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她離開家鄉；如今，她為抗疫紀錄片配音，在淚水與敬意中“重回”武漢。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初，在北京的武漢人徐帆最擔心三件事：第一是家鄉情況，不少親友、老師、同學都在武漢；第二是口罩，家附近的藥店全部斷貨，只能留下電話預訂；第三就是隔離，全家人吃喝、工作、學習怎麼辦？一直待在家裡真憋壞了怎麼辦？
“但是沒辦法，在家最安全，不光是自己安全，也給別人帶來安全。”徐帆對記者說。
兩個多月來，她只出過三次門。第一次，是去中央電視臺錄製特別節目，和陳道明、濮存昕等演員一起朗誦致敬醫務人員的詩《相信》。整個電視臺“卡點”工作，錄完就走。第二次是元宵節過後，她覺得女兒總憋在家裡不行，就全副武裝駕車出去轉了轉。先去學校門口轉一圈，然後從機場路上三環，再上長安街，開到天安門，拐進南池子，一路至北海，接著“見彎就拐”，最後一不小心拐到了中南海。
“我來北京30多年，這些地方很少去。一路上，我就跟女兒一點一點介紹，好像自己也重新認識了一遍北京。”
而最近一次出門，是給紀錄片《冬去春歸·2020疫情裡的中國》（下文簡稱《冬去春歸》）配音。這部全長95分鐘的片子，記錄了疫情暴發後一個月裡，在武漢的醫務人員、志願者和普通民眾的日常，也記錄了全國其他城市爭分奪秒的抗疫故事。從武漢到北京、上海、青島、昆明，甚至還有烏干達和美國，主要人物和線索超過30個。
徐帆接到這個特殊任務時正在做飯，她沒給紀錄片配過音，想先看看素材。看片也是和女兒一起。女兒從來沒去過武漢，因此，當長江大橋、勝利街、江漢關、東湖等地標閃現，徐帆就按下暫停，開始給孩子講每一處的歷史，以及自己和這些地方的往事。
“我出來好多年了，其實對於武漢的印象都變得淡淡的，以前也沒覺得武漢有多重要。”徐帆說，“但是那天在看這些畫面的時候，在講那些故事的時候，所有的回憶和情感一下子全都回去了。”
看著看著就落淚了，她在看片和配音的過程中，回了一趟家。
以下為徐帆自述：
- 錄完音，覺得做了一件正事兒
《冬去春歸》裡，我的第一句話：“這裡，是我的家。”說的時候，覺得自己馬上要哭了。
這是我第一次給紀錄片配音。剛開始錄時，想得很好，但效果不理想。可能作為演員，無意識中會帶入很多感情，無意識地會從一個參與者的角度講故事，然而紀錄片不太需要這些。就像我們常說的，演員表演時若態度特明確，反而會讓觀眾失去想象空間，產生態度偏頗。紀錄片更是如此。
為了把握這種“冷靜”，前面不少段落錄了又錄，大概有四五遍。淡淡的講述，也是為了突出特殊時期的普通人。配音時，我也隨著鏡頭，遇見了那些平凡又不凡的英雄。
過去，武漢每天早上有500萬人走出家門吃早飯，這就是聞名全國的“過早”。春節期間，全武漢98%的早餐店停業，原來熱鬧的早餐街，只剩下一盞黃燈，就是紀錄片中強撐營業的熱乾麵攤龐婆婆。
她讓我想起了我的姥姥，也是在餐館做熱乾麵的，也是凌晨4點就要起床擔面。我從小每天早上就是一碗熱乾麵，一碗蛋花米酒。因此，當我聽到龐婆婆堅持營業的理由，很受觸動，她說：“不開門他們（街坊鄰居們）就不知道早上吃什麼，人總要‘過早’的呀！”（2月15日，龐記熱乾麵也暫停營業了）
而最令我感動的，還是一線醫務人員。武漢長航總醫院裡的醫生，用吃小龍蝦的手套當醫用手套，跟孩子視頻後落下眼淚，累到暈倒休息兩天又繼續上戰場……哪裡有人是鐵打的，大家都很脆弱，但他們一直靠職業精神強撐著。片中有位醫生叫許綠葉，她說：“我記得我上學的第一天，老師就講，從今天開始，你要實行救死扶傷的精神，你就是為大眾服務的。像解放軍一樣，要打仗的時候，誰會逃跑呢？”
那些又岔（武漢話，喜歡管事的意思）又可愛的年輕志願者，幫忙服務醫務人員，協助社區統計數據，幫助居民搬運物資，4萬人的志願者群體像一張網，把武漢人的生活隔離在病毒之外。還有火神山、雷神山的建設者，加班加點的民航機組等等，我不太會說“英雄主義”的詞句，但我覺得那樣的詞句也表達不了他們真正所做的事。
整個紀錄片錄完，我覺得自己做了一件正事兒，不僅完成了一件高品質的作品，更是在疫情期間發揮了一些作用，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感謝、去致敬。昨天，武漢“解封”（採訪在4月9日），我一直在刷朋友圈，看到這座城市又有了一些煙火氣，機動車可以過了，路上的人多了，一切就跟開了閘似的，那種向生而去的感覺太珍貴了。
- 男人們熱心快腸，女孩們“雌雄同體”
20歲，我離開武漢來北京上學，畢業後分配到北京人藝，然後就把父母接到北京，也就很少回去了。這麼多年，幾次回武漢都是匆匆忙忙，好像也從來沒有認認真真地重逛一遍這座我成長的城市。
反而是這次配音，一些偶然出現的街景，讓我重溫舊夢。花橋街，一條老街，離我家特別近。小時候，每天從這裡出發上學。我們學校在江邊，唯一能溜達溜達的就是旁邊的長江大橋，我現在都能想起在橋頭堡上俯瞰長江和大橋的感覺。
我姥姥住在六渡橋，那裡有一座孫中山先生的銅像，小時候覺得好高好大，現在也不知道銅像還在不在了。附近還有民眾樂園，裡頭各種演出，各種玩的，後來還建了電影院。那時候最愛吃辣牛肉粉和豆皮，還有剁饃。攤上的一個剁饃做得跟井蓋一樣大，你要一毛就給剁一毛的量，一塊就給一塊的。饃的邊沿被烤得有點硬，中間又像發糕一樣軟裡泛著甜，撒上芝麻特好吃。
這些都構成了我淡淡的又抹不掉的武漢記憶。
如果要用一個詞形容武漢，我首先蹦出來的就是“熱氣騰騰”。這裡的人，都是生龍活虎地熱愛生活，人與人之間沒有什麼距離，也沒有什麼講究。武漢的男人脾氣暴躁，但心裡又——用武漢話說——熱心快腸。女孩們，在我腦子裡頭那都是“雌雄同體”，既能當男人使，又柔情似水。我也是如此，可能不太愛講話，但心裡又有一股拗勁和暴脾氣，特別護犢子，我的人只有我能罵這種。
因為父母都是楚劇演員，所以我從小喜歡藝術、喜歡舞臺，但我父母其實特別不願意我學藝術，一直反對我考藝校。於是12歲時，我就自己偷偷報考了湖北省戲曲學校的京劇科。當時還天真地覺得，我不能報楚劇，報楚劇我爸就知道了，殊不知這行當都是通的。
3年在戲曲學校學京劇，後來轉去戲劇學校學話劇，在藝校的生活，一面是學會了不和人較勁，悶頭用功打下基礎；另一方面，我又特羨慕那些外地的同學，覺得他們認識很多劇團外的人，週六週日還能出去玩，有另一個世界。我就跟個大傻子似的，只認識我爸、我媽、老師、同學。
1987年夏天，楊立新老師來武漢拍電視劇，剛好我也在劇組，我們聊著聊著成了朋友。那時中央戲劇學院和北京人藝正在合辦表演班，要招插班生，在他的引薦下，我第二年就報考了中戲，隻身到了北京，成了那一屆表演班的插班生。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心想著總算出來了，我也成了一個外地人。
今天想來，都過去30多年了。這30年，忙著工作、忙著生活、忙著讓自己變得更好，幾乎沒有時間也沒有力氣去回憶。所以這一次，我好像重新認識了武漢：原來，說到武漢的地理位置，說到“二七大罷工”和江漢關碼頭，並不覺得和自己有多大關係；但是現在，我會意識到這些都是與我相連的，都是武漢精神所在的地方，也被今天了不起的武漢人延續著。
- 未來目標是化繁為簡
時間是很神奇的，它會在無形中讓你頓悟。
舉個例子，25年前，我第一次演話劇《阮玲玉》，那時不能理解她為什麼要走到極端，還覺得她不知足，甚至帶著批判思維去詮釋。這部劇的開場是一句“爸爸”，導演希望我用很爆發的力量，“砰”地一下喊出來。我非常牴觸，心想這個沒有依據，沒有道理，說服不了自己。
2013年，北京人藝提出復排《阮玲玉》，我想都沒想就答應了。看過去錄像時，我覺得慘不忍睹。有了20年的經歷和積澱，我漸漸學會了怎麼去理解角色，也理解了阮玲玉，明白了當時導演的要求——人在特別著急的時候，的確會突然爆發，先把所有人震住，然後再開始慢慢傾訴。
包括《唐山大地震》，演這部電影前，有3年時間，我完全沒有接觸表演，一直在家照顧年幼的女兒。那時候孩子身體不是很好，幾乎一星期要跑兩次醫院，所以一個月內我就把北京所有好醫院的兒科大夫都認識了。演《唐山大地震》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兩個孩子被埋在地下，別人問救哪個，我哭著說：“兩個都得救啊！”那個瞬間，我有了當媽媽的感覺，也有了女兒的感覺，覺得以前演的媽媽、媳婦，好像自己都有點看不上了——因為沒有經歷過那樣的生活，所以需要特別賣力氣地表演，但仍然是缺乏生活流露的。
包括這次疫情，很多人跟我說，這段特殊時期心態產生了很大改變，變得更珍惜生活，更珍惜身邊人了，我也是。家裡沒人幫忙，我覺得自己好像把這輩子會做的菜都做完了，孩子每天上網課，我的任務就是給她做吃的，一天就為三餐奔波。給困在武漢的老師打電話，陪老人家聊聊天。和馮導也多了很多溝通時間。我做飯就是他教的，現在我們倆輪流做，大部分還是他掌勺多。炒菜這種創造性的活兒還是交給有創造性的人，我不想動腦，洗碗挺好。
也難得有了一些充電的時間，在家待著，我把是枝裕和的電影和紀錄片看了一遍，那種平淡的生活，不僅帶著商業性和哲學性，還帶著生死的探討，讓人思考到許多東西。
健康、平安的日子裡，我們都太忙了。不會想著回憶，不會想著體驗，每天都在快速地做決定和執行，容易忽略了身邊人，也容易忽略了自己。但往往，生活的領悟就是在很長的離別過後、在一個暫停鍵後。
真的，作為武漢人，經此一疫，我覺得能活著、能生活就是最好的事兒。所以我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未來要化繁為簡，把那些複雜的角色、複雜的生活，都用最簡單的方式呈現出來。
等疫情過去了，我要帶著女兒去一趟武漢，去我兒時成長的地方轉轉，去那些美好的記憶裡轉轉，重回一趟那個熱氣騰騰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