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辭世標誌著那個時代的遠去
●面對起起落落，他始終未改農民本色
被稱為“文革時期唯一作家”的浩然2月20日早晨因病在北京去世，終年76歲。作為“文革文化”的重要代表，浩然的辭世標誌著那個時代的遠去。
浩然本名梁金廣，1932年生於唐山，少時讀過3年小學，16歲加入中共。他當過8年村、區、縣基層幹部，1954年起任《河北日報》記者、北京俄文《友好報》記者、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編輯。1964年到北京市文聯擔任專業作家，後任北京作協主席。
“我還從未為以前的作品後悔過”
1998年浩然自稱：我不是蟊賊，不是爬蟲，而是一個受了傷的文藝戰士。迄今為止，我還從未為以前的作品後悔過。為此，引來爭議一片
浩然一直是個有爭議的作家，有關他的大的爭議有兩次。
第一次是因1994年完整的四部《金光大道》得以出版而引起。浩然在1970年2月開始動筆寫《金光大道》，歷經幾年寫完，共分四部，前兩部在“文革”時出版，過了近20年後，《金光大道》才由京華出版社出齊。
它的出版引起的否定比肯定多得多。艾青說：作品雖然沒正面寫“文革”時代的現實，但卻是用“文革”時期的主流思想來表現50年代的“路線鬥爭”。
楊揚於1994年11月13日發表的《痴迷與失誤》一文中說：《金光大道》在藝術表現上並沒有什麼成就，那種概念化的描寫，那種假大空和佯裝的幸福感，都是“文革”特有的東西，也構成了該書的“精粹”部分。《金光大道》與其說是在表現合作化運動中中國農民的正確、偉大，還不如說是在為“文革”歷史唱讚歌。否則，這部小說決不會一枝獨秀，成為那個時代的“經典”之作。
但也有不同等聲音。張德祥在1995年第4期《文藝爭鳴》發表文章說：這些批評共同的特徵是以“政治標準唯一”為價值標準，即你《金光大道》產生於“文革”時期，你“應和”了極左政治，政治傾向性決定了你一無是處，毫無價值。如今已是90年代，這種陳舊的觀念畢竟不能再決定作品的命運了，《金光大道》的重印和發行說明了歷史的進步。
第二次爭論發生在1998年。一篇《浩然：要把自己說清楚》的長篇訪談在《環球時報》上發表後，一場爭議隨即而來。這篇長文披露了浩然的幾個驚人觀點：(1)迄今為止，我(浩然)還從未為以前的作品《豔陽天》《金光大道》《西沙兒女》後悔；相反，我為它驕傲。我最喜歡《金光大道》。(2)我認為我在“文革”期間，對社會、對人民是有貢獻的。(3)我想我是一個奇蹟，亙古從未出現的奇蹟。文中浩然自稱：“我不是蟊賊，不是爬蟲，而是一個普通的文藝戰士，一個有所貢獻、受了傷的文藝戰士。迄今為止，我還從未為以前的作品後悔過。”
說法遭謾罵
這些說法很快招來一片謾罵。文章發表後，來自上海和北京文藝界的攻擊聲音非常多
著名文學評論家白燁在《共和國文學50年回顧與檢省》中稱，那場爭論主要集中在兩大問題上：首先是怎樣看待《豔陽天》和《金光大道》的問題，其次是有關浩然在“文革”中的“奉命創作”及與江青的關係。
對於是否利用與江青的關係去整別人，浩然稱：“在當時的形勢下，我沒有利用我在社會上的影響，搞任何整人的勾當，沒搞任何歪門邪道，沒有順應一些樣板的路子，而是本著自己的理解，盡力地堅持正確的方向。”
這些說法很快招來一片謾罵。文章發表後，來自上海和北京文藝界的攻擊聲音非常多。對此，時任北京市文聯主席的管樺在《名家》1999年第6期上發文指出：大躍進、人民公社共產風等是脫離了生產實際水平，而浩然的作品根本沒有這些，他寫的是互助合作。互助合作的功勞是不容抹殺的。粉碎“四人幫”後，北京市委和中央對浩然進行了調查核實，是已經作了結論的。浩然任北京市作家協會主席，是北京作家民主選舉出的，是北京市委認可的。
管樺從政治上肯定了浩然，張德祥則在藝術上對他的作品作了適當的肯定，張在《名家》1999年第6期《我所理解的浩然》一文中說：只要不懷著偏見，應當承認，他的文學創作在當代文學史上寫下了重要一頁。
“文革時期唯一作家”
“文革”中，浩然的作品成了唯一可看的書
在一段特殊時期，浩然和大多數中國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所謂“八個樣板戲，一個作家”。偌大中國，得到官方完全肯定的只有八個樣板戲一個作家，這一個作家就是浩然。“文革”中，浩然的作品成了唯一可看的書。在“文革”時期，浩然這個16歲入黨、32歲寫出長篇小說《豔陽天》、只上過3年小學的農民子弟，創造了中國文壇的“奇蹟”，亙古未有過的“奇蹟”。有人說浩然因為《豔陽天》和《金光大道》而成為中國作品發行量最大的作家，有人說他是“文革”時期唯一的“得意分子”。
十年“文革”中的浩然，前六年(1966-1972)，浩然出於對共產黨、毛澤東的感情，擁護“文革”，並“出於自己創作的衝動和激情”(浩然語)，先後寫出了長篇小說《金光大道》《豔陽天》和一些短篇小說。
1973-1976年，由於《豔陽天》和《金光大道》受到了“四人幫”特別是江青的青睞，浩然本人也在天橋劇場、釣魚臺、大寨、人民大會堂等地多次得到江青的接見。《豔陽天》在文藝極度蕭條時還被改編為同名電影(長春電影製片廠1973年出品，導演林農，主演張連文、郭振清、張明子、馬精武)。
浩然此後平步青雲，由一個普通的農民作家一躍而成為江青的大紅人、擬議中的文化部副部長，也是江青的座上常客和“欽差大臣”。
1974年，浩然被江青“親自委派”到西沙群島前線視察，一路風光，回京後寫出了《西沙兒女》(詩體小說)。後又奉江青之命視察大寨，並寫成《大地的翅膀》(報告文學)。
浩然還參加了中共第十屆全國代表大會和第四屆全國人大。1976年9月，成為文學界唯一參加毛澤東治喪委員會的代表。常以“文學工作者”“文化界人士”名義參加外事接待，還曾出訪日本。
“寫農民，給農民寫”
浩然退休後住在農村，和農民生活在一起。他是中國鄉土文學的代表符號
1932年3月25日出生於開灤趙各莊礦區的浩然，1949年冬季開始練習寫作，自學成才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寫農民，給農民寫”“深入一輩子農村，寫一輩子農民，給農民當一輩子踏實代言人”是他一生的誓言和奮鬥目標。有學者評論他的作品“是很形象的中國農村近半個世紀的圖畫”。
作家凸凹在《浩然：鄉土文學的歷史符號》一文中，談及在一次文學社成立儀式上首次見到浩然時的印象時這樣寫道：“那天他幾乎給每個人都題了字，題字時臉上始終堆著農民式的謙卑的笑。他給我題的是：寫農民，寫蒼生。後來我去看他給別人題的話，差不多都是類似的意思。這是他一直不變的文學主張，走到哪兒說到哪兒，不厭其煩。”又說：“到了晚年，浩然更是自覺地致力於鄉土文學的‘綠化’工作——他利用北京作協主席、《北京文學》主編的身份，在北京出版社主編推出了‘鄉土文學叢書’，解決了鄉土作家出書難的問題。他甚至親自擔任了河北一個縣級市——三河市的文聯主席，並且靠他辛勤的運作，出版了幾十期《蒼生文學》雜誌和頗具規模的‘泥土文學叢書’，他在三河的居所——‘泥土巢’是鄉土文學作者仰望的地方，是鄉土文學創作的‘策源地’。他雖然是個大作家，但更是鄉土文學辛勤的園丁，作者寄給他的稿子，他都認真地看，認真地修改，並推薦發表，事無鉅細，擠奶哺育。被他哺育的鄉村作者，天南地北，可謂不計其數。”凸凹認為浩然“對中國農村題材創作有不爭的影響，是中國鄉土文學的代表符號”。
晚來寂寞，主動隱退
浩然主動選擇隱退，隱居家中默默寫作
揹負著思想包袱的浩然在打倒“四人幫”後的上世紀80年代初期，主動選擇了隱退。據見證者回憶，再進北京市文聯，浩然總是低著頭，後來乾脆從和平門北京市文聯的宿舍向東搬遷，直至搬到河北老家三河。
這期間的20多年，浩然很少參加文聯的外事活動，隱居家中默默寫作，也沒有人過多地留意這位作家的生存狀態。他似乎已被人們淡忘了。
2000年，一本名為《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後中國文壇紀實》的紅皮書再次將浩然帶入公眾視線。其中的一篇文章是《浩然：豔陽天中的陰影》。
作者陳徒手回憶自己1998年約浩然採訪時的情景說：“當他聽說我要來採訪他時，在床上哈哈大笑起來。”於是，這之後的採訪，浩然配合得很好，“他要求我準時到，而我到時，他也早做好了準備。講得很慢，但思路清晰，記憶力非常好，在同齡人中算是出色的，連30多年前與江青、姚文元的對話內容都可以大體複述出來。他詳細述說了他所知道的‘文革’初期老舍挨鬥受害的情景，說完後長嘆一口氣：‘我今天是第一次跟外人說得這麼多，就是因為沒有人問過我’。”
人生的最後5年，腦梗塞、老年痴呆症等綜合病症把浩然變成了只能靠輸營養液維繫生命的植物人。或許他已經走出了“文革”的陰影，不再有思考帶來的煩惱。而隨著浩然的離開，他所代表的一個時代已然終結。
浩然小傳
浩然本名梁金廣，1932年生於唐山，少時讀過3年小學，16歲加入中共。他當過8年村、區、縣基層幹部，1954年起任《河北日報》記者、北京俄文《友好報》記者、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編輯。1964年到北京市文聯擔任專業作家，後任北京作協主席。
浩然於1956年開始發表小說，早期作品有短篇小說集《喜鵲登枝》《蘋果要熟了》等，1965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長篇小說《豔陽天》(3卷本)，被改編攝製成同名電影，成為“文革”時期拍攝的為數極少的故事片之一。1972年出版了另一長篇《金光大道》。1974年發表了宣揚“文革”思想的中篇《西沙兒女》和《百花川》。粉碎“四人幫”後，出版有短篇集《花朵集》《姑娘大了要出嫁》《高高的黃花嶺》，長篇小說《山水情》(又名《男婚女嫁》)《蒼生》等。浩然是生活在農民中間、為農民而寫作的作家，作品充滿了民間文化的泥土氣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