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法治最佳之法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說：“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煉，物理其本，循名貴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鹹畏而受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一個執法如山的人，畏之是必然，愛之則少見；執法峻急的人，恨之者多，無怨者罕見，而嚴於執法的諸葛亮，卻能使人畏而愛之，受刑而無怨，陳壽說是因“其用心平而勸戒明”。筆者認為，諸葛亮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他不因情廢法，執法不忘情之故。
諸葛亮不因情廢法
諸葛亮不因情廢法，斬馬謖是個典型例子，馬謖是他義弟或系戚馬良之弟，一開始兩人關係便異於常人。諸葛亮南征途中，馬謖奉天子命來勞軍，因諸葛亮服其才，馬謖雖是後輩，他還是虛心請教：“吾奉天子詔，削平蠻方，久聞幼常高見，望乞賜教。”謖說：“愚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蠻恃其地遠山險，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叛。丞相大軍到彼，必然平服：
但 班師之日，必用此伐曹丕，蠻兵若知內虛，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
‘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丞相但眼其心足矣。”亮 納其策，七擒七縱孟獲以服其心，故終亮之世，南人不復叛，使蜀漢從此無後顧之憂，對安定後方支援北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馬謖確是有智計，諸葛亮對他“深加器異”不是毫無根據的。可是，劉備對馬謖的看法恰恰相反。
劉備在臨死前特別對諸葛亮談及馬謖，他問諸葛亮：“丞相觀馬謖之才何如？”
諸葛亮說：“此亦當世之英才也，”劉備說：“不然。朕觀此人，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劉備在臨危前特別向託孤大臣諸葛亮叮囑這些話，說明劉備把這事看得非同小可，他知道諸葛亮非常重視馬謖，必將大用之，大用必將誤大事。劉備看出“馬謖言過其實”，認為“不可大用”
諸葛亮日與馬謖共事而未發現他這個嚴重的缺點，卻非常重視他，這是什麼原因？
這和諸葛亮與劉備的經歷以及其兩人對馬謖的情感深淺有關。劉備一生血戰沙場，其才智都是在實戰中得到的，他聽到馬謖死啃兵書的空談，與實戰不符，就發現其“言過其實”。劉備在世時，諸葛亮主要是參與決策和主管內政，實戰經驗還不太豐富，放一時難看出馬謖誇誇其談。在情感方面，劉備與馬謖關係淺，對其考察不被情所制約；諸葛亮與馬謖則“情如父子”。
在當時可以說他是把馬謖當作其繼承人來培養的。情感好像白內障遮眼，使人看不清對方的真實面貌，他委馬謖守街亭的重任也就不足為奇了。馬謖與司馬懿戰於街亭，因其缺乏實戰經驗，不從實際出發，而是照搬兵書，舍水上山，王平苦諫不聽，終被司馬懿所破，大敗而逃；
亮進無所據，被迫佈置撤軍，司馬懿大軍突然擁至，如不用“空城計”幾乎被擒。這時，諸葛亮才後悔自己不明於知人，但已遲了。這 次出祁山，蜀軍先聲奪人，旗開得勝，連取三郡，很有戰勝希望，而因街亭之失除了撤回漢中外，別無出路。街亭之失，諸葛亮錯在用了紙上談兵的馬謖，而馬謖違背諸葛亮的軍事部署，他應負直接的責任。因此，不處理馬謖則無以服人，難於治軍，這對於諸葛亮是個很傷感情的事。對諸葛亮斬馬謖
蔣琬反對說：“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謀之士，豈不可惜乎？”諸葛亮流涕而答說：“昔孫武所以能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爭，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以討賊耶？合當斬之。”馬謖被斬後，諸葛亮大哭不已，親自臨祭；將謖家小加意撫卹，按月給與祿米。諸葛亮也不寬恕自己，他上表請自貶三等說：“臣本庸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鋮，以勵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臣明不知人，慮事多暗，春秋責備，罪何所逃？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
諸葛亮執法不忘情
諸葛亮對於犯罪的人，能治之以法，動之以情，即執法不忘情，使被判罪的人心服而無怨。
李嚴 （後改名李平）是劉璋舊部，劉備入蜀時歸降，後因平叛亂有功， 被授尚書令之職，劉備臨危遺詔託諸葛亮與李嚴輔後 主。為團結對敵，諸 葛亮很尊重他，但李嚴為人圖謀私利，喜要兩面手法，建興九年春，諸葛亮出軍祁山，李嚴負責督運糧事，因運糧不濟，怕諸葛亮見罪，便慌報軍情告急，說東吳將興兵寇川，要諸葛亮回師。為了遮飾已過，又妄奏後主說：“臣已辦備軍糧，行將運赴丞相軍前，不知丞相何故忽然班師。”諸葛亮回成都後查知此事，大怒說：“匹夫為一己之故，廢國家大事！”令人召至，欲斬之，因念他也是託孤大廈，乃上表廢為庶人。
歷史上，凡託孤大臣之間發生內訌，勢敗者往往被夷三族，而諸葛亮卻仍讓李嚴過著富裕的生活，留其子豐在丞相府任中郎參軍，並諄諄教誨。他在處分李嚴後致豐教說：“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獲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
對一個犯嚴重錯誤的人，猶如此多情，要其子加以寬慰，使其改過自新；對其子則力加勉勵，使其奮發向上，其意誠，其情切，李嚴父子能不感恩戴德。又如廖立，為人高傲，自謂才智宜為諸葛亮之貳，而竟位在李嚴等人之下，故很不滿，於是常發牢騷，口出怨謗，造成了不良影響，因此諸葛亮認為“羊之亂群，猶能為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偽邪？
”便廢廖立為民。但廖立甚敬佩諸葛亮其人，對已受到處分並無怨言。他聞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垂泣說：“吾終為左衽矣！”李嚴聞此噩耗，縱聲大哭，因激動過度，病發而死。蓋李嚴、廖立都相信諸葛亮能復收己，使能以補前過，度諸葛亮死後，後人不能用之故也。嚴於執法的人，使受處分者毫無怨恨是很難的，諸葛亮之死，使廖立垂泣，李嚴傷心致死，這不僅是沒有怨恨，而是對諸葛亮非常愛戴了。
治國不能不講法，諸葛亮治亂國用重刑，糾正了劉璋治蜀時的混亂狀態，使“軍民安靖”。但其可貴之處在於：法嚴而民無怨，民畏而愛之。我們知道法治的主旨是為了教育人，使人人遵守法紀，保證國泰民安，在這方面，諸葛亮的法治收到了最偉的效果，之所以能如此，正如上面所述，是因諸葛亮能正確處理情與法的關係，做到寓情於法，使情法交融，這是運用法律治國的最高超的藝術，是實行法治最佳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