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怛羅斯之戰，是唐玄宗時唐朝的勢力與來自現在阿拉伯、新興和信奉伊斯蘭教什葉派的新興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的勢力在中亞諸國相遇而導致的戰役。
怛羅斯之戰是一場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東西方帝國間的碰撞，交戰一方為鎮守西域的大唐名將高仙芝率領的唐軍，另一方是將領齊亞德統帥的大食軍隊。這場戰役對雙方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歷史意義。
唐王朝與阿拉伯帝國的遏制與擴張
中國與阿拉伯地區的關係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漢，公元前119—前115年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之時，曾派副使分別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身毒、于闐等國開展外交活動，使中國對尚未到達的阿拉伯地區有了初步瞭解。
自唐永徽二年（651年），“大食”向唐朝派遣使節開始，貿易與朝貢一直是兩大帝國交往的主線。發生於天寶十年（751年）的怛羅斯之戰，似乎是兩大帝國之間長期和平交往中的一次偶然的、不和諧的摩擦。
據《新唐書》和《資治通鑑》等正史記載，怛羅斯之戰源於十姓諸胡的“石國”因“無藩臣禮”，唐將高仙芝遂對石國以武力征服，激起西域諸國的不滿，石國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仙芝於怛羅斯城，以直其冤，致使仙芝大敗，士卒死亡殆盡。
怛羅斯戰役
若將這次歷史事件放入特定的歷史背景去考察的話，會發現其是日益崛起的“大食”在向中亞擴張過程中，與唐王朝之間利益碰撞的直接後果。
7世紀初，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島麥加創立了伊斯蘭教，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權，實現了阿拉伯半島政治上的統一。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後由四大哈里發 (632—661)繼承，並開始向外擴張，白衣大食時代 (662—750) , 其擴張達到了高峰；黑衣大食時代 (750—1258) , 擴張征伐仍在繼續, 但東面的擴張範圍卻一直沒有超過前一時期。
大食帝國向東方擴張, 征服的對象主要是中亞諸國。大食也一直有染指中國的企圖，據記載，大食烏瑪亞王朝的總督哈札只曾對麾下兩名驍將 (穆罕默德·本·卡西姆和屈底波·並波悉林) 說：“誰先踏上中國的領土, 誰就出任統治中國的總督。” 但其軍事力量卻沒有真正到達現在中國的本土。
有學者認為：“怛羅斯之戰正是唐朝遏制大食政策與大食河外擴張政策之間不可調和矛盾的總爆發”。
唐朝疆域及安西大都護府示意圖
怛羅斯之戰
怛羅斯之戰，最後唐王朝以失敗告終。天寶十年四月（751）高仙芝率軍從安西出發，在翻過蔥嶺、越過沙漠、經過了三個月的長途跋涉之後，高仙芝在七月份到達了阿拉伯人控制下的怛羅斯，並且開始圍攻怛羅斯城（今哈薩克斯坦的江布爾城附近）。
高仙芝
在高仙芝的指揮之下唐軍驍勇善戰，唐軍曾經佔有很大的優勢，唐騎兵一度完全壓制了阿拉伯騎兵。但是阿拉伯聯軍數量極多，史載雙方戰鬥持續了五日，第五日傍晚，大唐聯軍的葛邏祿部突然反叛，從背後包圍唐步兵，並且斷絕了他們與騎兵的聯繫。
這使得高仙芝腹背受敵，犯了軍事上的致命傷。阿拔斯王朝聯軍乘唐軍混亂，出動重騎兵主力突擊唐步兵。高仙芝受到阿拉伯與葛邏祿部兩面夾擊，無力支撐，終潰不成軍。此戰，唐軍損失慘重。
唐軍與大食軍隊遭遇
據《資治通鑑》記載唐軍總數3萬人、深入與敵人作戰、最後返回數千人，唐軍損失了兩萬多人。《舊唐書》 和《新唐書》都記載唐軍總數兩萬人、深入胡地與敵人作戰、最後返回數千人，唐軍損失了一萬多人
除了反叛的葛邏祿部眾3000餘人、數千戰死在沙場的士兵、1萬多攻城部隊成為俘虜，只剩約4000唐軍成功撤離，返回安西。
怛羅斯之戰後對唐朝和阿拉伯帝國的影響
怛羅斯之戰後，中亞的政治格局也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大食沒有乘勝東進，也沒有改變對唐朝的政策，一直保持雙方間的友好往來。中亞諸國也依舊處在兩大帝國勢力之間，當其遭遇大食進攻之時，仍然尋求唐朝的保護。唐朝的勢力並沒有因此而退出中亞，其仍然冊封諸國。這場戰爭也沒有導致兩大帝國關係的惡化，不僅阿拉伯商人入唐經商未受影響，甚至安史之亂時阿拔斯王朝應唐玄宗的請求平定安祿山叛亂的史實證明，唐食關係更為密切了。
怛羅斯之戰的真正影響和意義，莫過於文化方面。
大批唐朝士兵因戰敗被押往阿拉伯地區，這批人中間有畫匠、織匠、金銀匠、造紙匠等。大食人組織他們在撒馬爾罕設廠造紙。出貨之後，因其紙質細膩而馳名遠近，許多使用過這種紙的人都用它代替原先笨重粗糙的書寫工具。
754年，阿拔斯王朝哈里發從撒馬爾罕招來唐造紙匠，在首都巴格達和大馬士革建立大規模的造紙廠，供給全國所需，並運銷到了歐洲，這標誌著造紙術從中亞傳到了西亞。9世紀末，造紙術傳入埃及，取代了傳統的莎草紙。
11世紀中葉至12世紀初，造紙術又經埃及傳入利比亞與摩洛哥，隨之傳入西班牙。1150年，阿拉伯人在西班牙開設的造紙廠是歐洲的第一家造紙廠。至19世紀初，中國造紙術跨越各個大洋，傳遍了亞洲、非洲、歐洲、美洲和大洋洲，而這一傳播則緣起於怛羅斯之戰中的唐軍戰俘。
中國造紙術的西傳不僅引發了大食和歐洲的“
紙張革命”，更對阿拉伯和歐洲的文明進程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歐洲人之所能從黑暗的中世紀跨越到啟蒙時代，造紙術的傳入功不可沒。
從唐朝的角度上觀察，怛邏斯之戰帶給中國的收穫當屬杜環的《經行記》。
杜環作為被大食軍俘虜的戰俘之一，他歷行大食各地，至762年才從南海回國，他所著的《經行記》記錄了一系列奇特的異域經歷。他在阿拉伯帝國居留並遊歷了10餘年，對於伊斯蘭教教義已經有相對深入和正確的認知。
《經行記》中有關伊斯蘭教信仰、禮拜、齋戒、飲食禁忌和婦女戴面紗的風俗等記載，遂成了伊斯蘭教義之最早的中文記錄，而這也可說是怛羅斯戰役給予《經行記》作者以這樣有利機會的。
正是怛羅斯之戰將經歷“貞觀之治”後的盛唐文化傳入了中亞，使中亞得到了學習和改進。同時，戰爭行經的路徑為往後大唐商人和中亞商人提供了便利條件，間接的推動力雙方經濟、文化的交流。這也讓唐王朝對中亞文化有了進一步的瞭解。雖說戰爭殘酷無比，讓無數人死於非命，流離失所，但它卻讓兩個王朝有了相互學習，相互瞭解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