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自珍的人生是坎坷的、跌跌撞撞的。
在科考做官的道路上，龔自珍極不順利。就缺少考試運來說，龔自珍在科舉歷史上都可以名列前茅。父母、妻子、前輩、朋友們的期望，一次次地落空，但龔自珍還是鍥而不捨地考了半輩子，可想而知他內心的“壓力山大”。
人們期望他不要做才子、做名士，而要做名臣、做學者，他也期許自己是能為中國變法的王安石，但他一輩子只能窩在部委裡做一個公務員。雖然有賢良大臣們徵詢他關於改革的意見，但他在官場上一直是受排擠的、受打壓的。
瞭解龔自珍的人會承認他的才學和思想，會感嘆他的懷才不遇，但在官場人眼裡，龔自珍只是一個不切實際的書生，是一個刺兒頭，是一個為性格所左右、其性格即失意命運的怪人。他在官場熬了半輩子，也學會了一些應酬，學會了一些無聊，在玩物中喪志，消磨時光和精神。用現在的話說，他也一度變成了“油膩的中年男”。
但快到五十知命之年的時候，他的職場生涯遭遇到危機：因為官場潛規則的緣故，他居然被罰俸一年；而因為官場迴避規則的關係，叔父做了他的上司後，他必須自動引退；沒有了薪水，工作單位沒有著落，生計緊張，再加上流言蜚語，讓他左右為難，心力交瘁。可以說，己亥年之前的一年，是龔自珍極為狼狽、沮喪和內心絕望的一年。
龔自珍訴說過自己欲哭無淚的至暗時刻，“進退雍容史上難，忽收古淚出長安。”在官場潛規則裡，他付出的大半生是無足論的、可以忽略不計的。用現在的話說，他大半生既沒混到社會地位，也沒獲得財務自由；他奮鬥了二三十年，回到了當初幾乎一無所有的原點。
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一旦想通了，離開京城，龔自珍的心態便發生了變化。他釋放大半生的壓抑，畢其功於一役，“幾人怒馬出長安”。怒者，奴心也。只有怒，才能從房奴、錢奴、官奴的狀態裡解脫出來，從北到南作逍遙遊。
英國詩人奧登介紹奧地利詩人里爾克類似的行為時說：“他經過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直到在穆佐他顯了全部的魄力，一舉而讓什麼都有了個交代。”龔自珍的出走和南遊南歸就是對自己的交代，他的成果中就有《己亥雜詩》，“一個龐然的大物”。
己亥年的四月二十三日。從1839年的這一天開始，龔自珍離開京城，回到杭州、崑山，再北上，再回崑山。他走走停停，一路上飯局、豔遇不斷，一路上話題、詩詞、文字不斷，靈感噴發。
直到今天的流言蜚語仍以為龔自珍的出走是狼狽的、逃難式的；這些流言蜚語並不知道，一個人一旦決絕地跟自己前半生因循的生活撕裂，雖然有脫胎換骨的陣痛和難堪，但更多的是海闊天空的“作新斯人”。
十年前我從大理回到北京的時候，不止一個年輕朋友問我，怎麼能從單位、家庭生活中拔出來呢？一個朋友停薪一年到武當山生活，一個年輕人辭職到西南地區旅遊半年，他們回到京城的時候，都由衷地感慨，自由跟財務多少、功名大小無關。
龔自珍在他的時代已經為我們示範過了。很多人讀過他的《己亥雜詩》，但很少有人理解龔自珍這一年的內心自由。一百多年來的讀書人願意以《己亥雜詩》為基礎“集龔”，因為《己亥雜詩》裡有最為自由酣暢的精神。當代流行語“再不任性，就變老了”只是一種戲說，但衝破羅網、求得自由是人同此心的追求。
回到自己，表達自己
里爾克、龔自珍們示範的方法就在於回到自己，表達自己。是的，如果生活有苦，如果生活無望，如果你懷才不遇，你把它們寫下來，這就夠了。儘管我們為活著所苦，我們易受誘惑，我們犯下罪錯，但無論如何，這世上還有“我的朋友”，他是世上某處總還存在的一位高人和聖者，他是全知的心靈和畏憫的眼睛，他有真理，他知道真理；那麼真理在地上就還沒有滅絕，將來遲早會傳到我們這裡來，像預期的那樣在整個大地上獲勝。這個“我的朋友”，這個高人和聖者，其實是我們自己。
是的，龔自珍等來了“我的朋友”，就是己亥年的自己。他在己亥年的心思詩語不僅是自由的表達，是性情的寫作，也是他的“天鵝之歌”，是臨終的眼和全知的心靈。《己亥雜詩》是一部在省思時仍在犯業、犯業後及時懺過的自白書或懺悔錄，是一部積鬱於胸、呼喚“九州生氣”的宣言書，又是一種充分實現自我的方便法門。
每個人都有自己人生的至暗時刻，龔自珍在己亥年的行旅，一舉實現了人生的逆襲。一生的懷才不遇、挫折，中老年生活的崩潰、絕望，突然因為回首往事和立此存照而得到了安頓和至高的意義。有人認為，在中國干支紀年的六十個年號裡，甲子年、甲申年、戊戌年、辛亥年、辛丑年等都有了特定的歷史文化含義，但龔自珍是唯一的把己亥年變成自己專屬年號的歷史文化人物 。
摘自 | 《領導文萃》2020年3月下
稿件來源 | 《己亥：餘世存讀龔自珍》
作者 | 餘世存
責任編輯 | 蕭源
新媒體編輯 | 少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