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普利策獎得主、《槍炮、病菌與鋼鐵》作者賈雷德·戴蒙德，日前推出全新力作《劇變：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這也是他“人類命運”三部曲終篇。書中他比較分析了7個現代國家在數十年間所經歷的危機和重要變革，包括芬蘭、日本、智利、印度尼西亞、德國、澳大利亞和美國。他曾不止一次到訪這7個國家，會講其中6個國家的語言，並在這些國家長期居住過，最早可追溯到70年前。
“病菌取得的戰果甚至要超過武器的勝利。”在戴蒙德看來，病菌在塑造殖民版圖和政治格局中曾扮演獨特的角色。“整個近代史上，人類的主要殺手是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結核、瘧疾、瘟疫、麻疹和霍亂，它們都是從動物的疾病演化而來的傳染病。”他在新著中提出：大多數人在一生中會經歷一場個人的鉅變或者危機，有的人還不止一次。有些危機因為我們自身的改變而消解，另外一些卻並非如此。國家也會遭遇危機，而同樣地，一部分危機通過國家自身的變革而順利解決。治療專家從大量關於解決個人危機的研究案例和軼聞中找尋規律，那麼，這些結論可否幫助我們認識國家如何化解危機？
《劇變：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
賈雷德·戴蒙德 著
曾楚媛 譯
中信出版集團
日本人廣泛認識到的該國存在的根本性問題還包括：女性的地位、本身較低且在不斷下降的出生率、不斷減少的人口數量以及人口老齡化。這4個問題彼此之間存在關聯。
理論上，日本男女擁有平等的地位。由二戰後佔領日本的美國政府起草且至今仍具有法律效力的1947年日本憲法中包含了一項規定性別平等的條款。儘管遭到日本政府的強烈反對，但這項條款還是被通過了，時至今日，仍有一些日本的立法者想要改寫這項條款。
現實中，日本女性在獲得平等的道路上面臨著許多社會壁壘。當然，我將描述的這些壁壘也存在於日本以外的國家。但在日本，這些壁壘更為堅固—日本在健康、教育、就業和政治領域面臨的性別鴻溝，比起除韓國以外的任何一個富裕的工業化國家都更嚴重。
在家庭生活當中，日本已婚夫婦之間的性別分工通常被稱為“男主外、女主內”。這是一種在日本很常見，但效率較低的家庭內部分工模式，丈夫主外，須投入兩倍的工作時長以肩負起養活家人的責任，從而導致失去了陪孩子的時間，而妻子主內，也犧牲了獲得一份有成就感的工作的機會。
在職場中，日本女性的參與度率低，所獲薪酬水平也不高。隨著工作所需承擔責任範圍的擴大，日本女性的佔比急劇下降。日本大學生中的女性佔比為49%，入門級工作崗位的女性佔比為45%，而日本高校教職中的女性佔比僅為14%。日本中高層管理崗位中的女性佔比僅為11%，董事會中的女性佔比為2%，企業核心管理層中的女性佔比為1%，而CEO層級中的女性佔比甚至不到1%。在這些較高的職業層級，日本女性的佔比比任何一個主要的工業化國家都要低，除了韓國。躋身日本政界的女性寥寥無幾，況且日本從未有過一名女首相。
日本女性面臨的職場壁壘還包括：工作時間太長，工作之餘還需與同事應酬，有孩子的女性還面臨在外應酬時家裡的孩子由誰來照顧的問題，尤其是當自己的丈夫也無暇抽身，或者是不願承擔照顧孩子的責任時。
對日本的在職母親來說，托兒是一個很大的難題。日本法律明文規定，女性在產前享有4周的假期，在產後享有8周的假期，部分日本男性享有陪產假。
可在現實生活中，幾乎所有的日本男性和大部分的日本女性都不會使用這些法定的假期。雖說名義上日本僱主通過施壓使育有子女的女性員工辭職是非法的，但在職母親確實感受到了僱主施加的壓力,而且日本在職母親的托兒選擇空間很小。因此，日本人的普遍觀點是：母親應當待在家裡親自照顧小孩，而不是外出工作。
日本的職業女性陷入兩難的處境。一方面，許多（甚至是大部分）日本女性都想工作，但她們同時也想要生孩子，並且希望能陪伴孩子成長。另一方面，日本的企業對僱員培訓投資巨大，通常會為僱員提供一份終身制的工作，因此希望員工加班加點，一份工作做到老。因此，日本企業的高層職位鮮少對女性拋出橄欖枝，日本女性也不大會接受這一層級的工作邀請。
日本下一個相關的人口問題是出生率較低且不斷下降。日本人已然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但目前尚未找到解決的辦法。
出生率較低且不斷下降，這在第一世界是很常見的現象。然而，日本的出生率幾乎達到了全球最低—每年每1000人中只有7名新生兒，世界平均值為19。不僅如此，日本本來就低的出生率還在不斷下降。
另外一個體現一國生育狀況的指標被稱為“總和生育率”，指的是一國平均每名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的總數。全球總和生育率平均為2.5；在規模最大的第一世界經濟體中，這一指標為1.3-2.0。日本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27，處於較低的範疇。
可是，一國要達到人口持續穩定的狀態，平均每名女性需要生育的孩子數量—也就是所謂的“人口替換率”要略大於2。日本和其他一些第一世界國家的總和生育率均低於人口替換率。對其他的第一世界國家來說，這倒也不是難題，因為儘管這些國家的生育率低，但移民的流入能使其人口總數保持恆定甚至上升。然而，日本幾乎沒有移民流入，所以它的人口總數實際上是在下降的。
在某種程度上，頭婚年齡的上升是導致日本出生率不斷下跌的其中一個原因。目前，日本男性和女性首次步入婚姻的年齡約為30歲。這便意味著，女性在絕經之前（也就是還具備生育能力）的時間相對縮短了。
日本出生率下跌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的結婚率迅速下滑。有的人可能會反駁說，在大部分其他發達國家，結婚率也出現了下降的趨勢，可是那些國家並沒有出現像日本這般災難性的出生率下跌狀況。這是因為那些國家出現了許多未婚媽媽：美國的非婚生嬰兒佔新生兒總數的40%，法國的這一比率是50%，冰島是66%。可是，這種狀況並不能緩解日本面臨的問題，因為該國非婚生嬰兒在新生兒總數中的佔比僅為2%，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為什麼日本人越來越不願結婚和生育子女呢？
當被問到這樣的問題時，日本人給出了以下幾個原因。一個是經濟層面的原因：結婚往往意味著要搬出原生家庭，成立新的家庭，要自己支付房租和養孩子的費用，相較而言，保持單身、住在父母家裡要實惠並且輕鬆得多。對女性而言尤其如此。日本人給出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單身的自由，這對那些不想承擔家務和照顧丈夫、孩子、雙方父母等責任的女性來說尤其重要。當然，還有一個原因是，許多思想前衛的日本人（男女比例相當）都認為婚姻不是一段充實人生的必要條件。
除了持有上述觀點的人之外，還是有70%左右的日本未婚男女稱自己是渴望婚姻的。那麼，他們為什麼沒能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呢？根據日本的婚戀傳統，年輕的未婚男女都是通過媒人安排正式的相親，從而步入婚姻殿堂的。直到1960年，相親還是日本人覓得良緣的主要方式。但在那以後，隨著媒人數量的減少，還有西方自由戀愛婚戀觀的出現，這種包辦式婚姻在日本婚姻中的佔比降到只有5%。
但是，許多現代的日本年輕人面臨的問題是，他們的工作太過忙碌，面對約會太過羞澀，或者是在發展一段戀情的時候不夠成熟。特別是，隨著包辦式婚姻在日本逐漸淡出，以電子郵件、短信和手機為主要工具的非面對面式電子通信方式的崛起，導致人們的社交技巧日漸退化。
*摘編自《劇變》，中信出版集團
圖片：出版方編輯：許暘責任編輯：柳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