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3年到1945年的12年里，国际关系百般变化，唯一不变的是逐步升级的反犹运动。自希特勒上台，便迫不及待发布反犹运动，《纽伦堡法案》、“水晶之夜”“最后解决”政策等命令的下达，一步步将欧洲犹太人推向绝望的深渊。
“水晶之夜”，德国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标志
反犹运动在欧洲大陆如瘟疫一般蔓延扩散，流亡民族为了生存，再一次选择逃亡，“可以离开，但无处可去”的艰难境地下，将近3万人选择上海作为避难的落脚点。
西方国家大门紧闭
最初逃亡路线的选择中，受一种类似等级观念的认识所影响，欧洲犹太难民最为理想的避难家园是西方文明国家，再不济，西班牙、巴拿马等落后地区也可以接受，上海在他们的眼中，是最糟糕之地。“上海虽然为世人所知，但却名声不佳。大家都认为那里是最不可取的去处……我们听到各种关于上海的传闻，说那里充满着贫穷、疾病和死亡。”
现实之中，犹太人面临的却是极为讽刺、绝望的境地。面对大批犹太人的出逃，世界许多国家除表达口头同情外，没有做出任何实际援救行动，更有不少国家因难民人数的增多，采取严格限制犹太难民进入的政策。而这些国家，正是欧洲犹太难民最初所以为的“世外桃源”。最后真正对犹太人伸出温暖援手的，唯有他们曾视为“糟糕之地”的上海。
犹太人来华
1938年，国际社会曾召开专门讨论犹太难民问题的埃维昂会议，会议过程中，所有与会国代表尽都表示了对犹太人的同情，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表示愿意接受犹太难民的具体措施，埃维昂会议沦为“文明政府庸医掩盖它们无能为力的门面”。会议之后，部分国家修改移民法，拒绝犹太难民进入，部分国家以多种借口拒绝发放签证，大多都将犹太难民看作麻烦的包袱。
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从当时全球大环境来看，主要是两个原因：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经济灾难和社会动荡，各国疲于应付国内问题，无暇他顾；‚许多国家恐惧战争，不愿得罪德国。如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与犹太难民问题关系较密切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原因更是各有不同。
一、英法等西欧国家及其海外属地对犹太难民
以受经济危机影响严重情况来论，英法所受打击尤为严重。英法工业生产指数分别下降23%和36.2%，英国失业人数接近300万人。西欧其他国家也受到不同程度打击，经济恢复缓慢。针对此种严峻形势，重振国内经济成为英法两国当务之急。在当时，秀各国大多奉行紧缩通货、节约开支、平衡预算的方针，因而，并不愿接受犹太难民，英法等国属地亦然。以南非联邦为例，1936年之前从未限制欧洲人移入，但之后却拒绝犹太难民进入。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除经济原因，另有政治因素的影响。1917年，英国政府颁布《贝尔福宣言》，承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之家”，但因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英国举动的不满，以恐怖暴乱为核心的反抗运动接连不断，二战时期，为拉拢阿拉伯人抵抗德国、意大利，全面调整巴勒斯坦政策，于1939年5月，发表“白皮书”，正式规定：五年中进入巴勒斯坦的移民不得超过7.5万人，五年后，禁止犹太人移民，除非阿拉伯人同意。
二、美国
美国犹太社团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人团体，本应更多地接受犹太难民，但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孤立主义严重影响美国对外政策，主张美国对外实行“不干涉”的自我保护，避免卷入国际冲突。外交必须服从国内需要。在此基础上，美国并不愿意因犹太难民而与希特勒发生冲突。另外，这一时期，美国国内反犹活动猖獗，并因犹太人在金融事业中的地位，将经济危机的责任推卸给犹太人，不仅民间掀起反犹暴力行动，因反犹思潮的影响，替犹太难民说话也被激进分子看作“不爱国”的行为。
三、欧洲中立国家及部分亚非拉国家
中立国家对待犹太难民，相较英法等国，态度更好，并主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且接受了部分犹太难民，但数量有限。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经济条件不足以承受大量外来移民，另一方面也是恐惧德国军事侵略，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帮助大多在暗中进行，无法大规模展开。
国际社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提议，将犹太难民集体移居到部分亚非拉国家，如肯尼亚、阿根廷，但这些国家，经济落后，难以筹措建立犹太难民生活区的资金，而且文化习俗、民族性格也与犹太人格格不入，犹太难民大多不愿意前往。
上海——接纳犹太人的自由港
当犹太人在欧洲面临“无处可去，即使能离开”的尴尬境地时，想到了中国，尤其是上海。
欧洲犹太人来华时居住的上海虹口霍山公园
中犹交往历史悠久，有周前说、周代说，汉代说、唐宋说，目前中国学术界以考古证据论，多认可唐宋说，而以色列因特拉维夫大学内的“纳胡姆·戈德曼犹太人散居博物馆”中所列文物，更倾向于汉代说。无论哪一时代，中犹人民的交往，起源极早，这是毋庸置疑的。
宋元时期是犹太人来华高潮期，仅开封犹太人就有5000多人，在当时，犹太人不仅拥有在欧洲无法享受的宗教自由，而且在政治、文化方面，与汉人享受平等权利，科举考试平等竞争。经济领域也不受排挤，多人依靠经商致富。鉴于在中国感受到的友好氛围，许多犹太人选择与中国人通婚。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英在虎门和上海分别签订《通商粘附善后条款》和《上海土地章程》，上海公共租界成为西方列强的“国中之国”，在美、英、法等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保护下，成为各个时期各种人士的避难所。
犹太人1840年来华后的主要聚居地便是上海，到20世纪30年代时，上海已然形成一个5000多人的犹太社团，拥有自己的宗教公会、犹太会堂、学校、医院、养老金、商会、政治团体、报刊、公寓，这就为欧洲犹太难民提供了合适的谋生条件和生活环境。诬陷、屠杀、驱逐的欧洲与安居乐业、发财致富的上海形成鲜明对比，加之中国自古不曾有过原发性的反犹主义，上海最终成为欧洲犹太难民的首选。
犹太难民之所以能进入上海，则得益于上海当时特殊的开放状态。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占领上海部分地区，政府撤出上海，而日本占领军当局难以及时扶植傀儡政权，且无法对上海实行全面有效的控制，对公共租界更是难以插手，所以，上海在当时长期处于“大门洞开”的特殊开放状态，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不需要签证就能自由进入的大都市”。
此外，当时日本和国民党对犹太人的态度，也刺激着犹太人来华。
德国反犹灭犹，其盟友日本最初则采取联犹亲犹政策。一方面是因历史渊源，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犹太银行家雅各布·希夫愤慨于沙俄基希涅夫惨案中对犹太人的屠杀，贷出巨款资助日本，天皇亲自授予其旭日勋章，日本政府也开始同犹太人建立友谊。此后，犹太银行家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对欧洲经济与政治的巨大影响力，令日本误认为犹太势力极大，企图利用其力量来实现称霸野心。
日本政府派出安江仙弘、犬冢堆重与犹太人接触，并将一系列设想制定为“河豚鱼计划”，并在1938年12月5日的“五相会议”上得到基本肯定。日本最核心的目标有两个：鼓励英美犹太人向远东地区投资；在英美创造有利于日本的气氛和环境。而上海的日本当局另有具体企图：通过犹太难民海外亲友关系，吸引外汇；利用犹太人经商禀赋，恢复毁于战争的虹口区。
国民党政府对犹太人的态度，与日本差之不多。虽然是在孙中山先生“扶助弱小民族”的政策上所展开的行动，根本目的，仍然是两点，外交上，争取英美同情，内政上，利用犹太人从事经济建设。
在希特勒疯狂反犹、“文明世界”对犹太难民关上大门的形势下，历史上来华犹太人的安居乐业，中犹两大文明的诸多共性，上海特殊的开放状态，日本初期对犹太人的亲善，使得东方的“冒险家”乐园——上海成为欧洲犹太难民的流亡避难点。
众多来华犹太难民在欧洲经历的苦难记忆，与在中国受到的宽容、接纳和救助的记忆形成鲜明对比，多数人在这种对比下往往形成“中国情结”。即使在二战结束后离开中国，他们也通过相关联谊组织和系列集体活动保存着关于中国的记忆。这种历史遗留与传承的珍贵集体记忆与“上海情结”“中国情结”，使他们在散居世界各地后仍心系中国，从各方面支持和援助中国建设，推动中犹友谊和国际交往。
这既是中华民族宽容友善的民族性格的外显，也极好地推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参考资料：
《来华犹太难民研究》《从开封犹太人到上海犹太人》《从西奈到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