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當下的流動性危機與其說是流動性短缺，不如說是世界資金失去了方向。中國資本市場能否成為避險資金的“諾亞方舟”？
- 本文發表於福卡智庫內參《高層內參》2020年第15期
- 原文標題：《倉促出逃的“世界資本”何處安身？》
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裹挾著一場迅猛的金融風暴，讓全球金融市場陷入前所未有的動盪以及不確定性當中。
作為全球經濟頭號強國，美國這一世界安全島不再安全，3月，全球投資人經歷了美股有史以來最動盪的一個月：10天四次熔斷，3天暴漲20%。美股用11天走過史上最短的一個熊市，然後在3月26日，美股僅用了3天又暴漲超20%，重回技術牛市，不是暴漲就是暴跌。3月的美股一天正常的日子（注：道指、納指、標普500指數三大股指漲跌幅皆在1%以內）都沒有。
歐洲市場更是一片慘淡，俄羅斯RTS以累計46%的跌幅表現墊底，德國DAX、法國CAC40、英國富時100指數的最大回撤幅度紛紛超過了30%。
亞太地區中的日經225指數、韓國綜合指數分別最大下跌29.3%和34.1%。
此外，加拿大、巴西、墨西哥、泰國、印尼、印度等多國股市連番觸發熔斷。
甚至於，以往一直髮揮避險功能的黃金等資產價格非但未能“一飛沖天”，反而連續下挫。黃金與股市自3月中旬以來，罕見地同漲同跌，擁有永恆魅力的黃金，一度顛覆其留給市場的“避風港”印象，上演了約尼·雅各布預言的景象——《黃金大崩潰》，價格撲朔迷離在1450—1704美元，短短1個月的振幅跨度達到250美元。
01
世界資金失去了方向
顯然，當下與2008年金融危機前夜所出現的流動性危機如出一轍：投資者兜售手中幾乎所有的一切，由此來看，當下的流動性危機與其說是流動性短缺，不如說是世界資金失去了方向。
畢竟，從“封城”到“封國”，疫情之下，供應鏈斷了、產業鏈碎了，價值鏈情何以堪？
不過，大動盪的出現，意味著大拐點的形成；而邁過拐點，新的大趨勢將澎湃湧來。全球投資者苦覓“硬核”避險資產，資金如水，總歸要有個去處。
從全球來看，能夠接納這部分資金並滿足回報需要的市場並不多，中國市場目前疫情控制的最好，也是投資風險最小的地方，所以全球流動性湧向中國市場也是未來一段時間的大概率事件。那麼，中國資本市場能否成為避險資金的“諾亞方舟”？
02
中國尚未做好準備
理論上講中國又面臨上世紀80年代世界產業革命之後過剩資本投資方向性問題；當年舉國運動般的招商引資解決了所謂全球資本尋找避險市場。
但就現實來看，面臨百年一遇的機緣，中國仍顯得戰略準備不足。
從內部看，中國的改革往往是問題倒逼，導致金融改革相對滯緩。過去，中國金融緊追華爾街腳步，催生了一大批“金融創新”大軍，金融“虛胖”一發不可收拾，資金空轉、脫實向虛痼疾難除。
然而，過度發展反而會起到反作用，前期的金融擴張堆積起巨大泡沫，在問題倒逼下，中國又不得不開啟新一輪金融改革，尤其是隨著第四次金融危機逐漸在全球興風作浪，為了應對危機，又掀起了中國式“去金融”，銀行、券商、投行無不風聲鶴唳，更別提被高高捧起又重重摔下的互聯網金融領域。
典型如P2P行業，短短几年內從“神話”、“奇蹟”到土崩瓦解，有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底，P2P機構數量僅為300餘家，相比於2018年同期下降70%。在監管部門“能退則退，能關盡關”的強硬監管措施下，P2P或在慢性死亡中走向“終點”。
可見，中國金融不是大放，就是大收，總是被問題牽著鼻子走，改革成效也不盡如人意。
放到世界格局來看，在世界金融樞紐的版圖上，中國還缺少一個在國際上舉足輕重的金融中心。
要在全球金融市場上佔據主導地位，必須要有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相匹配。香港已被港亂自廢武功，在今年3月份發佈的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中，香港排名全球第6位，較去年9月排名下跌3位。顯然，去年的社會事件為香港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或影響了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澳門雖然早就在享受重要離岸金融市場的待遇，近來在金融領域也動作連連，不僅將設立以人民幣計價結算的證券交易所，還將成立葡語系國家人民幣清算中心，但所謂“大香港、小澳門”的事實也客觀存在，土地面積只有香港的1/40，人口只有香港的1/10，博彩業獨大制約產業結構多元化等，都是澳門所面臨的客觀限制。
而上海作為中國第一大城市，已具備了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較好的基本條件與素質，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在世界範圍內起步較晚，和國際成熟的金融中心城市相比，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還存在不小差距，在參與國際競爭和國際規則制定方面的不足一朝一夕內還難以解決。
03
金融戰略空間
固然，面對百年一遇的機緣，中國準備略顯不足，但不容忽視的是，中國同時也存在巨大的金融戰略空間。
第一，中國已主動刺破金融泡沫。
2016年，中國金融行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就已達8.35%，大大地超過了美國、日本這些金融市場比較成熟的經濟體。是以，中國開始向金融揮起監管的大棒，第五次金融工作會議扭轉“市場原教旨主義”，定下“防控金融風險、金融為實體服務”的總基調，歡欣鼓舞地去赴一場金融改革的盛宴，嚴控槓桿率、禁止過度期限錯配、嚴禁監管套利等去槓桿行為等一系列嚴監管政策隨之而來。
僅2018年一年，銀保監會機關、原銀監局及原銀監分局，對銀行業金融機構和從業人員共開出了超過3800張罰單，涵蓋國有大行、股份制銀行、城商行等各類機構，涉及貸款管理不當、票據業務違規、同業投資違規和理財銷售違規等多個領域。充分顯示了中國堅決治理金融亂象沉痾的決心。
第二，充足的金融貨幣政策空間。
中國是唯一仍保持貨幣政策正常化的國家，還有較大的調節空間。財政政策方面，發行特別國債、減稅、發行消費券等的空間都大於西方國家。
例如在疫情後，與諸多國家的負利率手段相比，中國央行採取了更有針對性的方法，儘管中國央行下調了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但存款利率仍保持不變。這使得家庭可以繼續從儲蓄中賺到一些利息——這與日本、歐洲和美國的消費者不一樣。
第三，各類要素的搭建方興未艾。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股票、期貨、外匯、黃金等金融市場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交易規模位居世界前列。截至2019月12月末，銀行業金融機構法人4607家，還有數萬家從事類金融業務的非持牌機構。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銀行滲透率、保險深度密度和資本市場影響力仍有明顯差距。金融機構種類不豐富，佈局不合理，特色不鮮明，“過度競爭”與“服務空白”同時存在，但也代表著巨大的發展空間。
第四，一系列的股市整治為未來的大牛市做鋪墊。
中國股市發展已逾20年，20多年來它對推動實體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問題市、投機市、政策市的存在又常被人們詬病。
2019年，可謂A股的改革“大年”。從科創板開板到滬倫通開通，再到重組新規落地等一系列重磅事件發生，都將對A股市場的未來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而今年，中國股市更迎來“根本大法”——證券法的重大改革。一旦資本市場改革逐步到位，理論上講中國股市容得下大牛市。
第五，以債券市場充當外來資金的緩衝墊。
“打鐵還需自身硬”，自疫情發生以來，國內快速設立債券註冊發行的“綠色通道”；又及時為企業債券的發行提供便利，延長註冊和備案的有效期限，同時減免債券發行的登記、交易和託管方面的有關費用；還採取多種手段，提前化解可能出現的違約風險，種種舉措及時有效地維護了中國債券市場的平穩運行，也充分證明了債券市場可以承擔外來資金的巨大緩衝。
全球基金正在紛紛湧入中國政府債券市場，外國持有的主權人民幣債券總額達到創紀錄的2.27萬億元人民幣。
中國有了進一步開放、接納世界遊資的基礎，也有推進金融開放的速度和決心。4月1日起，中國正式取消對證券公司、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限制，美國兩大資管巨頭貝萊德和路博邁已向中國證監會提交了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資格審批申請。
中國金融市場的持續開放也將為持續吸引外資創造良好條件。
04
經濟社會基礎
但說到底，疫情終究是一時之困，機遇也是一時之機，長遠來看，對於世界資本，中國既要引得來，也要留得下，這離不開方方面面的經濟社會基礎。
具體如下：
1）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
縱觀全球，動盪日漸加劇，各國內患頻出自顧不暇、新保護主義抬頭、部分地區右翼勢力崛起、中東及一些地區戰火仍頻……都在持續向全球輸出不安定因素。
尤其是與英美等發達國家以脫歐、脫群等權宜之計維持國內穩定相比，中國“咬定青山不放鬆，任爾東西南北風”，超穩定的政治社會環境在世界上極為罕見，政治社會穩定是投資環境的最重要指標，中國在這方面的比較優勢越明顯，對外資就越具吸引力。
2）應對百年一遇疫情的綜合國力。
儘管武漢在年初對疫情處置不當，但中國政府隨後決定封城武漢並在全國實施的阻隔政策非常有效，為中國在全球疫情迅速蔓延開來之前有效控制疫情贏得了寶貴時間。
這個時間差讓中國與全球經濟處在一個非常不同的盤面上。中國經濟將率先從疫情中復甦，復甦時間的領先會給中國吸引外資提供最重要的機會條件。
3）產業門類齊全世界之最。
中國擁有獨立自主而完整的產業體系，抗疫充分展示了中國的產業優勢，這從口罩生產上略見一斑：用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將口罩日產量從1000萬隻升到1億隻。疫情前，中國年產口罩45億隻，佔世界53.3%，如今飆升到150億隻，連起來可繞地球170圈。
中國的科技實力也支撐中國抗疫戰，用了7天分離毒株，北斗、無人機、大數據等支撐中國兩週建起兩座醫院……日本媒體通過疫情看國家能力，空運是日本的4倍，鐵運能力是日本的90倍。中國已經形成或即將形成的產業鏈集群是吸引全球高端製造產業鏈落戶中國的基礎。
4）中國經濟增長高位橫盤仍有很長的路。
中國城市化進程遠未結束，與發達國家、市場相比仍有相當大的追進空間；市場化改革導向之下的土地、資本、勞動技術等生產力要素的優化整合配置，帶動的生產、消費擴張仍將持續；
中國東、中、西部地域發展的“梯度推進”過程中，地域更為廣闊的中西部地區向發達地區“趨近”本身所引發的生產要素的流動與配置，帶來經濟總量的繼續擴張，如此等等。
如果承認這些前景具有相應的“確定性”，那麼就可以確定中國的經濟增長仍具堅實基礎，發展仍在繼續，中國經濟社會列車仍將前行。
5）從高速發展到高質量發展的切換存有很多空間。
增長速度放緩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決定的，未來一段時間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已成為不爭的事實，但高質量發展孕育著巨大的潛在機遇。
近來如火如荼的“新基建”即為典型，以5G、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雲計算、大數據等為基礎的數字化基礎設施對宏觀經濟有明顯支撐作用。
6）金融市場尚未走到自由市場經濟的最高階段。
美國的市場經濟已進入最高階段，金融前所未有地脫離了實體經濟，中國金融雖然在此道路上有過效仿和迷失，但所幸尚未走到最高階段，已經率先對金融亂象進行整肅和糾偏，並對資本國際極左路線全面清算，並逐漸迴歸金融本源。
05
投資者的最佳避風港
一邊是全球資本市場動盪加劇，一邊是中國巨大的金融戰略空間，市場也已到了這一點，全球投資者紛紛看好中國。
早在3月1日，摩根士丹利的一份重要研報中就指出，全球資本市場因新冠病毒而動盪，中國將成為“資產避難國”，並將中國股市評級從“持平大盤”上調至“超配”。
近期,全球最大指數公司之一的富時羅素，將中國A股納入全球指數的因子由15%提升至25%。
全球經濟震盪下，曾經的疫情“震中”中國，突然成為投資者的最佳避風港。
機緣之門已經打開，國家理應對此做好相應的戰略預埋，畢竟，中國不僅要有“吃得下的好胃口”，進一步拓寬與規範外資入市的渠道與功能，更要有“能吸收的消化系統”，對於流入的外資合理安排利用，而不是被外資抄底、剪羊毛。
毋庸置疑的是，中國為世界新資本、新遊資安家，無法重走華爾街老路——順著金融內在邏輯一直走到金融衍生崩盤，而是將導入實體經濟與科創，以及新經濟，創造性地推進金融事業的發展。
過去我們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發展經濟，引進與利用外資沒有選擇性，但隨著中國成為具有吸引力的投資熱土，在外資利用上必須化被動為主動，讓大量外資導入產業發展、科技發展，具體來說，比如讓各類產業引導基金公開化、規範化，在這基礎上搭建類似股市的基金市場。
既給外資吃下來華投資的“定心丸”，又充分利用其促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