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lanie是個白人女孩。
她所就讀的University Heights High School與另一所學校Fieldston School都位於紐約的Bronx區，兩所高中相距僅三英里，但U校和F校代表的卻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教育。
前者跟大部分低收入社區的公立高中一樣，生源主要來自於周邊街區內的工薪階層和低收入家庭，設施陳舊、經費緊張，有些時候甚至還需要和其它學校共用基礎設施。
後者則就像是來自另一個平行宇宙，校區坐擁十八英畝的山坡地，校內游泳池、舞蹈室、畫廊等高級配置一應俱全，門口有嚴密的安檢，當然不得不提的是還要配上四萬多美元一年的學費。
對於U校來說，如果他們的學生有機會能夠成功完成全部的高中課程，得以順利畢業的話，絕大部分人的歸宿可能是街角的餐廳亦或是臨街的便利店。
而作為他們的同齡人，F校的學生幾乎百分之一百會進入頂級大學，畢業之後成為公司高管和政界名人，例如迪士尼主席或者紐約時報主編。
在2005年，兩所學校為了促進相互之間的瞭解，決定讓兩群完全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學生進行平行交流，當Melanie來到F高中門口時，她幾乎崩潰，隨行的其他學生們也都被這所與自己的學校僅隔三英里的豪華學校所震驚，場面一度“難以控制”。
多年後回憶起來時，Melanie說當時覺得跟眼前的學校相比，自己的學校就像是一個過分的玩笑，雖然腦海裡很早以前就已經預知了自己和富人小孩之間的差距，但現實落差完全超過了自己的承受能力。
顯然這種戲劇化的教育分層場景在中國並不常見，畢竟基礎教育+高考這種近乎完全公平化的模式，在半個世紀以來著實是“寵壞了”大多數的中國人。
但是當城鎮化發展和中產的崛起，使教育資源的不平均被持續放大時，中國家庭已經開始通過瘋狂的補習班、昂貴的學區房、大量的國際學校，以及流傳在微信、論壇等社交平臺之間的各種牛娃傳說，明確地體會到了留學這個全新發展空間的存在。
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發佈的《2017年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顯示：
全國學前和中小學教育階段生均家庭教育支出為 8143 元，其中農村 3936 元，城鎮 1.01 萬元；
在城鎮內部，按照一二三線城市劃分，一線城市為 1.68 萬元，二線城市為 1.12 萬元，其他城市為 7037 元，尚不到一線城市的一半。
城鄉差距對於大部分的城市中產階級來說可能都過於遙遠，很多被“城裡人”想當然地認為是標配的教學資源在鄉村卻是稀缺如奢侈品一般，而且即使是中產之間，也是存在著屬於自己的小分層。
北大中國教育財政科研所數據。
義務教育階段，家庭年教育負擔率普遍根據母親受的受教育水平進行分組，發現家庭教育負擔率會隨著母親受教育水平上升而增加。其中相鄰兩組之間差距最為明顯的是“高中或高中肆業”與“大學及大學以上” 家庭組，依次為12.6%與16.1%。
教育負擔率，即子女教育支出佔據家庭稅後收入的比例，這一比例如果超過30%則為不健康負擔率。與教育負擔率這一數據在相同條件下有著類似分佈的，還有學生人均學前教育負擔。
無論是從城鄉對比還是從中產之間的對比來看，整體而言，下一代教育的投入總額和投入時間都會隨著父母本身的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與此同時，名校的年齡層次也開始從重點大學和重點中學向下迅速延伸，在北上廣深和準一線城市，名牌小學和名牌幼兒園如雨後春筍一樣冒了出來，開始成為每一個家庭的必爭之地。
不斷集中的教育資源和對優質資源的慘烈競爭，正在形成一個畸形的漏斗形狀，而且隨著資源的集中，漏斗的嘴部開始越來越小，管部則越來越長。
原本由高考進行的篩選，已經開始提前到了小學甚至幼兒園階段，不管這種體制是否合理，至少已經開始被廣大家庭接受。
這種將階層和教育捆綁的普世觀念，讓越來越多的家長開始感到焦慮，也開始把越來越多的資源傾注在子女教育上，並一再把起跑線提前。
2018年熱門國小招生數據中，滬上的國際化學校每一屆招生不過1、2百人左右，而這些學校的報名人數卻每年高達3千至5千人，部分熱門國際學校的錄取比例甚至接近1:20。
但只要在高考這個的框架之內，所有人都是從義務教育的土壤裡成長起來的，再接受中高的洗禮，最終其實也只是在同一個體系內分高低。
而對於大部分人來說，沒有清北復交的學歷背書，最終和同齡人的區別始終還是無法拉開，更無法走出自己的“階層”。
原騰訊副總裁吳軍在《大學之路》裡說：
“私立名校的教育是為更高一層的進階做準備。就像我們這些有資格侃侃而談的成功人士一樣，完成了高考系統內的教育之後，往往需要一段國外的經歷才能真正和同齡人拉開差距。”
柳傳志在接受潘石屹採訪時說：
自己的女兒其實“沒有多大能耐”，雖然有強大的原生家庭和北大學歷作為背書，但使得她真正走進福布斯富豪榜單、獲得國際社會認可的，最終還是要歸功於從哈佛碩士時期開始的海外經歷。
這種想法，對於具備一定國際化視野的70末80後一代父母來說顯然更容易接受。
所以，類似美國私立學校之類的一系列的國際學校開始在國內迅速地流行了起來，這部分家長大多都從一開始就已經為孩子設定好了一條高考之外的路線。
“以後肯定是要走留學這條路的！”
這幾乎已經成為了每一個國際學校家長在諮詢學習計劃和補習班信息時都一定會拋出的前提。
畢竟，一個浙大分數線上下的學生如果能好好準備，完全有機會進入國際排名遠遠超過清北的國外頂尖大學，實現彎道超車，因此這條“蹊徑”正在成為數以萬計的家庭，在高考這條獨木橋之外的“備胎”。
根據教育部公佈的數據，2018年度我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達到 66.21 萬人，而每年全國一本招生人數約在 50～70 萬，出國留學人數已接近於每年一本招生人數。
實際上，選擇“逃離”傳統高考路線的中國家庭已經越來越多，公立教育早已不是唯一選擇。新東方5月7日發佈的《2019中國留學生白皮書》顯示：“意向留學人群中，普通家庭群體佔比最高達43%”。
然而，想要出國留學以便於追求高考之外的教育，首先需要直面的就是那每年高達幾十甚至幾百萬的各項費用。
即使退而求其次，在國內的國際學校中進行過渡，日益增長的學費和兩級分化的趨勢，也在這個小圈子內開始形成了資源配置的不平均，目前一些優秀國際學校一年的學費成本已經不亞於留學本身。
而且底部學校的整體教學質量堪憂，最終得到的結果可能還不如普通公辦學校。
那麼那些即不願意擠高考這條路，又無法真的像富裕階層那樣輕鬆拿出這筆費用，卻仍舊希望在高考之外尋求提升機會的普通家庭，其實完全可以先通過短期遊學或是交換生等類似的形式與國外完全陌生的教育體系進行第一次接觸。
與十萬元打底的國際學校和動輒兩三萬的各色培訓班相比，半個月左右三萬元均價的遊學產品，或是一年十幾萬的海外交換生項目，還是能夠稱得上是具備性價比的輕量化選擇了。
雖然留學本身的價值正在遭受強烈的質疑，留學生鍍金和作弊新聞的頻繁登報也早已開始侵蝕海歸光環，在各大就業報告裡留學生競爭力和薪資水平被頻頻下調等等一系列的問題。
但在擁擠的高考賽道和經濟水平提升的同時作用下，出海讀書仍然是多數家庭利用有限資源曲線上名校、也是避免被階級分化和階級固化所徹底摺疊的最佳途徑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