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四大案之一:第一场妖书案,真相有那么重要吗?

今天要说的是明末四大案之一的妖书案。为了方便不熟悉明史的读者,这里简单交代下历史背景。万历皇帝的皇后王喜姐只生有女儿没有儿子。所以万历一直没有嫡子,所以最希望当太子的是皇长子朱常洛,但他不招他老爹喜欢。万历皇帝有一个宠妃郑贵妃,郑贵妃生了个儿子叫朱常洵。由于一些原因,万历迟迟没有册立为太子,外界(大臣)便纷纷猜测万历皇帝有“废长立幼”的想法。于是这些大臣就强烈要求立朱常洛为太子,并隔三差五的为了这事,给万历皇帝找些不痛快,史称“国本之争”。妖书案就是在此背景上发生,矛头直指郑贵妃。

妖书案分为两个阶段:万历二十六年、万历三十一年。那么接下来我们说说这第一次妖书案。

先交代下这一段时间的背景,万历二十一年,万历皇帝还是没有嫡子,但是觉得王皇后还年轻,还是有希望怀上的,于是就想着先让三个儿子封个藩王。史称“三王并封”。可是这些大臣一看,这还了得,朱常洛没封太子,却被封了个藩王,这分明就是万历皇帝的“拖延战术”。于是纷纷上疏反对,导致这次事件流产。至此,众人对万历立储这件事,疑心也就大了起来

明末四大案之一:第一场妖书案,真相有那么重要吗?

明神宗万历皇帝

那么我们言归正传,话说万历皇帝不怎么上朝,闲暇的时候就喜欢看看书,经常让司礼监或者乾清宫的人出去买些书回来,一年要买个几十部书。这一天陈矩买到一本《闺范图说》,万历一看,觉得这本书不错,就把本书赐给了郑贵妃。郑贵妃一看,也觉得这书不错,就加了点“私货”,自己掏钱,在万历二十三年重新刊印了

写这本《闺范图说》不是别人,就是当朝少司寇吕坤,书刻于万历十八年十月。吕坤这人和二辅沈鲤有师生的关系,也算是朝廷中有一个强力的靠山了。在万历二十六年,吕坤上了一份《天下安危疏》给万历,劝皇帝节省费用,停止横征暴敛,以安定天下。

原本这也是善政,不过这一举动,事后证明是触碰到一些人的利益。吕坤有个强力的靠山不假,但是在当时朝廷来说,谁还没个小圈子?于是不久之后便开始遭到其他人的报复。首先就是吏科给事中戴士衡,他借着《闺范图说》来弹劾吕坤,说吕坤先写了一本《闺范图说》,然后又上《安危疏》,是包藏祸心,纯粹为了讨好郑贵妃,意在结纳宫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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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坤


这里插一句题外话,为什么戴士衡把一本关于“女德”的书和劝皇帝节省费用的《安危疏》联系在一起呢?这是因为在万历二十四年,万历居住的乾清宫和王皇后居住的坤宁宫先后毁于“天火”,所以皇宫里也开始节省开支。戴士衡就把宫里节俭开支的情况和吕坤劝万历节省费用这两件事给结合起来了。在《酌中志》中有这么段关于郑贵妃为自己辩解的记载,可以帮助大家把时间线梳理清楚

“吕坤刻《闺范》在于万历十八年十月戊子日,贵妃重刻在于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大内之灾在于二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先后不同,岁月亦异。今跋中乃云:事机值会中宫减膳。即此一事,则明出诬罔可知矣。”

也就在戴士衡弹劾吕坤差不多的时候,有一个自称是“燕山朱东吉”(朱是明朝的的国姓,东指的是东宫,吉的意思是吉人天相)的人跳出来,针对《闺范图说》写了一篇跋文,名字叫《忧危竑议》,明面上是指责吕坤,暗地里是说郑贵妃有意为自己的儿子夺取太子。

这就奇怪啊了,为什么一本宣传“女德”的书会又牵扯到郑贵妃呢?这就要看看郑贵妃重新刊物的时候,加的“私货”是什么了。郑贵妃在重新刊印的时候,觉得这本书写得还不全,就对原来的《闺范图说》增加了十二人,这十二人中有这么一位东汉朝明德马皇后,马氏一开始是贵人身份,三年之后被封为皇后。所以这位朱东吉先生就说郑贵妃把马皇后增加了进来,就是自己想效仿马皇后,为自己将来当皇后埋下伏笔,为朱常洵将来当太子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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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贵妃影视形象


我们看下这篇跋文,《忧危竑议》主要以两人对话为形式,可谓是胡说八道,无中生有的八卦典范。引用跋文中的原话,让我们细细品下。

“曰:吕先生自辨精矣,明德无子,故以取之?若进中宫,偶然相类,彼诚何心哉?且彼时大内被灾,中宫减膳,以妃进后,事机将成,吕乘此时进亦值其会耳!或曰:五十宝镪、四匹彩币,十目所视,胡为而来?”

我简单翻译下这段话,朱东吉说吕坤知道明德皇帝没有嫡子,所以才把这件事写进书里。以后郑贵妃如果当了皇后,那也有事例在先,是有据可依的。并且这时候宫中遭受火灾,中宫减膳,正好是郑贵妃进中宫的好时机。而且吕坤是受了郑贵妃好处的,有五十宝镪、四匹彩币,五个内侍亲眼所见。

事实上万历和王皇后因为两宫先后失火,在万历二十五年就搬到了一块居住,而这篇跋文可是万历二十六年写的,居然假装“忽视”了一皇一后伉俪情深的这个客观事实,硬说这是郑贵妃“进中宫”的时机。这不是瞎扯嘛。宫内再怎么减膳,也不可能把皇后给“减”了。

再说吕坤收受好处的事,也是捕风捉影的。在郑贵妃自辩的时候提到这么一句话:“今跋中乃直云吕坤所进,又曰内廷咸睹,见者缩舌。”说跋文直截了当的说这些事太监、宫女看到了,就是不敢说。那么问题就来了,内廷的人不敢向外说,那这些外人是怎么知道的呢?而且还那么详细。到底谁在说谎?要知道因为“国本之争”,万历对于向外透露内宫消息的人,惩罚是非常严厉的,所以当时没人敢向外走漏消息。由此可以推断这篇跋文就是胡说八道,无中生有,恶意的去攻击吕坤和郑贵妃。

《忧危竑议》还有这么一段:

“曰:子真井蛙见矣。当世名人若张公养蒙,刘公道亨,魏公允贞、郑公承恩,邓公光祚、洪公其道、程公绍、白公所知、薛公亨,皆称吕所见极高,所举极当,咸举《春秋大义》“子以母贵”之说,共建社稷奇勋。”

这段话,可以说是赤裸裸的说郑贵妃罗织党羽,意图夺权。我之前写过一篇关于郑贵妃的文章,里面就说到郑贵妃这个人,看似聪明,实则是个“粗人”。要使一点简单粗暴的手段还成,但是要设计拐几个弯的阴谋,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像“共建社稷奇勋”这么复杂的事,怎么想都是一种污蔑,真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但是不管这篇跋文是不是造谣,是不是污蔑。只要有这个说法出现了,即有宫闱之秘,又有阴谋之迷,就能立刻点燃了所有人的八卦之心,街头巷尾都在议论,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人们不明所以,纷纷责怪书的原作者吕坤。吕坤忧惧不堪,借病致仕回家。

这事同样也引起了万历皇帝的注意,万历表示很生气。因为《闺范图说》这本书他看过啊,掌管东厂的陈矩也看过啊,所以一看《忧危竑议》,就知道其中的原由了。为了避免事态扩大,立刻决定把两个嫌疑最大的人戴士衡和樊玉衡给抓了起来,最后将两个人分别流放到广东雷州和廉州。但他们究竟是被屈打成招的,还是真的是《忧危竑议》这部妖书的作者,始终还是一个迷。

这次事件,犹如平地一声雷,把原本平静的世界,炸得一大跳,无怪乎陈矩有这么一个感叹:

“外廷疑揣者,多大家说梦,志在求胜朋挤异己。虽诬及宫闱,所不惜也云云。则是将一清平世界,化为戈矛角斗之场。谁作厉阶,至今为梗?怀远识达国体者,心窃忧之,非一日也。夫宗社大计莫重于册立东宫,史乘所需惟贵于明白确实。”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第一次妖书案,作为“原告”朱东吉,所写的事是不是真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爱听,愿意相信。作为“法官”万历也不在乎妖书是谁写的,重要的是不把事态扩大化。所谓的真相,成了人们手中的武器,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可悲。随着戴士衡和樊玉衡的流放,第一次妖书案画上的句号,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谁也没想到五年后的第二次妖书案吸取了这次的经验,将再一次掀起滔天巨浪。

明末四大案之一:第一场妖书案,真相有那么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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