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末年，整個社會發生了嚴重的經濟問題，雖說是太平年間，但經濟的問題卻讓這個國家物價飛漲、貨幣貶值，進而引起了民眾對漢朝貨幣的質疑。動亂之時，王莽借勢上臺成立新王朝，他企圖通過貨幣改革挽救當時的社會危機。
在儒家理想主義的藍圖下，王莽以古制發行錢幣，頻繁地替換錢幣，更改貨幣價值。貨幣難以形成穩定的價值，讓人們對於新朝的貨幣制度提出更大的質疑。無序的貨幣改革，導致了民間私鑄銅錢，官方的失策和民間的投機，使王莽的貨幣從價值連城變為一堆廢鐵。最終在多種影響下，這個新王朝隨著貨幣改革的失敗，也滅亡了。
金錢是門學問，金錢、貨幣自古便與人類的社會活動息息相關，併成為社會關係中的螺絲釘，起到的是穩定整個社會基礎的工作。錢幣雖小，但其中的學問極大，不得規律往往會使整個社會產生混亂。在中國的歷史上貨幣的歷史極為悠久，足以成為一門學科，一種擁有自我歷史的文化。已故著名貨幣史學家、錢幣學家彭信威先生的鉅著《中國貨幣史》，自1954年首次出版以來，已然過去了66年，其對中國錢幣的研究，無論從寬度還是深度，至今仍沒有任何作品足以超越，填補了中國貨幣史的空白。至今，若研究中國錢幣此書是必看的權威論述。中國古代經濟對於政治、軍事的影響極為重要，但人們卻經常忽略經濟的因素，或許是傳統的思維影響，讓金錢與經濟在史書上難有一席之地。所以，當今人以現在的眼光看待中國古代史時，經濟與貨幣的影響便在種種疑問中重新浮出水面。
貨幣的初生階段
中國貨幣的發展基本上和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同步，在先秦時期較早的階段，雖然有經濟活動，但總體來說整個社會還是處於一種自供自足的階段，經濟活動相對較少。在周朝以前，一方面是文獻記載少，另一方面考古發掘也並沒有社會經濟活動等相關的發掘成果。按照傳說，中國的錢幣已經有四五千年的歷史，但是這大多基於暫時無法證實的文獻和傳說。《管子》說：“湯以莊山之金鑄幣，禹以歷山之金鑄幣。”司馬遷有寫到高辛氏以前就有龜貝金錢刀布，班固認為神農氏的時候就有金刀龜貝。雖然有這麼多人說，但就考古發掘的證據來看，黃帝和高辛氏的時代，那時的人們還不會使用金屬，因此也就不會有金屬貨幣。周朝以前的貨幣研究，多顯得資料不足。因此在《中國貨幣史》中，有關中國貨幣的起源並沒有多做論述，而是將前人的資料列出，等待更多地發現、更多的研究成果公佈後再詳加研究。
比較肯定的是中國最早的貨幣是貝。從中國字的結構上就可以看出，凡是同價值有關的字，絕大部分結構中都會有貝字存在。可以說在中國文字形成之前，貝殼就已經是可以體現價值的物品。在一些商朝墓葬中出土了“銅貝”，可見由於真貝殼不足，人們也在想辦法仿製貝殼，用稀少的金屬製作貝殼來表示價值。貝殼在古代是裝飾品，也是一種奢侈品，可以作為有價值的東西，但缺少了流通性。因此在逐漸地發展中，貨幣的歷史也逐漸和人們的生活關聯起來，在人們的活動中逐漸產生了貨幣。
我們常以秦始皇統一中國作為封建制度的開端，其實這種看法比較片面，早在周朝甚至殷商時期就已經是封建制度，只不過還結合著奴隸制度，與之後持續千年的封建集權制還不太類似。但已經是封建社會的基礎結構了。先秦時期的封建制度，在政治上權力較為分散，天下共主周天子將領地的統治權分給自己手下的諸侯，諸侯的權力再分散給卿大夫，中央一旦有事各諸侯、卿大夫、地主、奴隸都要響應號召，團結力量。但是，隨著諸侯實力的增強，地方漸漸與中央產生分離。實權落到了諸侯手上，而周天子逐漸成為最高權力的象徵，沒有了實權。此時，中國的經濟狀態是保守的經濟制度，物品交換流通不重要，有關貨幣的使用不統一，實物置換、土地置換等多種交易方式並存，貨幣在市面上並沒有流通起來。各個諸侯都是以自給自足為目的，整個社會在經濟方面與殷商相比並沒有太大的變化。
先秦時期多種貨幣
在彭信威的研究中發現，我國最早的史書《春秋》中，完全沒有提到貨幣的事，而幣、帛等實物卻屢屢被提到，實物經濟在此時是一種重要的流通手段。當時並沒有所謂的一般等價物，而多是出於對實物的認識和共識做出的交易。春秋時期，秦穆公的重要謀士百里奚，就是秦穆公以五張羊皮交換而來的。可見在當時並沒有貨幣流通的概念，春秋前後，並不是沒有交易和貨幣，只不過以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的經濟較為不重要。對於貨幣而言還處於啟蒙的初級階段。
在書中筆者看到這樣一種看法，古時候勞動人民以自己的生產工具作為基礎的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鏟、刀、紡輪等工具取得了人們的共識。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則逐漸演變成布幣、刀幣、環錢等形狀類似生產工具的錢幣。它們各自產生的基礎與環境都不相同，還有更多種的錢幣在流通著，形成了一個不規範依靠使用習慣的貨幣經濟活動。在當時，貨幣的鑄造和流通都是以地方為基礎的。鑄幣的權力並不在中央甚至也不在諸侯手中，而是由各個城邑分散鑄造，因此不光幣種繁多，而且制度也不統一，因此往往在錢幣鑄造時會加鑄上地名，以示區分。在流通上，也不是一個地方只有一種貨幣流通，通常有兩種以上的貨幣流通。在彭信威看來，這可能是春秋戰國時期，有些地方經常易手，各個時期、各個地方統治者所制定的規則不一樣，因此各時期的貨幣也往往來不及淘汰，先通用著。也有可能是商業發達的城市，為了和不同貨幣體系的城邑進行貿易，因此讓各種錢幣鑄造通用，促進經濟活動。
春秋、戰國時期，各國人員流動頻繁，經濟活動增加，促進了貨幣的使用。但也暴露出了一些問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各國各地對於貨幣的價值沒有共識，貨幣種類繁多，使用起來非常不便，容易造成市場的混亂，也容易被各國的遊商鑽空子。因此，對於貨幣的統一、對貨幣的重新規範也是大勢所趨，這個任務交給了統一六國的秦國手上。
秦始皇統一貨幣
秦始皇於公元前221年統一全國後便著手貨幣的統一，在貨幣方面為中國貨幣史翻開了新的一頁。他廢除了戰國時期各種各樣的貨幣，把方孔銅錢“秦半兩”推廣到全國，併為後世的銅錢製作打下了模板。這種以銖兩為單位的貨幣制度，其實並不是秦始皇的首創。這種貨幣是經整個戰國時期陸續演變出來的，也是在秦國和其他國家互相影響的作用下發展而來的。所以這種貨幣制度的統一既是一種開始也是一種結束。
在彭信威看來，幣制的統一是政治、軍事統一和文化融合的結果。春秋戰國時期，就是一次大碰撞大融合。在國與國的融合中，逐漸出現了以齊楚燕韓趙魏秦為代表的大國。在影響方面，燕趙地處北方，氣候寒冷，文化落後，物產也不豐富，對於中原各國的經濟影響較弱。而在戰國後期，相比較而言，秦、楚兩國可以說是當時文化、物產都豐富的強國，對經濟的影響也比較大。秦國使用環錢，楚國使用黃金，其餘國家主要使用刀、布等幣種。在權衡之下，統一六國的秦國決定採用黃金和環錢同行的雙幣制，既用環錢也用黃金。我們現在所說的“金錢”金和錢就是秦國用黃金和銅錢統一幣制的簡稱。
貨幣最重要的功能是它的流動性，當各種貨幣在市面上流通時，人們會自然的淘汰那些不方便，使用起來麻煩的貨幣，因此流通能力強，最為方便的貨幣則成為人們的選擇。逐漸地這種選擇會慢慢成為一種規模，讓流通力強的貨幣更容易地在市場上流通。在戰國後期，人們逐漸發現楚國的黃金與秦國的圓形方孔錢在市場上的流通能力極為優秀。在雙幣制下，黃金被稱為上幣，單位為鎰，等於二十兩；銅錢為下幣，即半兩。一般上幣用於大數目的支出，比如帝王的賞賜、貴族間的送禮等等，老百姓的日常交易用的都是銅錢。
秦始皇在統一幣制後，將鑄幣權收歸國有，由國家統一發行，確保了國家的利益與權力。但在彭信威先生的研究中發現，通過比對各種已發掘的秦半兩，他發現目前遺留下來的秦半兩，枚枚都不一樣。至今也沒有發現整齊、文字規矩、重量標準可以作為標準樣本的銅錢。在彭信威看來，雖然當時秦始皇頒佈了統一的度量標準，但在當時的情況下，地方的執行並不嚴謹，難以貫徹統一的標準。再者，當時的價值觀念還很陳舊，鑄錢者對於錢的重量和形制，並不太重視，所以經常有短缺或者超標的情況出現。和後世西漢的五銖錢相比，顯得多有不足。
史書中記載的秦始皇對於幣制的相關規定，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貨幣立法。中國貨幣雖然出現的很早，但基本上沒有制度可言。而秦始皇對於幣制的規定，在歷史上意義重大，除了確定貨幣的價值之外。更重要的意義，在於確定了貨幣的形制。象徵著天圓地方的方孔圓錢，對於迷信方士的秦始皇有著特別的意義，這種錢可能並非是秦始皇創制的，但是經他統一過後，中國貨幣的形態就固定了下來，之後千年中沒有改變過，同時也影響了周邊國家及少數民族。這種方孔銅錢直至辛亥革命，隨著帝制的廢除，這小小的方孔銅錢也結束了它的流通曆史。
中國第一次貨幣貶值
通常我們所說的貨幣購買力是指貨幣與商品及勞務的相對關係。所以購買力的變動，不一定是由於貨幣本身，商品和勞務關係也會影響貨幣的購買力。在戰國末期，商品生產逐漸發展，人民對於貨幣的使用不再陌生，因此將自己暫時不需要的消耗物資轉化為貨幣，將貨幣本身作為財富。這讓貨幣量也漸漸增加。
秦始皇時期，因為對人民的苛政，肆意的浪費人力，使生產大大減少。人們不是北修長城，就是南戍邊疆，因為不堪重稅和壓迫，很多勞動力被逼成為了盜賊。延續至楚漢戰爭，八年間，雙方不斷用兵，死傷上百萬，生產被嚴重破壞。戰爭所帶來的影響，落在貨幣上。執政者簡單地認為國家的窮困是因為沒有錢買東西，他把貨幣當做財富，認為貨幣的購買力是不變的，因此採取了減重的措施。以減重換取多鑄，認為有了錢就可以買各種各樣的物資，只要貨幣增加，國家和人民就富足了。中國的第一次貨幣貶值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
漢朝初年，貨幣由官方減重，當時通行的黃金和銅錢都削減了重量。黃金一金由一鎰（二十兩）減為一斤，銅錢在官方標準下一減再減，有些小半兩，製作基本是仿製秦半兩，但重量只有一銖左右。秦半兩本來重量是半兩十二銖，這種減重的銅錢如今只有之前的十二分之一。這種大肆減重加鑄的伎倆，讓民間物價上漲，貨幣迅速貶值。在諸如《史記》、《漢書》等中記載，此時的米價一石已經漲到了一萬錢，一匹馬漲到了一百金，而原本米價只有二十八錢，馬一匹只要十四金，可見越是老百姓日常所必需的物資，價格越高。這種既無奈又無知的操作，讓大量的民間財富被掠奪，加重了人民的負擔。而政府把物價上漲的責任，推到了商人身上，說是因為商人囤積貨物導致的物價上漲。其實，雖然說商人的囤積的確會導致物價上漲，但是從更高的角度看，根源還是在於物資的缺乏和貨幣的減重，商人的囤積只是助長了漲價的風潮。
這種狀態持續了三十年之久，直到漢文帝時期，才採取了穩定貨幣的措施。一方面，因為當時政局已經平穩，整個帝國正在從動盪中走出，所以漢文帝就命令全國增加生產，獎勵農業，鼓勵人民下地勞動，讓居住在長安的諸侯回封地督促生產，增加全國的物資儲量。另一方面，施行通貨緊縮政策，全面休養生息，各種撫卹一般多用實物，很少用銅錢。通過稅收，將收上來的錢儲存國庫。重鑄銅錢增加重量，將很多重量極小不符合規制的銅錢重鑄。但同時讓人不解的是，漢文帝在增加銅錢重量的同時，卻允許個人私鑄，這讓人很難理解。不過在彭信威看來，在當時人們的理解範圍內，認為物價的波動是因為鑄造惡幣所導致的，貨幣的跌價主要來自分量的減輕，只要維持住錢幣的重量，價值就不會有變動。而對於錢幣的私鑄則採取放任主義，只要按照官方的標準鑄造就可以被允許。在政府看來，只要按照官方的標準鑄造，民間造幣要比官方造幣節省了一大筆鑄幣費用，之後再通過稅收將民間製造的銅幣收上來，那看起來和官方鑄造的效果一樣。
中國的第一次貨幣貶值，在漢文帝的手中逐漸恢復正常，漢景帝延續了漢文帝的政策，並於景帝六年禁止私鑄錢幣，將鑄幣權全收歸國家，這使得貨幣價值逐漸恢復正常，並且物價也有下降的趨勢。兩代執政者的努力，創出了中國的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有關貨幣制度的改革與矯正，也是這段盛世的一個縮影。
彭信威先生曾說：“貨幣史是歷史的一部分，研究貨幣史，總的目的是為了幫助理解歷史。”中國的貨幣史，誕生得早基本上沒有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獨立發展成為一種獨特的貨幣文化。中國的貨幣發展脈絡清晰，最早的鑄幣，刀、布、環錢等都是在中國文化基礎的影響下，自發而生的，布幣由古代農具的形象演變而來，刀幣的原型則與殷墟出土的刀一模一樣，而我們熟知的秦半兩方孔圓錢，來源則與殷墟出土的紡織輪一樣。通過了解貨幣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古人的思維與他們所處時代的生活環境。以現代的角度看，或許中國古代的貨幣制度，毫無制度可言。不過，我們若以發展的角度看，將自己處於那個時代來看，歷史上為了貨幣而做出的任何制度以及錯誤、改革等等都有其意義，充實了中國的貨幣文化。來源：北京晚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