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多媒體發佈了一篇題為《我國科學家精準“刪除”動物特定記憶》的文章。
這篇文章的主要來源是《科技日報》。文章稱，北京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萬有與伊鳴團隊利用基因編輯技術，在實驗大鼠的腦中實現特定記憶的精準刪除。
研究員伊鳴介紹，在研究中，實驗員先在兩個不同的實驗箱裡誘發大鼠對箱子的恐懼記憶，然後使用相關技術，對特定印記細胞群的基因編輯精確刪掉大鼠對其中一個箱子的記憶，而對另外一個箱子的記憶完好保留。
報道中，伊鳴說，此研究有望為慢性痛、成癮、創傷後應激綜合徵等以“病理性記憶”為特徵的疾病治療提供新思路。該研究結果還發表於《科學》子刊《科學進展》中。
科技日報社是一家關注科技領域的傳統紙質媒體，有足夠的權威性和可靠性，不會造假。
所以，乍一看上去，這個報道似乎透露出重大而利好的科研突破：我國科學家研發出精確“刪除”動物記憶的方法，這種方法有望推廣到臨床，用以精準“刪除”一些患者的病理性記憶，令吸毒成癮患者忘記吸毒的快感，令創傷後應激障礙患者忘卻痛苦記憶，然後心身疾病得以痊癒。
不少自媒體和權威媒體紛紛轉發，標題中的“精準”、“刪除記憶”等字眼特別抓人眼球，引人遐想。
然而，這個報道說的是真的嗎？可能要令大家失望了。
在知乎上，已有不少科班出身的專業人員對此報道進行抨擊，認為這篇文章缺乏嚴謹性，誇大其詞，存在嚴重的誤導性，對該科研結果的理解只停留在表面。
首先，這個研究對應的論文原標題是“Development of a CRISPR-SaCas9 system for projection- and function-specific gene editing in the rat brain”，翻譯成中文是“CRISPR-SaCas9 系統編輯在大鼠大腦中的投射和功能特異性基因的優化”，並沒有媒體所寫的、所謂的“精準刪除記憶”。
那這個研究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知乎上有生物學博士給出科普，這個研究指的是實驗者優化了一種編輯基因的工具，通過實驗，發現這個工具能精確地對大鼠腦部某些負責記憶的細胞進行基因改造，導致特定基因不能再行使記憶功能。
這個生物學博士還舉了個形象的比喻：
不能說是“科學家實現精準刪除動物特定記憶”，而應該是“科學家實現精準刪除動物腦部特定部位細胞的基因實現記憶的刪除”。
這完全是兩碼事，前者相當於我學會了如何在電腦中精確刪除某個特定硬盤裡的word文件，後者相當於我學會了如何使用錘子精確摧毀電腦主機中的某個硬盤而達到銷燬某個word文件的目的。
精準地刪除一個word文件，消失的只是這個word文件。可如果摧毀了存放這個word文件的硬盤，那麼消失的還有很多其它的重要東西。對於實驗中的大鼠來說，被刪除的不僅僅是恐懼記憶，而是關於這個箱子的所有記憶都會消失。
這種方法能應用於人類嗎？我認為萬萬不可。即使刪除的不是全部箱子的記憶，而真的僅刪除了對箱子的恐懼記憶，也萬萬不可。這不但對臨床實踐缺乏借鑑意義，而且有違倫理，甚至可以說是不人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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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研究的相關人員伊鳴說得有一定道理，臨床中的成癮疾病、創傷後應激綜合徵等精神心理障礙確實主要源於“病理性記憶”。比如，成癮物質引發的強烈心理渴求、創傷事件導致的恐懼、憤怒、悲傷等強烈的負性情緒和扭曲認知等等。
但刪除這些病理性記憶就能讓人恢復心身健康嗎？
就拿恐懼記憶來說。恐懼確實是一種負性情緒，它令人不安、不適，但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必備因素，對人類繁衍和發展有積極意義。
比如，對猛獸的恐懼是人類的本能反應。3歲或更小的孩子往往不知道猛獸可對人造成的傷害，但他們遭遇猛獸時也會害怕、哭泣、想逃走。這是因為我們人類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我們的祖先在大自然中與猛獸相處時，曾長期遭到猛獸的襲擊，已對猛獸產生恐懼記憶。
這樣的記憶儲存在祖先的基因中，通過遺傳給了下一代。有了這些祖先的饋贈，我們遇到猛獸時，大腦中掌管情緒、條件反射等感性功能的“系統1”（相當於大腦運作的短路徑）才會無意識且快速地作出反應，機體馬上切換至逃跑和戰鬥狀態。這是我們賴以生存的能力。
所以，如果關於猛獸的恐懼記憶都被刪除了，我們可能絲毫不會緊張，更加不懂得逃跑。
遭遇過大地震的人，會對地震形成恐懼記憶，儲存在大腦的某個基因中。之後再遇到地震時，他的恐懼記憶被調動，會本能地做出自救。可如果恐懼記憶被完全“消除”了，他的記憶中已沒有了類似的場景、經驗和感受，很可能會重蹈覆轍、再次遇挫。
所以，這種記憶刪除可能會暫時讓人不痛苦了，卻大大降低人類的生存和適應能力。這是一種捨本逐末的方法。
再者，人類個體的完整性和同一性的重要體現就是其有可延續性的、真實的記憶。如果個體的恐懼記憶被徹底消除了，其“部分失憶”了，那這個人還是不是原來的那個人？這不僅違背了人性，還違背了正常的人格和心理成長規律。
所以，對於個體的病理性記憶，我們在臨床心理干預中實施的是“修復”（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記憶修復技術，TPMIH），而不是“消除”，更不是“刪除”，而是處理病理性記憶中所包含的錯誤認知、情景、軀體感受和相關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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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性記憶經過修復後，患者對於相關事件仍有真實的記憶（部分患者可有記憶模糊的感覺，但仔細想仍能回想起來），但感受會大有不同。
比如同樣經歷了校園欺凌，患者以往的情緒是憤怒、悲傷的，內心感受往往是“他們沒一個好人”、“我怎麼這麼沒用”等等。而修復了病理性記憶後，患者仍記得這段這段經歷，但情緒恢復平和，內心感受是“這段經歷暴露了我的弱點”、“我學會了保護自己”等等。
換言之，患者從中進行了自我反省和提升。再結合“逆商”培養等心理干預，若患者再次遇到類似的應激事件時，他有了之前的經驗教訓，便能採取更積極的思維和方式去應對。就像我常說的，經過心理干預後，他的患病經歷可以轉化為寶貴的人生財富。
而且，這種良好的品質，如高逆商、積極、豁達的心態等，可以通過表觀遺傳學、家庭教育理念等機制造福下一代。
曾有患者形容我們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記憶修復技術（TPMIH）為“記憶編輯”，這聽起來與“基因編輯”類似，但其實存在本質上的區別。
目前，人類對腦科學、神經系統和科學心理學的研究已經越來越深入。但很多科學家追求科研成果的同時卻犯了機械唯物主義的錯誤。
他們過度寄望於發現人類的某個行為、心理特徵與大腦特定部位尤其是基因的聯繫，並直接給予干預，而忽視了人類在記憶和心理發展上的複雜性和功能，更加沒有看到這背後的倫理性和哲學性。
科學與哲學是息息相關的，很多學科研究到一定境界時，其科學性和哲學性已經糾纏不清。只有對人性、倫理的本質保持清醒的認識，才能避免科學的高度發展帶來的滅頂之災，才能做出真正對人類有意義的科研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