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前東北爆發“九一八事變”，這是日本侵華的開端！此後14年浴血奮戰終於換來山河無恙，但這並不是結束。
戰爭剛剛過去，便是舉世矚目的“東京大審判”，這是對日本戰犯欠下中華民族，累累血債的清算！只有將他們送上絞刑臺，一切才算是結束！
可那場審判的艱難超乎想象，日本甲級戰犯拒不認罪，要想判這群儈子手死刑，國際上的支持率低到可以忽略不計。
可就在這困難重重中，是他據理力爭，替全中國人討血債！可他是民族英雄，卻也是一個悲劇......
他，就是梅汝璈
1904年11月7日出生的他，從貧窮山莊走出，憑優異成績走進清華，又去美國留學， 先後獲斯坦福大學經濟學碩士，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
畢業後，作為不可多得的法學專家，他本可以留在美國，可他卻拒絕大律所的高薪，放棄了在美國的一切，於1929年回到滿目瘡痍的祖國，任教於南開、西南聯大、復旦等高校，將自己滿腹法學學識傳給祖國桃李。
他常勉勵學生：“我們必須‘明恥’，恥中國的科技文化不如西方國家，恥我們的大學，現在還不如西方的大學，那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要奮發圖強以雪恥！”而沒過多久，這個雪恥的機會就來了。
1945年二戰結束後，國際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任命11位來自各國的法官，在東京審判日本戰犯。
但對國民政府來說，派誰去參與審判是個令人頭疼的問題。因為審判是參照英美法律開展，而當時中國精通英美法的人才緊缺，上哪去找這樣一個人？
既能精通英美法，又能擔得起維護祖國利益的責任？就在大家愁眉不展時，有一個人讓眾人眼前一亮，而他正是梅汝璈。
東京大審判，他作為中國法官代表出席，1946年3月19日來到東京後，時任國民政府教育次長的顧毓琇，將一柄寶劍贈予他，他接劍後說：“紅粉送佳人，寶劍贈壯士，可惜我非壯士，受之有愧。”
顧毓琇馬上說：
“你代表飄蕩在天國的百萬華人亡靈，和依然慘淡生存的四萬萬國人，到這侵略國來懲罰元兇禍首，天下之壯烈事以此為最，君不為壯士誰為壯士！”
聽罷梅汝璈拔劍出鞘，慷慨激昂道：“我既受國人之託，定將勉力行事，斷不使戰爭元兇逃脫法網！”
寶劍贈英雄，鐵肩擔道義，清算血債，護國尊嚴，這代表全中國的使命重如千斤，而他遇到的阻難，是未曾預料到的。
第一次開庭預演就起了一次風波，當時安排法官座次，中國安排在美、英之後，時刻把國格放心上的他立即抗議：“我認為應按受降書的簽字順序，那麼中國應排在第二位。”
審判長對此不以為意：“老梅啊，這是法庭，不是重演受降儀式，何必對一個小小問題如此在意呢？”
而他卻義正言辭道：
“這問題一點都不小，何況真理只有深淺沒有大小，沒有日本投降便沒有今日審判，按受降國簽字順序排座，順理成章。”
之後在他力爭之下，中國被排在第二座次，
尊嚴是爭來的，他讓十國法官，見識了中國人的不可小覷！而為祖國爭了一次第二，他還要爭一個第一！
當時審判席後，美國國旗插在第一位，中國國旗插在第二位，他認為這樣不妥，再次向審判長提出：“中國國旗應插在第一位。”
這下美國法官不樂意了，十分傲慢地問：“憑什麼？”中美雙方就此展開激烈爭論，最後他用流利英語大聲道：
“中國人民，因為日本法西斯分子的殘暴，幾千萬亡靈沉冤九泉！為抗擊日本侵略，我國軍民以傷亡逾3500萬人的代價，換來擊斃擊傷日軍130多萬，佔日軍在二戰中傷亡總數的70%！中國不是打敗日本軍國主義的主力，誰是主力？！”
美方理屈詞窮，最終中國國旗放在第一位，美國國旗則移至第二位。他用巨大勇氣，為祖國贏得尊嚴。
可這次審判，最艱難的是：日本戰犯欠中國人的血債，到底能不能血償？！
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終於開庭了！
可罪行累累的日本戰犯，面對罄竹難書的血的事實，竟異口同聲說自己：“我無罪！”
這些戰犯，擁有龐大的實力辯護律師，銷燬了大量侵華證據，給審判工作帶來巨大困難。在這樣的形勢下，要把這些戰犯送上斷頭臺困難極大，取證不力或庭辯不利，都將嚴重影響審判結果，稍有不慎就可能讓這些罪犯逃之夭夭，那中國三千萬軍民的血債，四萬萬人的悲慘，由誰來還？！
以梅汝璈領導的中國代表團壓力巨大！
而他鏗鏘有力的說：“沒辦法就想辦法，沒證據就找證據！”之後中國代表不眠不休，從日本內閣千萬份資料中尋找證據，又尋來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出庭作證，還找來被關在蘇聯的末代皇帝溥儀！當溥儀出現在法庭上，東條英機的臉色終於變了，中方搜尋有力罪證速度之快，資料之全，讓日方始料不及，最終日本戰犯終於全部認罪。
可他還不能鬆懈，因為最艱鉅的拉鋸戰打響了！
接下來法庭開始討論量刑問題，他一心要送日本戰犯上絞刑架，可當時國際並不主張死刑，很多歐美報紙都預測死刑不可能執行。並且11國法官，除了中、美、蘇外，其餘8位法官都不贊成死刑！
印度法官“慈悲”為懷，主張對所有戰犯無罪釋放；審判長則主張將戰犯流放荒島；歐洲幾個國家因為本國已廢除死刑，更是主張判有期徒刑。
要想讓日本戰犯們付出應有的代價，難中至難，但他仍據理力爭，堅持判處戰犯死刑。他說：
“如果不做出令人信服的判決，梅某無顏再見江東父老，惟有蹈海一死，以謝國人！”
面對各國法官們的不支持，他伏案足足一月，奮筆疾書10多萬字，寫下種種日軍侵華罪行。在當時多數不同意，判處戰犯死刑的多國法官會議上，中國法官梅汝璈上演了，一場場撼人心魄的法庭傳奇。
他說：“日本軍隊搶劫、強姦、殺戮，他們戕害了多少生命？難道還不足以判處死刑嗎？！”
他說：“如果法律不給日本、不給這些戰犯們最嚴厲的懲罰。 誰敢保證日本，有一天不會再次挑起戰爭？誰能保證日本，不會再侵略別的國家 ？誰敢保證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不會再次復活？！在座哪位先生敢做出這樣的保證？！”......
聲如洪鐘，滿腔義憤，在座的法官們個個沉默不語，最終，他艱難的扭轉了整個審判局面！
從1946年到1948年11月12日，這場世紀大審判，足足開庭了818次，
中國代表團，最終將東條英機等7名甲級戰犯，送上絞刑架！以此告慰，在戰爭中千千萬萬死難的國人冤魂！
“壯士”梅汝璈實現了自己的諾言：個人得失，可以讓，國家利益，絲毫不讓，他盡展了作為中國人的風骨！
送上絞刑架的七名日本戰犯
而他在忙著維護祖國尊嚴，忙著為中國亡靈雪恨時，國民政府在忙什麼呢？當時隨著審判進行，中國代表們發現，國民政府對東京審判準備不足。在庭審中，參加法庭審判的中方人員只有17人，（美國的代表團有70人，日本光辯護律師也有數十人），中方勢單力薄人手不夠，而當時蔣介石正忙於打內戰，根本無暇顧及這邊審訊工作。
可就在得不到國內政府支持的情況下， 梅汝璈還是打贏了！
這位慷慨激昂的中國大法官，在遠東軍事法庭的一席話至今徘徊不去：
“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他全程參與了這次世紀審判，功績彪炳千古，可伴隨著時光流逝，他濃墨重彩的前半生輝煌落下帷幕，接踵而來的，卻是後半生的悽惶......
東京審判11位法官合影，一排右二梅汝璈
審判結束後，他對國民政府極其失望，當國民政府得知審判結果，想表彰在“東京審判”中，給中國人長臉的他和檢察官向哲浚時，二人均選擇了拒絕，他還謝絕擔任國民政府的司法部長。
新中國成立後，選擇留在大陸的他，被委任外交部顧問，
他本以為從此一展愛國抱負。
可是沒想到，新中國的法律建設基本照搬蘇聯，學習英美專業的他漸漸無用武之地。他每天能做的就是看看報紙，原本軒昂的眉宇間盡滿是落寞。
但他豈會甘於落後呢，快50歲的他拿個小本子從頭開始，積極學習起俄語和研究蘇俄法學，以期有用之身不被擱置，
可惜時代使然，他最終也未能得償所願！
1957年，瘋狂扭曲的時代中，他被降薪降級，當年堂堂國際大法官，審判日本戰犯的這樣一位民族大功臣，竟被說成罪人......
但他並不以為意，雖境遇坎坷，可他更擔憂的是國人居安而不思危，所以他要把當年東京審判的故事寫下，以求警醒世人。
他一邊被勒令去打掃廁所，一邊寫著：《谷壽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殺事件》然而這本書卻遭到指責，被扣上煽動'民族仇恨'、'鼓吹戰爭報復'的罪名。
有人說：“梅汝璈名字出現的頻率，和受關注的程度，基本上是中日關係的晴雨表。”中日關係緊張時，他便被人翻出來誇；中日關係緩和時，他便成為不合時宜之人被淡忘。在那無休無止的檢查中，
他寫道：“我實際上，只是一本破爛過時的小字典而已。”
1973年4月23日，不過68歲的他，在無盡心酸中離開人世。原本打算寫60萬字，關於東京審判的書稿，也才剛剛完成了1/3，他就這樣帶著壯志未酬的遺憾走了......
如今他已離去47年，不知還有多少人記得他？！
不懂歷史的民族沒有根，淡忘英雄的民族沒有魂。他這樣的民族英雄，正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根與魂。
勿忘英雄昔日恩，莫寒英雄熱血心。
這樣一位為國為民立下如此功勞的英雄，我們不應該忘記他！
2020年4月23日，梅汝璈逝世47週年，致敬！緬懷！勿忘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