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時代，宗廟為天子專有，士大夫不能建宗廟。漢朝以前，有官爵者才能建立家廟，作為祭祀祖先的場所，但那時叫宗廟或者祖廟。唐朝始創私廟，以祭祀先祖。宋代朱熹提倡建立家族祠堂改為家廟。
家廟即為祖先立的廟，屬於祭祀祖先和先賢的場所。古時有官爵者才能建家廟，作為祭祀祖先的場所。古代，對廟的規模有嚴格的等級限制。《禮記》中說：“天子七廟，卿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太廟”是帝王的祖廟，其他凡有官爵的人，也可按制建立“家廟”。漢代以後，廟逐漸與原始的神社(土地廟)混在一起，蛻變為陰曹地府控轄江山河瀆、地望城池之神社。“人死曰鬼”，廟作為祭鬼神的場所，還常用來敕封、追諡文人武士，如文廟——孔子廟，武廟——關羽廟。
《禮記.王制》載：古代天子建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至明代，始准許庶人立始遷祖廟，一般建於宗族聚居的近地，歲時由族長率領族人共同祭祀。也稱“祠室”、“祠堂”。
《宋史·禮志十二》：“ 慶曆元年，南郊赦書，應中外文武官並許依舊式立家廟。” 宋趙彥衛 《雲麓漫鈔》卷二：“ 文潞公作家廟，求得唐杜岐公舊址。”各族百姓為了祭祀先祖，常建有“家廟”。後來很多地方逐漸合二為一了，兼具雙重功能，但有的地方宗祠與家廟仍然是分開建造的，保持著原有的結構與功用。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二：“ 文潞公作家廟，求得唐杜岐公舊址。”《文獻通考.宗廟十四》：“仁年因郊祀，赦聽武官依舊式立家廟。”清 袁賦正《睢陽袁氏(袁可立)家譜·序言》：“謹按家廟之所奉祀與夫祖父之所面訓詮次為譜，紀其世系、字諱以炳來茲。”《清文獻通考.群廟五》：“順治十年，議定郡王以祀追封祖父於家廟，貝勒以下祀追封祖父於墳墓。”清 袁枚 《隨園隨筆·風水客》：“先生髮憤集房族百餘人，祭家廟畢，持香禱於天。” 孫中山 《民族主義》第六講：“前幾天我到鄉下進了一所祠堂，走到最後進的一間廳堂去休息，看見右邊有一個孝字，左邊一無所有，我想從前一定有個忠字，象這些景象，我看見了的不止一次，有許多祠堂或家廟，都是一樣的。”
例如：清代名臣阮元任浙江巡撫後，清嘉慶五年（1800年），阮元的父親湘圃聚族商議說，阮氏從淮安遷揚聚居公道橋，應該建祠堂以祭祀祖先，乃獨捐俸銀建宗祠於公道橋之南，併購田為祭產，還邀請名師在祠側設塾，教族中子弟讀書。嘉慶八年（1803年），阮元之父湘圃公按清朝品官皆有家廟的習慣，又建議在揚州舊城文選樓北的興仁街建阮氏家廟。於是這一年，阮元家在“甘泉縣轄小東門內興仁街”（現稱毓賢街）購買了常鍾英的住宅和廢花園，準備用該宅的西部廢花園作為家廟的基地。但是依照禮制，家廟應建在住宅的上首，即東邊。阮氏住宅在東，家廟反而在西，於禮不合；故又將常宅西邊其他人家的餘屋買下改建為阮氏西宅。這樣，家廟便夾在東西兩宅之間，於禮制相合。家廟建築，嚴格按《大清會典》規定建造。在家廟二道門東山牆與東宅現第二進西山牆之間，曾建一小樓，稱譜研齋，扁額行書“譜研”二字為清代著名書法家劉鏞所題，現仍保存。該樓原為阮元藏硯賞玩之所。南為一長巷，東為現東宅頭進的西山牆，西為家廟前院的東花牆，稱射序巷。巷之南端置活動箭靶，供子孫射箭習武之用。
祠是為紀念偉人名士而修建的供舍(相當於紀念堂)。這點與廟有些相似，因此也常常把同族子孫祭祀祖先的處所叫“祠堂”。祠堂最早出現於漢代，據《漢書·循吏傳》記載，“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及時(指誕辰和忌日)祭禮不絕。”東漢末，社會上興起建祠抬高家族門第之風，甚至活人也為自己修建“生祠”。由此，祀堂日漸增多。
宗祠即是祠堂，是供奉祖先和祭祀場所，是宗族的象徵。宗廟制度產生於周代。上古時代，士大夫不敢建宗廟，宗廟為天子專有。宋代朱熹提倡家族祠堂：每個家族建立一個奉祀高、曾、祖、禰四世神主的祠堂四龕。 祠堂是族權與神權交織中心。祠堂中的主祭---稱宗子，管理全族事務稱宗長，還有宗正、宗直等職。宗祠體現宗法制家國一體的特徵，是凝聚民族團結的場所，它往往是城鄉中規模最宏偉、裝飾最華麗的建築群體，不但巍峨壯觀，而且注入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與古塔、古橋、古廟宇相映，成為地方上的一大獨特的人文景觀。宗祠記錄著家族的輝煌與傳統，是家族的聖殿。
民間建造家族祠堂，可追溯到唐五代時期。莆田刺桐金紫方氏祠堂，便是建於唐末。涵江黃巷村黃氏宗祠，建於北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到南宋，莆田林氏“建先祠”，“置祭產”。（宋濂《宋文憲公全集》卷十二)建陽陳氏家族的祠堂，始築於元代。各地大規模營造祠堂，則在明清兩代。此時入閩各家族經過長期發展和繁衍，族眾日益增多，家族為團結族人大興土木，一時建祠盛行。
據清初《光澤縣誌》載，當地“從前各族宗祠無幾，近數十年，凡聚族而居者，城鄉多各建祠。春秋祭祀，序昭穆，崇功德，敬老尊賢，頗有追遠睦族遺意。”（清·乾隆《光澤縣誌》卷四《輿地志·風俗》）一般家族不僅有一族合祀的族祠、宗祠（或稱“總祠”），族內各房、各支房，往往還有各自的支祠、房祠，以奉祀各直系祖先。舊時漳州府詔安縣，“居則容膝可安，而必有祖祠、有宗祠、有支祠。”（陳盛韶《問俗錄》卷四《詔安縣》）這一時期的宗祠大都保留至今。據廈門大學陳支平教授等調查，連城新泉的張氏家族，除總祠外，另有支祠24座；惠安山腰莊氏家族，族眾數萬人，大小祠堂超過100座，其準確座數連族人也說不清。福州郊區尚乾的林氏家族，族眾近萬人，大小祠堂不下50座。為顯族威，大宗祠堂還蓋進省城。一些同姓氏的大家族，有的合建跨地域大宗祠。民國時期，永定“鄉村之中，不論大小姓，皆合建祖祠，複合散居各鄉及徙居各處之同宗在邑城建祠。”（民國《永定縣誌》卷十五《禮俗》）仙遊縣黃氏家族，派下子孫散居30餘村，各地黃姓集議，在縣城合建黃氏大宗祠。福建林氏是人數最多的家族之一，清初曾會同八閩林氏族人，於福州創林氏大宗祠。此外，在海外及臺灣的分支子孫，與鄉土宗祠也保持了密切聯繫。民國時，漳州許氏家族，居新加坡、馬來西亞者，曾聯袂返鄉倡建新加坡許氏大宗祠。
祠堂的建築大多講究“風水，通常是在祖先最先居住的地方，將舊房改建成祠堂；一些家族建宅時，往往先建祠堂。閩北一些單姓小村落，無力籌建大祠堂，便在村前選址設牌位，供祖先。祠堂一般多位於正寢（前堂）東側，講究的有三間二外門。正大門平常不開，只在春秋二祭或族人議大事時開啟。正廳外，有儲藏祭器、遺書的小房子，環繞成一個獨立的建築群。普通的祠堂只有一間正廳，正廳內設4個龕（也有8-10個龕者），龕中置一個櫃，內藏祖宗牌位（稱“神主牌”），4龕神位依次為高祖考、高祖妣和考、妣的官位、姓名字號。每龕前各設一矮長桌，用以擺放祭品。一些宗祠裡，凡本族新添男丁要貼張紅紙在柱上，上書×××長子（或次子等）、取名×××，以示到祖先面前報到。如今閩南一些祠堂大廳正中大木龕中列祖列宗的神主牌位，已被各主遺像所取代。本房死者若有子已婚（不屬夭折）者，其遺像可入祖廳正堂。惠安崇武一帶，幾乎所有宗祠廳堂的龍壁都貼有符篆、“金箔”及用錫箔色紙剪成的鏡、尺、剪刀、雙喜等圖，用以鎮宅。符篆多書“北方玄武大神鎮宅”、“西方白虎大神鎮宅”、“東方青龍大神鎮宅”、“南方朱雀大神鎮宅”等。平日祠堂空屋有借給家無住房的族人居住，有的族人的靈柩也寄放在祠中。族人去世，則送香灰入祠。外出族人來謁祖尋根時，必先到祠堂祭拜，而後包上祠堂的香灰及家鄉泥土帶走，以示不忘根本。
清劉大櫆《方氏支祠碑記》：“然吾以為後世之宗祠，猶有先王宗法之遺意，彼其所謂統宗之祠，族人莫不宗焉。《郭沫若《洪波曲》第十六章三：“他們也是什麼東西都丟光了，暫時住在 水東門 的孃家－－ 岑氏宗祠裡。”《紅樓夢》第五三回：“原來寧府西邊另一個院子，黑油柵欄內五間大門，上懸一塊匾，寫著是‘賈氏宗祠’四個大字......進入院中，白石甬路，兩邊皆是蒼松翠柏；月臺上設著青綠古銅鼎彝等器......裡邊香燭輝煌，錦帳繡幙，雖列著神主，卻看不真切。只見賈府諸人分昭穆排班立定：賈敬主祭；賈赦陪祭，賈珍獻爵；賈璉、賈琮獻帛，寶玉捧香，賈菖、賈菱殿拜毯，守焚池。青衣樂奏，三獻爵，拜興畢，焚帛奠酒。禮畢，樂止，退出。”
宗祠，除了作為祭祀場所之外，還是執行族規家法的地方。族人的冠禮、婚禮、喪禮基本上都在祠堂進行的。有的宗族規定族人之間或族人家庭之中發生爭執，都要到祠堂中裁決。所以，在封建時代，祠堂在一定意義上又成了衙門，具有一族“公堂”的性質。
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有祖先崇拜傳統的民族。在每個家族中，往往都有一個場所來供奉已去世的祖先的神主牌位。所以，舊時的每個家族都會有本家族的祠堂，並給它取一個名號，這個名號就叫“堂號”，目的是讓子孫們每提起自家堂號就知道本族的來源，紀念祖先功德。
俗話說，樹大分杈。隨著生命的傳遞、繁衍，家族也會不斷擴大，擴大的結果是一些家族從祖居地遷居他處，另開基業，形成新的分支和新的宗族，自然也有不少家族遠赴重洋，在海外定居，這些新形成的宗族和分支，往往又會建立新的祠堂，來供奉最親近的祖先。於是，由一個祠堂又衍生新的祠堂來。
宗祠，雖然是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產物，在當今則有其新的存在的意義和社會作用。隨著改革開放和全球華人尋根熱潮的興起，許多宗祠被新建和修復，族譜被續修，而海外華人則不斷翻新舊宗祠，聯絡故眾。可以說，今天的宗祠已經沒有了“宗族主義”的負面作用，只具有幫助人們尋根問祖、緬懷先祖、激勵後人、互相協作的積極意義，是對於加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中華民族的團結產生巨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