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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劇十三省
《十三省》是一部反映東北抗聯艱苦卓絕的抗日鬥爭的電視劇。初看這部電視劇的名字，很多人將其讀作“十三省（音ｓｈěｎｇ）”，以為是十三個省，小編也一直認為，而劇中講述的其實是十三個人。“省”在此被讀作“省（音ｘǐｎｇ）”，取“自省、覺醒”之意。
那是一段真實的、不為人知的抗戰歷史。十三個抗聯戰士，隱姓埋名假扮土匪綹子，周旋於鬼子、漢奸和真正的土匪之間，與敵人展開殊死搏鬥。劇中“三省”原型人物的女兒，用40多年的時間將這段塵封的歷史揭開，電視劇的故事由此而來。
當然，作為文藝作品的電視劇，糅雜了大量演繹和藝術加工成分。而小編將為讀者講述的，是儘可能接近歷史本原的“十三省”。
“你爹他不是土匪”
病榻之上的張桂芳，在棉被下的身形萎縮得像一個瘦小的孩子。由於糖尿病和腦血栓，她從今年（編者注：本文為記者2009年採訪成文，故“今年”指2009年。）年初開始癱瘓在床，連說話都很困難了。得知記者來採訪“十三省”的故事，她很努力地向記者笑了笑，很高興的表情。
隨後，在她的親屬給記者講述的過程中，有不合事實的地方，她會含糊不清地大聲咕噥，再通過老伴的“翻譯”加以糾正。
張桂芳，就是“十三省”中“三省”、大掌包耿殿君的女兒。
“她這輩子就一個主題，就是給她父親正名。”張桂芳的老伴田根石說。
父親的形象，曾是張桂芳幼年時的一個陰影。那是一個酗酒成性，對妻子和女兒動輒打罵的粗暴男人。
有鄰居見張桂芳可憐，就偷偷地告訴她，她不姓張，這個男人不是她的親爹，是她母親焦淑清“走道”(東北方言，改嫁)後的繼父。
而對她的親生父親，鄰居們則不願多說，有同齡的孩子曾毫無顧忌地取笑她，說她的親爹是個土匪、鬍子。
在一段電視臺採訪的錄像中，張桂芳曾回憶，她十幾歲時哭著向母親求證，母親也流著淚告訴她，“你爹他不是土匪，是個打日本鬼子的英雄”。她本姓耿，父親叫耿殿君，在她兩歲時被日本鬼子害死了。
耿殿君畫像。
1941年，耿殿君被日寇殺害後，為了躲開日偽的追殺，焦淑清領著張桂芳從老家肇源白家墳村跑到肇源縣城裡，由於生活所迫，改嫁進了張家。
從母親的敘述中，張桂芳瞭解到，自己的親生父親耿殿君祖籍是山東掖縣(今山東省萊州市)，隨家人闖關東到黑龍江省肇東市。“九·一八”事變後，耿殿君加入了抗聯的隊伍，還當上了團長。
但對耿殿君在抗聯中的戰鬥活動，作為妻子的焦淑清也知之不多。焦淑清就告訴張桂芳，耿殿君在世時常說，讓咱們的孩子好好唸書，將來能在書本上讀到她老子的故事。這句看起來像是父親勉勵女兒用功讀書的話，後來居然在張桂芳為父正名的過程中起到了峰迴路轉的作用。
1957年，張桂芳進入哈爾濱體育學院中專部學習，畢業後留校任教，又在職讀完本科課程，1965年大學畢業後，到遼寧師範大學體育系任教。從那時起，張桂芳就開始了對父親真實身份的漫漫求證過程。
她查閱了所有能夠找到的東北抗日聯軍的資料，在東三省乃至山東、廣東尋找當年的抗聯老戰士。各種史志、檔案浩如煙海，所獲往往只是隻言片語。而在黑龍江某縣的縣誌中，甚至還有“以耿殿君為首的‘三省’匪幫”之類的文字，十幾年中，張桂芳毫無頭緒。
1976年焦淑清去世時，耿殿君的身份仍沒有任何證明，彌留之際，她交代女兒，要把父親的身份搞清楚。
終於，張桂芳在東北烈士紀念館的《抗聯烈士英名錄》中找到了耿殿君的名字。此間記載，耿殿君，代號“三省”，曾任東北抗日聯軍第六軍12團團長。但這寥寥數語所能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而且資料中記載，耿殿君於1938年前後犧牲，也與母親所說的不一致。
1983年，張桂芳看到了一篇回憶錄，文中提到了抗聯第六軍12團團長耿殿君。回憶錄的作者是王均，時任黑龍江省軍區副司令員。一次偶然的機會，張桂芳見到了王均。
耿殿君任12團團長時，王均曾是團政治部主任。王均告訴張桂芳，1939年前後，他們在黑龍江北部與日軍打過一仗，非常激烈，戰鬥勝利後打掃戰場，他沒有見到耿殿君，一直以為他犧牲了。東北烈士紀念館的記載應該也是以此為依據。
不過，王均還告訴張桂芳，耿殿君曾長期在三肇地區活動，有一個還健在的人應該對他更瞭解，這個人就是當時的三肇地區地下黨工委副書記高吉良。
幾經輾轉，張桂芳終於在黑龍江省佳木斯找到了高吉良。時間已經是1985年的冬天。就在這一年，47歲的張桂芳提前辦理了退休手續，為父正名成了她的唯一大事。
田根石說，那時候一家人住在大連，張桂芳每次出門尋訪，都是帶著一年退休金積攢的百十元錢，錢花光了就回來，往往也沒有什麼收穫。但那次去佳木斯，終於找到了根兒。
西征先遣隊
1985年，東北的雪下得特別大，天出奇的寒冷。臘月裡，張桂芳隻身一人頂風冒雪找到了高吉良的家。
張桂芳自報是耿殿君的女兒，並把自己收集到的耿殿君的情況全部講述給高吉良。老人一聲不吭，就默默地看著窗外雪花，彷彿陷入了沉沉的回憶。直到天完全黑下來，老人還是一言未發。高吉良的沉默讓張桂芳不知所措，只得起身告辭。
第二天一大早，一個青年人找到了張桂芳所住的招待所。他是高吉良的侄子，登門便說：“我大爺說您是他老戰友的閨女，咱回家住去！”原來，老人是擔心張桂芳自認烈士子女是有所圖，不敢貿然相認，最終打動老人的，正是張桂芳複述父親的那句話：“讓咱們的孩子好好唸書，將來能在書本上讀到她老子的故事。”
當年的抗聯戰士多是沒什麼文化的“大老粗”，耿殿君一群人卻經常以書本上的英雄人物為楷模。這句話就常常掛在他的嘴邊。
張桂芳和高吉良的合影。
這一次，高吉良的話匣子打開了，談了三天半，後來，張桂芳又去找他五六次。耿殿君在他的講述中漸漸清晰起來。
像很多闖關東的人一樣，耿殿君成年後的營生是在湯原縣的一個金礦淘金。“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侵佔中國東北，耿殿君所在的金礦也被日寇掠奪去。
而那時，高吉良已是湯原反日遊擊隊的領導之一，經常潛入敵佔區活動。他在1932年暗地動員耿殿君上山加入游擊隊，走上了抗日救國的道路。1933年，經游擊隊隊長夏雲傑介紹，耿殿君加入中國共產黨。
湯原反日遊擊隊在小興安嶺的深山密林中與日寇周旋、奮戰，後改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東北抗聯第六軍。耿殿君在作戰中機智勇敢，曾先後任六軍留守團團長、12團團長、教導團副官兼臨時參謀長等職。
經高吉良介紹，張桂芳還在山東威海找到了一個叫李貴蘭的人。耿殿君當留守團團長時，李貴蘭是六軍被服廠廠長，受耿殿君領導。李貴蘭說，耿殿君打仗非常勇敢，工作也特好，為人隨和，部隊發新服裝，他不要，穿舊的，大夥叫他“耿破爛”。後來由於叛徒出賣，李貴蘭被捕了，直到抗戰勝利後才被救出。
李貴蘭被捕是在1937年的下半年。其時，正是日本發動“七七事變”，全面侵華。東北的廣袤土地和豐富資源，對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極具戰略地位，活躍在白山黑水之間的抗聯隊伍讓日寇如芒刺在背。
為了確保東北這一侵華後方基地，日本侵略者不惜動用大批兵力對東北抗聯進行“討伐”。抗聯部隊集中的偽三江省地區被日軍列為重點“討伐”區。日、偽軍以五六萬兵力，從1937年冬開始對這一地區實行大規模圍攻，妄圖“聚而殲之”。此後，東北抗聯的鬥爭轉入了極為艱苦的階段。
為跳出敵人的包圍圈，東北抗日聯軍第1、2、3路軍主力部隊先後開始了抗聯歷史上最悲壯的征程——西征。一路浴血，傷亡慘重。打到1938年，三路聯軍在松嫩平原會師時，東北抗聯的兵力已經由3萬餘人銳減到不足萬人。
耿殿君就是在西征出發前接到了第3路軍軍長李兆麟(當時化名張壽箋)委派的絕密任務——作為先遣隊秘密潛入三肇地區。
據高吉良回憶，李兆麟佈置此項任務時只有四個人在場，一是李本人，一是3路軍政治部領導宋子文(音)，一是耿殿君，最後一個就是時任3路軍聯合辦事處主任的高吉良。
李兆麟考慮向三肇地區派遣先遣隊時，正是高吉良推薦了耿殿君。除了耿殿君在戰鬥中的突出表現外，他還有一個得天獨厚的條件——耿殿君家住肇東後六撮房(今先進鄉先進村)，岳父家在肇源小白家墳，對三肇地區極為熟悉，而且親戚朋友多，便於開展活動。
鑑於日寇“討伐”的嚴峻形勢和三肇地區抗聯活動的薄弱，李兆麟要求耿殿君不能暴露自己的抗聯身份，而是讓他以另一種更具隱蔽效果的形象示人——鬍子。
三肇新“綹子”
白山黑水間的抗聯戰士。
在這小編裡有必要先介紹一下三肇地區特殊的地理條件。
“三肇”是肇源、肇州和肇東三地的統稱，這一區域屬於松嫩平原，其廣袤、平坦超乎一般人的想象。記者從哈爾濱乘車前往肇源，近200公里的行程中，道路幾乎沒有起伏，車窗外四下皆是一馬平川。
對人數、裝備都處於絕對劣勢的東北抗聯來說，這裡絕不是與日寇拼殺的好戰場。
肇源博物館研究員孫棟樑說，為打擊抗日力量，日本侵略者還設計了保甲連坐制度和守望臺製度。每隔15公里建一座25米高的高臺，在一望無際的大平原上，正常人的視力範圍可達十幾公里遠，白天看人，晚上看火。在這裡，抗日武裝戰則無險可據，退則無處藏身。一旦暴露目標就可能招致滅頂之災。
松嫩平原是產糧大區，是在深山老林中衣食無著的抗聯最迫切需要的後勤基地。
耿殿君領受的任務，一是要宣傳抗日救國，秘密聯絡發展當地的抗日武裝力量，另一個就是為抗聯隊伍提供後勤供應。
高吉良回憶，耿殿君率領的先遣隊共有15人，其中欒志淵、郎樹貞是北滿省委委員，要到當地發展地下黨組織。而另外13人則是耿殿君親自挑選的，多為三肇人，他們成了三肇地區一個新“綹子”。
東北地區稱土匪為“鬍子”，一夥一夥的鬍子就被稱作綹子。
其實，三肇地區同樣不適合大股的土匪活動。孫棟樑說，像《林海雪原》中威虎山那樣的土匪窩子不太可能出現在三肇地區，這裡連個小山包都少見，根本沒有可供土匪佔山為王之險山密林。但在日偽的統治盤剝下，物產豐饒的三肇地區也成了苦寒之地，有不少人迫於生計幹起了盜搶，形成了為數眾多的綹子。名氣比較大的有“天照應”、“青山好”、“老二哥”等。
每年的夏秋兩季，松嫩平原上的作物長成了密不透風的青紗帳，成了土匪藏身、出沒的好時機。而從軍閥混戰時期，東北當地就對土匪剿除不力，更何況那時東北的統治者就是土匪出身的張作霖。
到了日偽時期，統治者對土匪的態度更為曖昧，很少動用武力剿滅土匪。於是，形成了一個土匪與日偽統治者“相安無事”乃至互相利用的局面。一些形成規模的土匪或被“招安”，或進入城鎮坐大，形成了類似“黑社會”的一方“諸侯”。
在這樣的環境中，抗聯的身份是絕不能暴露的，介於抗聯和日偽軍之間的另一種武裝——土匪，就成了耿殿君先遣隊最好的掩飾身份。
有槍，經常出門，行蹤神秘，熟稔各綹子間的黑話切口……所有這些，在敵人和平常百姓看來，就與一般土匪無異。
只是，這個身份所帶來的惡名讓他們中的不少人揹負一生。孫棟樑說，時至今日，肇源的一些老人在聊到當年的土匪時，還會報出“三省”、“五省”的名號。
“三省”就是耿殿君，“五省”則是他的親弟弟耿殿臣。在三肇地區，這曾經是兩個響噹噹的鬍子名。而對整個西征先遣隊13個人組成的“十三省”，卻幾乎沒有人聽說過。
高吉良對耿殿君的回憶到先遣隊出發為止，先遣隊在三肇地區的活動他並不知曉。雖然後來他也受組織委派，到三肇地區開展地下黨組織活動，卻因任務不同而再也沒有見到過耿殿君。
不過，在見到高吉良之後，張桂芳終於找到了耿家的後人，也是機緣巧合，得以見到了另一位“十三省”的見證者。
代號“十三省”
耿殿君的老家肇東後六撮房在新中國成立後改稱先進村。耿家的後人一直生活在這裡。
耿玉傑是耿殿君二哥的孫子，論起來該稱張桂芳“老姑”。他告訴記者，自己爺爺那一輩總共兄弟五個，按家譜排下來應該是“繼”字輩。家裡人只知三爺叫耿繼升，五爺叫耿繼武，屯子里老人則稱他們“耿三”、“耿五”，根本不知道耿殿君、耿殿臣之名。
這一系列的陰差陽錯，讓張桂芳找到父親的家就費盡了周折，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才終於親人相認。
事有湊巧，1991年張桂芳到耿家探親時，耿玉傑到鄰村幫工，遇到了一個叫孫玉昌的老人。老人一聽說他是後六撮房老耿家的，馬上眼前一亮，問他知不知道耿殿君，“那可是你們老耿家了不得的人物啊。”
此時，耿玉傑已經知道耿殿君就是自己的三爺，他馬上領著老人去見張桂芳。
孫玉昌的哥哥孫玉亭，就是“十三省”之一。如果張桂芳能夠早幾年找到他，也許“十三省”的故事能夠更為完整，只可惜老人已於1987年病逝，是最後一位離世的“十三省”。
而孫玉昌本人當年只有十三四歲年紀，當過耿殿君的聯絡員，是最後一位“十三省”的見證人。
孫玉昌現已年屆九旬，因病癱瘓在床，已不能接受採訪，張桂芳當年查證父親資料時的一盤錄音帶，記錄了老人對“十三省”的回憶。
潛入三肇地區後，先遣隊先是到肇州永安村孫玉亭的家裡落腳。在這裡，他們舉行了一個結義儀式。
既然要冒充土匪，就要神形兼備。十三個人寫了磕頭摺子，拜了把兄弟，並給自己的綹子取了個名字叫“十三省”。
在這裡需要插一句，關於十三省的“省”究竟是讀“醒”還是“省”並不能確定。在張桂芳調查到的情況中，讀兩個音的都有，包括孫玉昌在內的多數人還是將其讀作“省”。不過，因為作“醒”之音時有“自省，覺醒”之意，更趨近於合理的解釋，張桂芳和後來的電視劇編劇都採信此說。不過，張桂芳的老伴田根石說，偽滿時期，東北被劃為14個省，13個先遣隊員以省為代號，對應淪陷國土，也未可知。這可能會是一個永久的未解之謎了。
孫玉昌講，十三省的磕頭摺子本來存放在自己家裡，後來怕被日本人搜到，哥哥孫玉亭就把它燒了。現在只有依據孫玉昌的記憶，得到一份並不完整的名單：
13個人以長幼為序，從大省、二省一直排到十三省，而三省和十三省是這些人的頭兒。
大省叫杜國文，當時已經40來歲，在肇州城裡開了個大車店；
二省已經記不得名字，外號叫房大舌頭，是個牽駱駝的江湖郎中；
三省耿繼升(耿殿君)；
四省趙景海，外號趙二荒子，負責偵察；
五省耿繼武(耿殿臣)；
八省喬亮；
九省孫玉亭，主要負責通信聯絡；
十三省董國榮。
其餘六省、七省、十一省、十二省，孫玉昌已經記不起具體的名字，只記得其中有個叫艾青山的是“十三省”之一，但不知究竟是排行老幾。
當時少不更事的孫玉昌看這些人磕頭結拜只覺得好玩，和鬍子一樣。直到後來充當起耿殿君的聯絡員，董國榮才鄭重地告訴他：“我們不是鬍子，是打日本鬼子的隊伍。”
這次結拜儀式，很可能也是“十三省”最後一次聚齊。結拜之後，十三個人根據各自的使命，分散在三肇地區各自為戰，或偵察情報、聯絡消息，或發展抗日武裝。
這其中，真正拉起了綹子、形成隊伍的，可能就是耿殿君兄弟，也就是後來名震一方的綹子“三省”。而“十三省”因為再沒有作為整體形象出現，而不再為人所知。
為了鬥爭的需要，耿殿君兄弟搬到了其岳父家所在的肇源小白家墳居住。1939年張桂芳就出生在那裡。這是一個只有六戶人家的小屯子，三面都是沼澤地，北面還有個一望無際的大葦塘，便於藏身隱蔽。
以此為中心，耿殿君通過“十三省”的聯絡協作，逐漸拉起了一支抗日的綹子，名號就是他在“十三省”的代號“三省”。
耿殿君拉起的隊伍究竟有多少人，孫玉昌說不清楚。即便在當時，恐怕也沒幾個人能說得清。
“三省”的綹子雖然是抗日的隊伍，但在日偽統治區嚴酷的鬥爭環境下，其組織形式也與土匪非常類似，隊伍的成員平時就是平頭百姓，有行動時才會聚在一起，少則幾人，多則數百。這其中，除了耿殿君秘密發動起來的抗日群眾，還有不少他“收編”的真正的綹子。
由於擔任過聯絡員，與耿殿君接觸頗多，少年的孫玉昌對智勇雙全的耿殿君滿懷崇敬。幾十年過去，敬佩之情仍溢於言表。在他的描述中，耿殿君頗有楊子榮般的傳奇色彩。
要想發展抗日武裝力量，最快捷的辦法其實就是收編土匪。原因很簡單，他們的手裡有槍。耿殿君經常孤身獨闖土匪窩，動員他們抗日。
但是土匪並不一定接受抗日救國的大道理，他們信奉的是弱肉強食。耿殿君必須要有真本事能夠鎮得住他們，最常用的辦法就是比槍。
孫玉昌說：“耿殿君能左右開弓使匣子槍，槍打得賊準，百步穿楊。哪個土匪也比不過他，都服他。”
直接讓土匪武裝加入抗聯，他們未必從命，但是耿殿君用江湖辦法攏住了一批大小綹子，一聲招呼就能聚起上百人的隊伍來。
而對外，耿殿君始終沒有暴露自己的抗聯身份，而是通過“十三省”的聯絡，秘密地把這些武裝力量組織成抗日救國會。經過一年多艱苦細緻的工作，三肇地區抗日救國會發展很快，總人數大概能有數百人。
張桂芳曾經到小白家墳尋訪父親的事蹟。只是與耿殿君同代的人多已作古，唯一健在的張桂芳的三舅母曾給她講過這樣一件事——
由於抗日救國會的組成十分複雜，有一些土匪惡習難改。耿殿君給自己的綹子定了很多規矩，好像有什麼“八搶八不搶”，大概就是不許對老百姓為非作歹。有一個叫勝元的，不但搶老百姓，還把一個新媳婦給糟蹋了。結果被耿殿君抓起來，拉到葦塘裡斃了。
“三省”既然以綹子作掩護身份，自然要做一些綹子才做的事，不過，他們的目標是日偽、漢奸。當然，這些行動更為機密。其中，一次針對漢奸商號的“綁票”行動，因為“五省”的犧牲而被人們所知。
當時，在肇東有一個名叫“雜棉土”的商號，老闆林錫山是一個大地主，與日偽關係密切，外號“林小鬼”。“三省”、“五省”帶著綹子劫走了“雜棉土”的80頭奶牛，然後通知林錫山用100萬元（偽幣）來贖。
未曾想，林錫山假意答應，暗地裡卻花錢買通了日本討伐隊和另一支土匪武裝“紅槍會”，悄悄地包圍周嶺窩棚“三省”所在的一個廢棄大院，發動了突然襲擊。
當地一個叫張福源的農民當時正在附近的田裡幹活，親眼見到了那場慘烈的混戰，孫玉昌對此戰亦有所知。他們給張桂芳講述過那場戰鬥。
當時日偽共有100多人包圍了大院，從大門進攻。“三省”推倒了大院北面的一堵牆，部分人衝了出來。衝出後不久又殺了回來，營救被包圍的同志，就這麼殺了三進三出。而“五省”耿殿臣應該是在最後阻敵掩護，混戰中被敵人用刺刀挑破了肚子。
此戰，“三省”的綹子有六七個人被日偽打死。“五省”耿殿臣的頭被紅槍會用鍘刀鍘下來，掛到肇東城牆上示眾。
此次戰鬥損失慘重，耿殿君隨即展開反擊。他以“為弟復仇”的名義聯合了幾支綹子，總共300多人的隊伍，在肇州永安村後的一個亂葬崗子伏擊了日偽“討伐隊”的車隊，燒燬了四輛汽車，殺得鬼子屍橫遍地，繳獲了大量的槍支彈藥。
三肇喋血
在三肇地區開展了一年多的工作之後，耿殿君又到小興安嶺的密林之中找到了部隊，向時任抗聯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李兆麟彙報了三肇地區的情況，並隨隊參加了此後的西征。途中，被任命為抗聯教導團副官兼臨時參謀長。
西征結束後，1939年初，耿殿君再次秘密潛回三肇地區。這一次，他是為正規的抗聯部隊打前站。此後不久，由戴鴻賓、徐澤民等領導的第12支隊來到肇源地區發動游擊戰。由於耿殿君前期的準備工作，抗聯12支隊迅速發展壯大，很快由幾十人成長到300餘人。
而耿殿君是12支隊的後勤處長，仍然以土匪的身份作掩護，與日本侵略者打起了遊擊。
耿殿君遊走於代號“三省”和真名之間。敵人只知抗聯游擊隊有個驍勇善戰的耿殿君，卻不曉得此人就是名震一方的“三省”。
在三肇期間，抗聯12支隊與日偽軍打了大小十幾仗，戰果頗豐。
日本關東軍憲兵司令部在《滿洲共產抗日運動概況(1939)》中寫道：
其中活動最頻繁的是馮治綱、姜福榮、耿殿君、王明貴等匪團，他們奇妙地運用游擊戰術，適當及時地離合聚散，奔走縱橫數百里，開闢了廣大的游擊區。並大膽地在“九·一八”紀念日當天襲擊了訥河縣城；又在11月3日攻擊了寧嫩線鶴山車站、北黑線小興安車站，其它像襲擊克山縣西城鎮，佔領警察分駐所，解除軍警武裝，襲擊金融合作社，殺死日本人，奪走萬餘元現金的罪行，其兇惡殘暴，無言可喻，已登峰造極達到頂點。
日寇的哀嘆和咒罵是抗聯取得勝利的明證，但他們說抗聯游擊隊此時已經“登峰造極達到了頂點”則未免有點言過其實。因為在隨後的
一段日子裡，那些被他們惡毒咒罵的游擊隊又幹下了一連串令他們更為頭疼的事來。
1940年11月6日，抗聯12支隊一舉攻克肇源縣城，整個東北都為之震動。抗聯戰士擊斃肇源警務股長等9名日本侵略者，擊傷、俘虜日偽軍5人，繳獲步槍271支、手槍46支、輕機槍2挺、駁殼槍3支、步槍子彈3萬發、手槍子彈600發、馬50匹、卡車2輛等一大批軍用物資。
在軍史中，對此戰有詳細記載，但沒有提到耿殿君的名字。然而此後的種種跡象表明，耿殿君確實率隊參與了攻克肇源的戰鬥。
12支隊攻克肇源的勝利，招致了日偽軍隊的瘋狂報復。
日偽當局制定“三肇地區治安肅正計劃”，調集日偽軍警憲特，大肆逮捕和屠殺抗日武裝人員和愛國群眾。從1940年12月到1941年3月，中共龍江工作委員會、“三肇”地區工作委員會及所屬的9個救國會遭到嚴重破壞，中共地下黨員、抗聯戰士、愛國人士及無辜群眾300餘人遭逮捕、殺害，製造了駭人聽聞的“三肇慘案”。
“十三省”亦受牽連，慘遭荼毒。現在還不能確定在“十三省”中座次的艾青山，那時是12支隊的一名中隊長，在肇州執行秘密任務時被日軍抓捕，後在肇州城門口被殘忍地活活燒死。
肇源縣警佐齊雪堂和商會會長鬍玉民，都是“十三省”發展的抗日人士，在此期間被日本抓捕，與近百名抗聯戰士、無辜群眾一起用鐵絲拴成一串，投入松花江的冰窟窿裡淹死。
“大省”杜國文也是犧牲於這一時期，史料中未有記載，但孫玉昌記得，杜國文犧牲的原因是藏了200支槍，被特務發現後告密。這200支槍應該就是攻克肇源之後的戰利品。
1941年4月，耿殿君得知杜國文犧牲的消息，他派“四省”趙景海去肇源打探情況，可半路上，趙景海就被特務發現，匆忙逃跑，一直跑到小白家墳耿殿君的家。耿殿君和妻子焦淑清就把他藏到了灶臺下。
日偽軍追蹤來到了小白家墳，他們沒有搜出趙景海，就開始逐家審問。
對當時的情景，焦淑清有著深刻的記憶，她在張桂芳成年後曾詳細講述整個過程。耿殿君把懷抱幼女的焦淑清擋在身後，一人應付日偽的盤查。
耿殿君告訴他們，人已經跑了，好像把槍藏在了草垛中。焦淑清後來說，鬼子搜了幾個草垛也沒找到，還是耿殿君找出來交給他們的。那兩把手槍實際上是耿殿君的，滿以為鬼子搜到了槍就完事，用槍換來幾條人命。沒想到鬼子並沒有善罷甘休，他們把耿殿君和槍一起帶走了。
張桂芳的老伴田根石說，耿殿君以鬍子的面目出現在三肇地區時，在各個方面曾廣交朋友。據說他曾經被偽警察抓過幾次，但每次花錢、託人，總能安然無恙。
但這一次耿殿君被抓，是在日偽瘋狂絞殺抗日力量的特殊時期，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
命喪“731”
耿殿君被捕後被關押在肇東監獄中。巧合的是，同一牢號中還關押著一位姓鮑的抗聯戰士，二人又恰好相識。
在監牢裡，耿殿君和鮑共同策劃實施了一次越獄。某天深夜，二人假裝打架，把看守引進了牢房，然後二人合力幹掉了看守，並得到了鑰匙。他們打開了所有的牢門，整個監獄進行了一次大暴動。
被關押的犯人們逃出了監獄。但耿殿君是重犯，戴著手銬腳鐐，沒跑多遠就被抓回，鮑則順利逃脫。他後來趕到肇東後六撮房耿殿君的家，通知了耿殿君被捕的情況，並讓家裡人設法營救。
但是為時已晚。耿殿君的二哥耿繼忠曾回憶，耿殿君被抓回後不久就被送到了哈爾濱市裡日軍親自把守的監獄。家裡人四處託人，輾轉聯繫到日偽刑事庭一個姓高的人，他告訴耿家的人，耿殿君又被送到了另一個監獄，進去那裡的犯人從來沒有能再出來的，不要再找了，弄不好全家都要受牽連。
張桂芳以此為線索曾經做過調查，推測的結果是，耿殿君最後被送到了位於哈爾濱市平房區的魔窟“731”。
1941年，還是這個姓高的人轉來了耿殿君的死訊，據說屍體在監獄裡埋了。究竟埋在何處，再也無法查證。
耿殿君犧牲五十餘年後，他的事蹟才被女兒用盡40年的時間查清楚。此前，“耿殿君”三個字只是《抗聯英名錄》上的一位烈士名字，而他的代號“三省”，更多的時候是被當做土匪來稱呼。2000年，有關部門向張桂芳頒發了耿殿君的烈士證明。
“十三省”的故事也得以揭示出本來面目。只是到他們的真正身份被人們瞭解的時候，能夠查到的“十三省”都已離世，有的人甚至終其一生，都在“土匪”的惡名下忍辱負重。
“七省”浮出水面
根據張桂芳查證的資料，“十三省”中只有3人倖存到新中國成立後，他們是：“二省”房大舌頭，孫玉昌在上世紀50年代曾經見過他，後失去聯繫；“九省”孫玉亭，1987年病逝。“十三省”董國榮，新中國成立後曾在瀋陽任職，卒年不詳。
而其他的“十省”，有“四省”身份不明，其餘“六省”盡皆犧牲，無人叛變。
除了前文中已提到的“大省”杜國文、“三省”耿殿君、“五省”耿殿臣、座次不明的艾青山外，“四省”趙景海被耿殿君掩護獲救後，又找到了抗聯12支隊，曾任12支隊中隊長，1943年戰死在葦河戰鬥中。
“八省”喬亮，一直在抗聯12支隊，1943年冬在今安達市邊界的文波大橋戰鬥中犧牲。
2000年前後，張桂芳40年替父正名的傳奇故事被媒體報道。“七省”的後人也終於有機會揭開他的真實身份了。
“七省”名叫李萬貴，1938年犧牲於家鄉肇源縣三站鎮，是被日偽以土匪的罪名活活燒死的。同“三省”一樣，“七省”的名號也讓他在犧牲後仍被人認作土匪。
李萬貴的兒子李文學也為父親的身份查證了幾十年，卻始終沒有任何線索。直到2002年，他在報紙上讀到張桂芳替父正名的故事，耿殿君“三省”的代號讓他眼前一亮。
李文學得知父親犧牲的消息時只有七八歲，那是一天的深夜，母子倆已經睡下，忽然有人敲窗戶。來人隔著窗戶告訴李文學的母親：“‘七省’死了。你們母子快到別處去躲躲，千萬保重。有難處可到肇源找我，我叫‘三省’。”
那一夜，母子倆連夜出門投奔親戚，從此再沒有回過老家。家庭突遭變故，“三省”、“七省”在李文學的腦子裡深深地印刻下來。
李文學趕到大連找到張桂芳，線索真的接上了。張桂芳曾聽母親講過，“有一個‘七省’死了，是你爹去送的信。”
後來張桂芳又帶著李文學去見高吉良，高吉良也清楚地記得李萬貴。高吉良回憶，李萬貴曾是一個鐵路警察，還是一名小領導。1933年，他參加了抗聯，1935年經耿殿君介紹入黨，1937年隨耿殿君來到三肇開闢游擊戰區。
當時的李萬貴在肇源縣三站鎮開了一家大車店，是黨的一個聯絡站，李萬貴就是這個交通聯絡站站長。高吉良到三肇地區開展地下活動時，還使用過這個交通聯絡站。
1938年4月，李萬貴在三站鎮執行任務時，由於漢奸的告密被暴露，與日本鬼子進行激戰，最後，子彈打光了，被日本人逮捕。日本人嚴刑拷打，想得到一些重要消息，但李萬貴誓死不屈，最後，李萬貴被日本人燒死在肇源北門外，年僅29歲。
至此，“十三省”中還有“六省”、“八省”、“十一省”、“十二省”沒能揭示出真正的身份，艾青山是其中之一，另外三個人是誰，至今無人知曉，也許，他們會永遠地湮沒在歷史長河中，只留下自己曾經使用過的那個代號。
在歷經40年的求證後，張桂芳終於證實了父親的身份。她自己出資，在黑龍江省肇東市先進鄉先進村（原後六撮房）建起了一座抗聯烈士紀念館。這座紀念館還被有關部門批准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2002年9月18日，烈士紀念館在這個有著特殊歷史意義的日子竣工了。張桂芳從此搬到了紀念館中居住。她在院子中為父母和叔叔耿殿臣豎起了三塊紀念碑，每天，她都要在院子裡升起一面巨大的五星紅旗。
2009年年初，由於身患重病，張桂芳不得不搬回了大連居住。記者日前到紀念館採訪時，見到的已是一片衰敗。房子的玻璃被敲碎多處，留下黑洞洞的窗欞。院子裡的枯草足有一人多高，遮掩著三座黑色的石碑。唯有石碑上的金字還是閃閃發亮。
據耿玉傑說，有小偷曾經幾次光顧這裡，沒什麼值錢的東西偷，居然把煤爐子給搬走了。耿玉傑怕老姑辛苦幾十年收集的資料被破壞，就把它們從牆上摘下來，放到屋裡的衣櫃中，堆了足有一米高。
拉開衣櫃門時，一股塵土飛揚起來。小心翼翼地從牛皮信封中抽出這些資料，紙張多已發黃，特別是那些薄薄的稿紙，讓人擔心翻頁不小心也會碎掉。在那些工工整整的筆記中，記錄著一位女兒為父親正名的心路歷程，也記錄著一群抗聯英雄忍辱負重的特殊戰鬥。
這本不該是一段被塵封的歷史。向抗日先烈表示最崇敬的致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