以後，立即起用姚崇作宰相，他們在穩定封建秩序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工作。玄宗認為，協助他奪取皇位和壓平太平公主叛亂的功臣郭元振、劉幽求、張說、王琚等人，是一些陰謀家，“可與履危，不可得志”（《舊唐書》卷一〇六《王琚傳》）。因此，他利用種種藉口，把他們相繼貶逐到遠方。
太平公主（現代）
玄宗的改革措施在開元初期密集推出，是非常有系統的舉措
第一，皇室子弟外刺與親王擔任地方官職的改革。諸王出鎮或者外刺，朝廷初衷是希望他們成為中央的屏藩；同時，專制國家中，首都自然是一切的中心，將諸王擯棄在中心之外，可以使他們無法影響皇權的穩定。唐玄宗採納姚崇的建議，將有政治號召力的李成器等親王都遣往地方擔任刺史，而且並不負責具體管理，只掛虛名，並形成規矩。而且，為了防止諸王跟地方形成過分緊密的聯繫，諸王經常更換轄州，不使其在一個地方待的時間太長，比如豳王守禮在開元初，走馬燈似地先後擔任虢、隴、襄、晉、滑六州刺史，非奏事及大事，並上佐知州。
長安
親王外刺從制度上不理州務，從這時開始。這些政策是針對已經成年的宗室子弟，對於皇子，比如鄫王嗣真等，都只是遙領節度使、大都護等，並不出閣。唐開元以後，除了玄宗的兄弟外，其他諸王都沒有再外任地方官職的。後來的一個特例是永王李璘，借安祿山之變，擁兵西南，但不久敗死。從整個制度來說，執行得是比較徹底的。
楊貴妃墓
到了開元九年（721），玄宗已經當了十年之久的皇帝，地位穩固，“是歲，諸王為都督、刺史者，悉召還京師”。這樣，從制度上更加統一，諸王都不出外，玄宗兄弟的特例也被消滅了。自此以後，諸王不再出任地方官職，成為政治傳統。親王出鎮外刺，至此完全結束。
唐玄宗
第二，僚佐體制改革。疏離親王公主與其僚佐系統。諸王在隋代和唐前期，對其王府僚佐的選拔和任用，有較大的自主權力，唐初秦、齊兩王府，其僚佐大半是自己徵辟的。自此以後，徵辟制度逐漸消亡。起初，諸王還是可以對僚佐的人選施加影響，比如，直接向皇帝要求，這在開元以前比較普遍。但是玄宗上臺以後，對這種形式嚴格地加以限制，從而堵住了府王與其僚佐結成集團之路。
玄宗和楊貴妃
開元十年（722）春正月，玄宗取消了王公以下視品國官參佐及京三品以上官仗身職員。開元年間視品官被徹底取消，諸王不再有自闢署官的權力。既然諸僚佐的任命不由諸王，那麼僚佐與其府王之間，交構成禍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從根本上限制了諸王對朝廷官員施加影響。
玄宗
第三，經濟體制改革。削弱諸王貴族的經濟能量。唐朝前期諸王用度非常之大，太宗時期，魏王李泰的用度甚至超過太子李承乾。《周禮·天官冢宰》中多處規定太子的花費不受預算管理制度的約束。在唐代，這種慣例時常被引用，比如唐太宗《皇太子用庫物勿限制詔》提到“儲貳不會，自古常式”；與諸王相比，唐代太子沒有封邑，所以雖說其用度理論上不受限制，但是在實際的操作上，太子的用度是受到各種限制的，即使皇帝、朝廷不加限制，但是為了在如履薄冰的政局中保住儲君的位置，大多數太子也會盡量控制花費，樹立自己的良好政治形象。在這種情況下，親王的經濟能量不會與太子相差太多，有時甚至超過太子，比如中宗時代的相王封萬戶，經濟實力遠超當時的太子李重俊。從開元年間起，玄宗的種種措施大大壓縮了諸王的用度。
唐太宗
總結
唐前期諸王的收入主要是封邑的收入。所以，對食實封制度的改革，是最關鍵的一步。食實封制度下，皇室成員的食封收益是直接分割國家預算內的課戶及其租調額而來，而且不管水旱災害，封戶的租調也不能豁免。唐朝剛建立時，食封之家不過二三十家，親王食封八百戶，有至一千戶。到了中宗時代，食封之家已經超過百家，其中皇室子弟的食封達到了三萬多戶，相王、太平公主、衛王、溫王、長寧公主、安樂公主等封邑已經膨脹到驚人的地步，相王食封增加到七千戶、安樂公主三千戶、長寧公主兩千五百戶。加上其他權貴的封戶，遍佈全國五十四州物產豐饒的地區。親王有自己的國官系統，直接向封戶徵收。中宗時代宰相韋嗣立調戶部資料，發現食封之家庸調已經超過一百二十萬匹，而唐朝國家每年庸調絹數，也不過百萬。因此出現了“國家租賦，太半私門，私門則資用有餘，國家則支計不足”（《舊唐書》卷八八《韋嗣立傳》）的局面。巨大的經濟實力，構成了唐代前期皇權屢屢遭到挑戰的經濟基礎。諸王公主及圍繞其周圍的貴族子弟，在經濟能量和政治權勢的鼓舞下，使唐前期的皇位繼承，深受政治集團鬥爭的影響，沒有一個名義上的皇位繼承人能夠登上皇位。從這個意義上講，玄宗的財政改革，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經濟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