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七年（1857）二月四日，时为兵部右侍郎、湘军首领的曾国藩父亲去世。十一日，消息传至江西瑞州湘军大营。十六日，曾国藩给朝廷发去了一封陈请开缺的奏折，后把军务交给他人，不待皇帝批复，便于二十一日回老家去了。
按照清朝的制度，朝廷官员父母去世，则应离职回籍，居丧三年，时称“丁忧”。但督、抚、司、道等重要官员，或者军务在身的官员，应在请示朝旨后再行定夺。如果钦命不准离职奔丧而令在职守制，则称为夺情。曾国藩自然属于须向朝廷请假获准后才能回原籍奔丧的高级官员，可是他竟置江西军务于不顾，不待准假，便遽行回乡。这当然是一种任性、冲动的负气之举。
曾国藩知道自己的做法会引起同僚、下属、朋友们的不同反应，便在给皇帝打报告的同时，知会在湖南筹措军饷的左宗棠。曾国藩说了三个理由。一是奔丧守制，以尽人子之道；二是“临戎以来，过多功寡，不可以古之饶干济者自比”；三是“大局较前为佳，己可不出”。左宗棠看过之后，不以为然，立即给曾国藩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大义凛然地对他进行了批评。
左宗棠先把大儒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关于“夺情”的论述端出来，用“金革之事无辟”驳回了曾国藩孝子奔丧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接下来，左宗棠的话就离谱了。
左宗棠说，说什么你“过多功寡”，不宜比照“饶干济者”实行夺情，其实，你还真就是个“过多功寡”的人。但是“过多功寡”没关系，只要你尽心竭力，朝廷与天下之人未尝不会谅解你。可是你竟然擅自委军奔丧，这样一来，你是否忠心国事都值得怀疑了。我不知道你是否会听我的劝告重新出山；我也不知道你重新出山，凭你的本事，对国家大局能否有所帮助……
这等于掴曾国藩耳刮子。曾国藩哪里受过这气，故而左宗棠的信发出后，曾国藩就没给他回信。
说实在的，虽然曾国藩的做法有问题，但他确实有难言之隐。由于皇帝没有给曾国藩督抚职务，他手中没有行政权力，致使孤悬江西终日与太平军苦战的湘军，被江西视为额外负担。还有朝中官员们的排挤和刁难，可谓步步荆棘，处处碰壁。正在这进退维谷之际，父亲不幸去世了。坏事变好事，这反倒给了曾国藩并以“丁忧”为借口离开军伍，要挟皇帝给予支持的一根救命稻草。但是，这时的曾国藩毕竟还是嫩了些。所以，此举并没有得到他期望的结果，反被皇帝顺水推舟，解除了兵权。这当然令曾国藩失望。而左宗棠的批评，不啻雪上加上霜，进一步把曾国藩伤到骨髓深处。
正因如此，曾国藩对左宗棠的这封信“见怪”、“不予回复”，也在情理之中。左宗棠没接到回信，扪心自思，也感觉自己话说得有些过分。在给王鑫的信中，左宗棠做了一点自我批评：
“涤帅（曾国藩字涤生，所以湘军将领都称呼他为涤帅）自前书抵牾后，即彼此不通音问。盖涤以吾言过亢故也。忠告而不善道，其咎不尽在涤矣。”
所谓“忠告而不善道”，就是能刚不能柔，只能晓之以理，不能动之以情。诚然，左宗棠确实是为了曾国藩好，但不讲方式方法也确实是起不到好作用。如果遇到气量狭窄之人，很可能会造成积怨，不仅不能有益于对方，甚至以两败俱伤收场。不过，左宗棠还是碰到“贵人”了。尽管曾国藩负一时之气，不能即刻原谅左宗棠的“不善道”，但是，经过在家一年多的守墓“读礼”后，曾国藩的境界、度量陡然提升。咸丰八年六月，曾国藩奉旨援浙经过长沙，与左宗棠在一周之内数次深谈，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一联，请精于篆书的左宗棠书写，遂“交欢如初，不念旧恶”。
忠告还要善道，应该是我们真诚相处、和谐相处的一条法宝。
（作者：宋宗祧）
（宋正怀荐自《郑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