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刷新吏治不是簡單的反貪反腐可以做到的，靠尚方寶劍反腐從來就是一個笑話。
雍正反腐能夠成功，是因為他操作幾項大政改革都成功落實，帶來的制度紅利；而嘉慶則因為種種原因，積重難返，無力做出任何有針對性的制度改革，反腐自然變成一個笑話。
這才是雍正和嘉慶最大的不同。
我們來看看雍正做的幾件事究竟意味著什麼：
- 火耗歸公
- 改土歸流
- 攤丁入畝
- 設立軍機處
- 設立養廉銀製度
五件事，軍機處是為了集權，將權力從八爺等勳貴和滿清旗主手中奪權；改土歸流是加強一統；而火耗歸公、養廉銀、攤丁入畝則是雍正重建國家財政系統，反腐能夠成功的關鍵。
貪腐的根源有二，一是慾望，二是缺少監督。缺少監督必然導致貪腐，但在雍正嘉慶時代，甚至追朔到中華上下五千年來說，靠的都是御史臺和官員間的檢舉揭發，效果都不明顯。
雍正能夠反腐成功，火耗歸公、攤丁入畝是成功的基礎。這兩件事，前者將收稅中的利益空間收歸國有，攤丁入畝擴大稅基，這是雍正朝反腐能夠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
火耗者，加於錢糧正額之外。蓋因本色折銀，鎔銷不無折耗，而解送往返，在在需費，州縣徵收，不得不稍取盈以補折耗之數，重者數錢，輕者錢餘。行之既久，州縣重斂於民，上司苛索州縣，一遇公事，加派私徵，名色繁多，又不止於重耗而已。
其實說白了，所謂火耗，是清廷徵稅收歸國庫的是銀兩，但老百姓沒有銀兩，只能交實物或者銅錢甚至雜銀，那押解到中央就要換鑄成官錠。而鑄銀就必然有耗損。這個耗損就有了操作的空間。因為此前國家沒有明確規定，一分、兩分乃至七八分的都有，收的火耗越重，老百姓的負擔就越重，而國家卻並沒有得到實惠，火耗都被地方政府和官吏貪了。
火耗歸公則將這部分投入和收益直接收歸中央，不給地方政府暗箱操作的機會，等於中央稅收增加了。
而攤丁入畝則更容易理解。此前中國曆朝歷代收的都是人丁稅，或者說是人頭稅。有幾口人收幾口人的稅，具體的規定有很多細則，這裡就不列舉了。
這會造成幾個問題。一是農民家徒四壁，但因為有人就得交稅，逼死無數；而大戶人家土地、財產眾多，就是按人頭交稅，也交不了多少；另外，在很多朝代，官員、士紳（有功名的）都可以按照各種條件免稅，很多老百姓逼得走投無路，主動將自己的田土交給官紳，從自耕農變成佃戶，就是為了少交點稅，能有條活路。
但隱籍於大戶，大戶本就不交稅，現在農戶的稅收又變成租子給了大戶，造成了國家稅收的極大浪費，而人頭稅更是放大了不公。
於是雍正搞了這個攤丁入畝，等於家徒四壁只有人的，不要交稅了；大戶人家資產多，土地多，按畝交稅，當然更公平，稅收自然大增。
別以為我這裡扯得有點遠。
幹什麼都要錢，雍正反腐其實也是要錢的。國庫充盈，養御史和反腐機構都能養得起；剝奪了官吏在火耗上的貓膩，養廉銀就應運而生，畢竟打了一巴掌還得給顆棗，還得靠他們辦事。
又大又拉，才是雍正反腐成功的關鍵。
等於以前靠火耗靠貪腐得來的錢，現在變成火耗銀，雖然沒有以前多，但現在是光明正大的拿，再加上雍正的高壓政策，抄家皇帝，算是剎住了貪腐之風。
也就是說，雍正反貪，絕不僅僅是依靠鐵血，而是依靠政策的大幅度調整才成功的。這也是這些年雍正民間名聲越來越好的原因。
但到了嘉慶朝，嘉慶已經沒有了操作的空間。
我們反過頭來看，雍正的反腐其實就是開源，增加稅收；導流，將部分灰色收入變成養廉銀，提升官員積極性，配合反腐。
到了嘉慶時期，他要如何去開流呢？
他沒有辦法了。他爹，也就是雍正他兒子，乾隆，經過和紳天才班的操作，在開礦（箇舊銅礦）等方面做了不少文章，主要就是議罪銀和納捐制度。他爹增加收入，是於民於官都有好處的大事，乾隆的納捐則是向天下公開表示，可以直接到朝廷來買官；議罪銀則表示，貪腐沒事，貪了拿出部分收入給朝廷，你就洗白了。
撈錢都撈到這個程度了，嘉慶還能怎麼去撈？
不僅沒法撈，他爹的兩項天才政策納捐和議罪銀，更是讓他想反腐也反不成。事大了，大不了交議罪銀，你能奈我何？
所以，嘉慶要反腐，一則要廢除納捐制度和議罪銀，但“祖宗家法”不可動，既得利益者是絕對不會放任嘉慶去取消這些政策，而且嘉慶一向以孝聞名，他也不可能去冒天下之大不諱去更改他的皇阿瑪的政策。
至於開源，其實有個很好的辦法，畢竟瑪格爾尼都來覲見他爹幾十年了，放鬆海禁，加強國際貿易，關稅能夠帶來的收入遠大於攤丁入畝。可惜，嘉慶也沒有這見識，更沒有這魄力。
大清海關是外國人打出來的，首任海關總稅務師赫德是英法聯軍的產物。
當然，引入報紙等輿論監督工具，改革政治制度，比如像清末一樣，引入議會制度，這些都有助於嘉慶反腐。但嘉慶和他兒子，道光，都沒有這個才華，也沒有這個見識，更沒有這個膽略。
所以就只能放任貪腐而束手無策，政以賄成，太平天國、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就是最直接的結果。
積重難返，非大魄力不可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