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生活條件好了，但我久久無法忘記的讓是多年前的一次趕集。
每到年關，父親得去趕集，為我們一家人備辦年貨。那時候家裡窮的叮噹響，拿什麼去辦年貨呢？父親思來想去，之後把母親辛苦一年養的那頭豬拉到集市上賣，如此便可以換錢度過眼前的難關。我是家裡的老大，只盼著過年有一掛小鞭炮便心滿意足了。
大清早，母親破天荒的給豬熬了一鍋黃薯湯，再摻上一些糧食和粉碎的紅薯蔓子。希望豬吃了可以增加重量，能達到生豬收購的最低標準。
因為放了寒假，父親答應帶我一起去趕集，我便十分賣力的幫著推車，我們緊趕慢趕，終於趕到了收購站，而且還排了個第一名！
眼看著太陽老高了，我們身後已經排起了長長一溜賣豬的隊伍，而收購站的大門始終緊閉著，賣豬的隊伍裡，大部分的豬已經開始排洩，沖天的酸臭味兒瀰漫在空氣裡，讓人不敢大口呼吸。
終於商豬收購站的大門開了，從沒理混混悠悠走出一個漢子。八角帽斜楞眼附近，感冒清前一步。從兜裡掏出從沒見他抽過的紙菸，嘴裡叫著“四哥四哥”一整盒遞了上去。
這個四個順手把煙塞進油膩膩的口袋。一捏我父親的肩膀，腦袋一撲稜，冷冷的說：“你個右派分子，還排在第一位，把車拉西牆跟去，讓貧下中農先賣”，父親還想說話。被他一推只好閉嘴，默默的把豬拉到牆角，掏出旱菸袋低頭抽了起來。
父親是土改幹部，後來又是我們村的第一任黨支部書記，一生兢兢業業為黨工作，不知道為什麼，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紅衛兵定成了右派，還被紅衛兵批鬥過，遊過大街。這回，這個“右派分子”的帽子在生豬收購站給用上了，父親大早起來排的隊，也沒用了。
我當時很生氣，憤憤的跟父親說：“回吧，回吧！我不要鞭炮了，沒肉也能過年。”父親拉我坐在車轅上說：“你說不吃肉行，你弟弟妹妹呢，親戚來拜年，咱們拿啥待客呢？耐心地等著吧！”
這個四哥十分挑剔，一等豬按二等手，二等豬按三等算，很多人的豬比我們家的豬肥大都被等外拒收了。
終於，賣豬的農民都走了我空空如也的肚子。咕嚕嚕的叫著，失望的準備幫父親把豬拉回去。突然那個蠻橫的聲音又想起來，“你在那兒幹啥呢，還不趕快把豬拉過來？”
父親搜的一下就把住拉了過去，快的我都沒反應過來。
四哥邊過磅邊數落我父親：“明白讓你最後賣的用意了嗎？誰家的豬不比你這瘦猴子強？哦，這是你家老大吧，看看，比你的豬都瘦，把孩子拉扯成啥了？還當了多年的幹部呢，這些年你算是白瞎了！”過完磅，四哥又說：“你這豬等外都不夠，給你按三等算吧，我還得多算你12斤，唉，全當是我給孩子的壓歲錢吧！”
其實我知道，多算12斤，豬才能湊夠收購的最低重量，這無疑是照顧我們，讓我們白沾了一個大大的光。他能同情並幫助落難的父親，讓我一下子滿眼都是淚！
我眼淚朦朧的仰望著這個被稱為四哥的人，又見他掏出一張糧票，對父親說：“都過晌午了，孩子肯定餓壞了，快領他到工農兵食堂，吃碗套飯！”
我不記得是怎麼離開收購站的，又是怎麼到了工農兵食堂。集市上的一切都在我的記憶中淡化了，變得若隱若現。只記得父親一掃愁眉，按三等豬規定賣了一吊子豬錢。還是肥點的，當然，這也是在四哥的關照下才辦到的。
我是躺在平車上回去的。這個平車，閒時拉土，忙時拉糞，來時拉豬，回時又拉我，父親拉著這個平車，裝載著一個革命幹部的酸甜苦辣，在農村坎坷的土路上一拉就拉了21年，那次趕集回家，迷糊中我只記得父親一句話，“世上還是好人多啊！”還有就是父親那一路悠揚舒展的蒲劇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