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最近热播剧《清平乐》播到了北宋和西夏的三次大战的剧情，几次战争的结果以及朝堂上的争论，基本上还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北宋仁宗时期，受到来自西夏的威胁。朝中主战、主和两派争论不休，仁宗一度主战，却不得不屈从于现实求和。北宋对夏的政策为何多变？是什么导致这样的困境？电视剧毕竟是文艺作品，真实的历史如何，还是随笔者一同了解一下吧。
（清平乐 宋仁宗）
一、西夏崛起与北宋的放任态度
北宋仁宗朝，西北的党项族突然不安分起来，给北宋带来严重危机。党项族本是西羌的一支，在北朝时期就在今甘青地区活动。唐太宗时，党项族归顺唐朝。唐末平定黄巢之乱时，党项族立了大功，因此唐赐其李姓，其封地扩大到今甘肃、宁夏大部。五代时期，党项接受历代中原王朝册封。宋朝建立时，也无能力兼并西夏，于是同样对其笼络。
西夏问题归根结底不能看做传统的中原王朝与北部游牧民族的争斗。这实际是唐末藩镇割据的残留，该政权世代相袭。在唐末五代百年间，党项安心在西部发展，势力已经十分雄厚。北宋建立之初，也多次对党项动兵，但始终没有太大进展。真宗时，党项首领李继迁在进攻宋西凉府时，中箭身亡。其子李德明即位，李德明转变策略，向宋臣服，集中精力同西部的吐蕃作战，而北宋也无心再战。北宋放弃灵州，换来与西夏的和平。北宋的消极政策，终于使西夏在解决后顾之忧吐蕃后，将矛头对准北宋。
（李元昊 剧照）
仁宗继位之处，仍维持真宗与李德明的协议，双方互不侵犯。但在李德明去世后，其子元昊即位，元昊素来对北宋有不臣之心。元昊即位后，以各种借口屡次袭入北宋境内，试探北宋的虚实。同时，他还以去五台山拜佛为名，刺探情报。北宋的边防官员早有察觉。庆州通判曾上疏“元昊虽称臣奉贡，然包藏祸心，特未发尔。今主将率任军伍，无长策，而器械钝缺，士卒惰窳，城池不修，资粮无备，一旦有警，何以应敌？”实际上就是提醒朝堂警惕。
但北宋朝堂对此毫不警戒，觉得不足为惧。一些大臣一直将防御中心放在北边，而一些大臣则认为北宋内忧大于外患。韩琦曾上奏仁宗：“陛下威德远畅外夷，高视于汉唐之上，元昊小丑，熟能为国家之患哉！”于是元昊崛起之时，北宋西北边境可谓放任自流，毫不警戒。
二、西夏危机的应对
1038年，元昊觉得时机成熟，便称帝，建立大夏国。元昊称帝后，最初想通过外交手段获得宋王朝的承认。但北宋听说这一消息后，朝野上下十分震惊，断绝了与西夏的互市贸易。之后，怎么应对西夏，成为北宋的当务之急。
（清平乐 韩琦）
最早到西夏前线的，是夏竦。夏竦认为北宋多年没有大的战事，军队战斗力和战斗经验都比不上前朝，出兵讨伐西夏没有绝对的胜算。因此他主张坚壁清野、练兵实边、同时联合西番压制西夏。同时朝廷内部也有许多人纸上谈兵，主张迅速出兵，“元昊反书闻，朝廷即议出兵，群臣争言小丑可即诛灭”，很多文臣认为李元昊只是跳梁小丑，不堪一击。枢密使陈执中甚至主张派刺客刺杀元昊，天真的认为元昊一死，西夏之患便可除。
清平乐 夏竦
虽然北宋进行避战，但是元昊还是找到了进攻机会，于1040年向北宋延州进攻，但延州求援的信息却被宰辅扣留，没有上达。然后元昊以假投降迷惑延州主帅范雍，之后伺机出动，宋军大败。再之后，元昊又不断制造摩擦，引起很多小战斗。
三川口惨败之后，仁宗命朝臣上攻、守之策。韩琦指出，宋朝目前采取的坚壁清野的守策，有很大的弊端。宋军四处防守，兵力无法集中。如果集中兵力必能破敌。范仲淹却认为目前还应该防守，他说现在宋夏边防虽已经有守备，但内地却守备空虚，如果元昊打探清虚实，绕过边境城池直接进攻关内，将面临大危机，当务之急当时加强各地的守备力量。仁宗经过思虑，觉得防御为主的持久战，屯兵运粮造成的经济负担也很重，于是采纳韩琦建议对夏作战。
（清平乐 范仲淹）
于是北宋朝堂大变，为振西北军威，罢黜主和派宰相张士逊、枢密使陈执中，重新启用主战派吕夷简为相。以夏竦为山西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副使，但实际以韩琦为核心。韩琦招募兵马，力图与西夏进行一场大战。但韩琦及其任用的主将任福过于贪功冒进，在好水川遇伏，宋军大败。战后，宋廷又采用偏保守的战略。韩琦也转变策略，采用偏防守的稳重战略。之后，西夏在韩琦、范仲淹一线进展困难，于是转向泾原方向，于定川寨又取得一次大胜。
（清平乐 狄青）
北宋虽然三次大战均败，但也取得不少胜利。且北宋政策不断调整积极备战，如任用狄青等一批优秀的将领，训练出一只善战的军队。所谓“将之能者渐出,而兵之精者可用”，西北边防也得到了有力的加强，在防守中渐渐掌握战争主动权。西夏始终是个小政权，多年的战事也使其国内民不聊生，矛盾重重。而辽国也不希望西夏强大，对其进行警告。同时，韩琦、范仲淹等人也意识到，如果持续战争，只会两败俱伤，而加剧内患，并使辽坐大。在双方都厌战的情况下，宋、夏于庆历四年签定和议，西夏向宋称臣，而宋赐予其岁币，双方开始了二十多年的和平局面。
三、北宋军事不振之原因
宋朝立国后，因为汲取唐末五代武将专权、随时可能威胁君主权力的历史教训，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一直都在致力于军事制度的改革。首先，政、军分离，政事归于中书门下，而军事机务归枢密使，相互掣肘。且军事决策上，中书、枢密院分别提出决策建议，之后再由皇帝决策。同时，调兵权与统兵权相分离。枢密院虽掌管调兵权，统兵权却在三衙（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手中。宋人范祖禹评价道：“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 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同时，将帅身边要设监军，多有宦官担任，报告将官和军队的动态。
（清平乐 剧照）
在这种制度下，北宋的军务决策系统滞后，军队系统设置繁杂，将领受到掣肘过多，作战指挥僵化。同时北宋的军队主要驻扎在京城附近，称禁军，禁军经常轮换部队的长官，目的使将帅难以专其兵，造成“兵不认将，将不识兵”的局面。在宋太宗两次北伐辽国的战争失败后，治国路线转到将重心放在维护内部的稳定上面。军队的主要职能是为了镇压内部的动乱。选择将领标准也改变：“朕选擢将校，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武勇次之。”选择将领，首先要求的是将领行事本分，可以约束部属。真宗朝签订宋辽澶渊之盟后，宋王朝更是放弃了对军队的治理。上述的一些军事原则也基本成为常制。同时随着宋朝以文治国，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渐渐发展，到仁宗朝，枢密院长官由文武杂用到清一色的文臣，基本已经实现了以文臣节制武将。
文史君说：
北宋西部边境党项族作为唐代藩镇割据的残留，宋初势力就很大，宋廷在尝试战争手段后没有解决这一问题。随后党项的暂时屈服使宋廷放松警惕。仁宗时，党项首领李元昊建夏称帝，在北宋朝堂之上，进攻和防御也成为朝臣反复争论的话题。宋仁宗开始主和，在西夏咄咄逼人之势下转向对西夏作战。然而接二连三的失败，宋朝只能以防御为主。北宋对夏战争虽然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最终还是无法在对外战争中取得实质性胜利。这恐怕要归结于北宋自建立以来重文轻武导致的局面。
参考文献：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陈峰：《简论宋朝的治军特点与边防困境》，西北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逯海燕：《北宋仁宗时期对夏政策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作者：浩然文史·烂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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