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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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近代西畫東漸演變的意義而言，土山灣畫館現象，不僅表明近代中國本土的傳教士文化以及西畫傳播，在晚清社會有了不同於以往的發展；同時也反映了中國本土開埠城市所出現的“洋畫”事業，形成了多元和豐富的格局。20世紀上半葉，土山灣畫館的事業有了新的發展和延續，同時也引起了美術界人士的關注。1936年，潘天壽在《域外繪畫流入中土考略》中記：“上海徐家彙土山灣教會內，亦有若干人練習油畫，且自制油畫顏料。唯所畫，皆為宗教性質的題材，指導者為法國教士，學習者則為中土信徒。”1948年，梁錫鴻在《中國的洋畫運動》中亦記：“上海西洋畫輸入的機會較多，在徐家彙有一所天主教所立的學校，內設圖畫一科，專授西洋畫法，不過所有作品，均帶有極濃厚的宗教氣氛。”丁悚在《上海早期的西洋畫美術教育》中又記：“上海西洋畫美術教育，最早是徐家彙土山灣天主堂所辦的圖畫館。該館創立於清同治年間，教授科目分水彩、鉛筆、擦筆、木炭、油畫等，以臨摹寫影、人物、花鳥居多，主要都是以有關天主教的宗教畫為題材，用以傳播教義。”
在諸多關於土山灣畫館的論說中，徐悲鴻的評價則更多受到後人的引用，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徐氏對土山灣畫館提出了一個關於“中國西洋畫之搖籃”的重要評語。1942年，徐悲鴻在《中國新藝術運動的回顧與前瞻》一文中這樣寫道：
“
天主教入中國，上海徐家彙亦其根據地之一，中西文化之溝通，該處曾有極珍貴之貢獻。土山灣亦有可畫之所，蓋中國西洋畫之搖籃也。其中陶冶出之人物：如周湘，乃在中國最早設立美術學校之人；張聿光、徐詠青諸先生俱有名於社會。
”
土山灣畫館作為“中國西洋畫之搖籃”之說，出處正在於此。而“周湘、張聿光、徐詠青”等，為土山灣畫館“陶冶出之人物”的代表。他們“有名於社會”，由此產生土山灣畫館的西畫效應。
周湘（1871-1933）
周湘在中國近代美術史研究中，漸已確立自己應有的地位和作用。他在晚清美術界之所以成為一個重要“人物”，無疑在其所進行的中國現代美術教育的早期嘗試和實踐。正如其《自題六十歲小傳》所記：“庚戌辛亥之間，滬上新學大興，予以在西歐所得西洋畫法設專門學校十餘載。”實際上，周湘所謂“專門學校”，是繼土山灣畫館西畫傳習之後，中國近代又一次早期美術教育的嘗試。根據有關專家的研究和整理，這類“專門學校”大致有四種類別：
1
上海油畫院
1910年初夏，周湘“首先在上海法新租界南陽橋(亦可說褚家橋)以西茄勒路(今吉安路)順元里弄口，掛出上海油畫院的牌子”。“當時因西畫新奇，易於招致有志從事於西洋藝術的學生，所以他就用油畫院的名，設立了這個學院。”同年8月25日，該院刊登第一則招生廣告，稱9月1日開學，因生源不足，報名者甚少，未能如期開學。後於同年9月7日、8日，再次刊登廣告：“本院專授各種新法圖畫，半年畢業，納費24元，現定於9月8日開課，已報名諸君及有畫學者，請來學。”“這屆學生，實為預科，無須入學考試，開學後，僅授以簡易入門各種畫法，即教授繪製毛筆畫、鉛筆畫、水彩畫、油畫等新法。儘管這期學生仍是啟蒙性質的，這卻是中國人自己創辦專科油畫教育的開端。”1910年12月，周湘撰《上海油畫院章程》記：該院“專授新法圖畫，並研究關於圖畫必須之學識技能，以養成專門人才，使將來從事教育、工藝均得良好之效果為宗旨”。“本院於辛亥上學期，始添設本科一班，俾曾畢業於本院預科者，及有志圖畫專門學者，均得求其深造。”
2
圖畫速成科
1910年7月2日，周氏在該院首創“圖畫速成科”，其招生廣告為：“本院乘暑假餘暇，特設圖畫速成科，授以各種最新西法繪像術，凡來學者，無論有無程度，均使學成而去，六月初一日(7月7日)開課，七月二十日(8月24日)給憑，欲閱詳細章程，向法租界南陽橋西首上海畫院取閱可也。”
3
中西圖畫函授學堂
1910年8月5日，他又在該院處創辦“中西圖畫函授學堂”。其招生廣告寫道：“本學堂為便利學者起見，聘請專家以通訊教授法，教授中西圖畫，俾學者足不出戶，而習成專門之學，程度不限，男女均可報名，學費極省。”關於該校的函授內容，據楊清磐記：“有周湘署名水彩風景函授稿數幀，旁附敷色、作法說明甚詳，當時視為奇蹟，遂時向沈友借臨，附呈周先生批改。”
4
背景畫傳習所
1911年7月19日，刊登該所第一則廣告：“本所專授法國新式劇場背景畫法，及活動佈景構造法，凡年力強壯，略解繪畫者，均可來學，現定六月二十四日(7月19日)開學，三個月畢業。”(地址在上海褚家橋寶安裡第二弄堂口。)關於周湘“背景畫傳習所”辦學的史料，陳抱一曾經回憶道：“一九一一年的夏天，周湘開辦了一次三個月為期的‘佈景畫傳習所’，那個地方是在法租界八仙橋南首，一所傍街的二層樓房子，當時我也進過他那裡學習……由此機緣，才知道周氏所做的與所教的是什麼種類的洋畫。那一次入學者大約有二十餘人。當時周氏的教法，目的也在於結構佈景畫的形式；但看他的水彩畫，似乎仍不外呈中國畫方式所導來的那種趣味。那時我也並不感到周氏的洋畫法與教授法能引起我的興趣和熱情；因為我對於洋畫之初步研習，已從較早的年期開始，並且也極想尋出一條更有效的新途徑的了。”
上述四種“專門學校”，作為中國近代美術教育的早期機構，經過後人多方面的整理和研究，逐漸顯現其原有的歷史輪廓。儘管其中若干史料尚存在著進一步考實的必要，但周湘作為早期美術教育的先行者，其地位和影響自然確立無疑。其創辦的“專門學校”與中國近現代美術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發生著不可忽視的聯繫。1910年，周湘“首創中西圖畫函授學堂和佈景傳習所於上海舊八區褚家橋，凡聰俊而有志於中西畫學者，鹹樂於進該校。開學儀式上社會名流康有為、梁啟超、吳稚暉等皆出席祝賀。……學校除主課繪畫外，兼授書法、雕刻、木刻、油畫、炭墨等課程，教學法亦頗新穎。時王師子、楊清磐、丁慕琴、張眉孫等均為其最早的學生，烏始光、丁悚、劉海粟、陳抱一、張秉光、汪亞塵、丁健行等皆佈景畫傳習所學生。再後又在董家渡天主堂右側創辦上海油畫院”。
土山灣所“陶冶出之人物”，限於有關資料的侷限，目前仍然處於繼續發現和研究之中。其中，除了周湘及其早期美術教育實踐證實了土山灣畫館的“搖籃”效應外，其他土山灣畫館“培養出來的一批研究西洋繪畫的人才後來又組織了‘加西法畫室’，他們教授西洋美術理論和技法。這些人中推廣西畫最力者有著名畫家徐詠清、周湘、張聿光、丁悚”等人。“加西法畫室”作為流入社會的民間畫工組織，其中主要人員為土山灣畫館出身。他們一方面運用學得的西畫技藝依附於商業，進行水彩畫、佈景畫及廣告畫等繪製活動；另一方面也兼職從事早期的西畫教育。徐詠清、張聿光即是其中代表人物。
徐詠清（1880-1953）
徐詠清早年在土山灣畫館學藝，師從劉德齋，後任職於商務印書館美術部，當時許多書籍、刊物的封面和插圖，都出自徐氏之手，其作品多涉及風景、人物、肖像等方面，尤以月份牌年畫、鋼筆畫著稱。後隨著石印畫報的廣泛發行，其西畫技巧又得到充分發揮。徐詠清的作品“筆趣頗清麗，作為那個時期的洋畫作風，頗足以引起人們的新趣味”。1942年，陳抱一曾經撰寫《洋畫運動過程記略》回憶徐詠清，他寫道：“徐詠清氏，也是當時著名的洋畫傾向作家之一。……徐氏是徐家彙土山灣美術工藝所(天主教會附設的學藝機關)出身的(傳聞徐氏曾從劉修士習畫。劉修士初為中國畫家，後始研習西畫法者，當時已經年約六十光景雲)。”後於1962年，張充仁也曾經寫道：“徐詠清早年在土山灣教會里學藝，儘量從十九世紀末外國最好的畫家的成就中汲取營養，又常和任伯年、吳昌碩等交往，對中國畫體會得深，對外國水彩理解得透，加上對中外理論的鑽研，不怪在水彩畫上有很高的藝術水平。”
張聿光（1885-1968）
張聿光的土山灣畫館習畫背景，除了徐悲鴻《中國新藝術運動的回顧與前瞻》一文有所提及之外，目前尚未發現新的引證資料。但是，張氏無疑也是一位以其獨特的洋畫實踐而“有名於社會”的重要畫家。張聿光1904年在上海華美藥房畫照相佈景，當時他“看到不少西洋的佈景畫，為照相所用。他開創適合中國國情的佈景，取代了進口布景”。翌年張聿光轉往寧波益智堂任國畫教師。大約在1907年返回上海，在中國青年會堂任圖畫教師。1908年在南市九畝地上海新舞臺任舞臺佈景繪畫師。1909年開始從事報刊插圖工作。1912年參與“上海圖畫美術院”的創立工作。後離開學校，又回到新舞臺繼續其佈景繪畫工作。張聿光在新舞臺擔任佈景主任歷時二十年，“新舞臺由夏月珊、夏月潤、潘月樵等人創辦，除演傳統京劇外，又創演連本現代京劇，開始聘日本畫師畫布景，所畫布景並不符合我國情況，看上去總不夠真實。他曾看到圓明園路上的蘭心戲院演出莎士比亞戲劇，其舞臺佈景非常精美，十分吸引觀眾。他決心為新舞臺設計佈景，應用透視與色調原理繪畫，結果既逼真又優美，使觀眾得到美的享受，受到稱讚，從此他一直投身佈景繪製，直到新舞臺業務結束。新舞臺演的連本現代京劇，也是創新格，不但有新的劇目，又有新的表演方式，它有說又有唱，通俗易懂，起了推廣京劇的作用，如‘明末遺恨’‘徽欽二帝’‘閻瑞生’等劇十分賣座，而佈景的改革更增強了對觀眾的吸引力，大受人們歡迎”。
▼李超：中國近現代美術文獻十講
ISBN：978-309-14505-2
出版年月：2019年12月
定價：75元
土山灣畫館“陶冶出之人物”，之所以在此列舉周湘、張聿光、徐詠清等畫家，是因為他們的早期美術教育和商業美術活動，都與洋畫運動的初始有著密切的關聯。另外，丁悚、杭穉英、張充仁等中國現代美術史上的重要人物，都曾經在土山灣美術工場學藝，雖然他們在其間學藝的部門不盡相同，但其西畫啟蒙和訓練，都與土山灣畫館的影響有關。這無疑再次顯現出土山灣畫館作為“西洋畫之搖籃”的歷史作用。
在大批所謂“土山灣堂囝”中，其實不乏土山灣畫館“陶冶出之人物”。只是關於他們的資料，我們現在所知甚少，這些“育嬰堂所收異教之孩童，幼者為六、七歲，大者亦不過九、十歲，初授以四年之教育，如國文、習字、算術、天主教義等科，平均至十三歲，始就各童之天資性質，而授以某種工藝，至十九歲而卒業”。在土山灣畫館半個多世紀的歷程中，有多少“卒業”的學子，流入社會，他們以後的命運任何，我們不得而知。在1940年出版的《上海土山灣孤兒工藝院同學錄》中，曾經將“圖畫間”(peinture)的“孤兒學徒”(orphelins apprentis)以表1的形式，作過如下的記錄：
除了這張表格所提供的信息之外，目前再也沒有這五位孤兒學徒進一步詳細的資料說明他們的情況了。也許，在土山灣美術工場，每年都有這樣的孤兒學徒進進出出，很少有人知道他們的下落。從籍貫上看，他們都來自江南地區，進入孤兒院的背景不詳；從年齡來看，他們都是14至16歲的學徒，已經到了學業期滿的年齡；從年份上看，他們大約是在1938至1939年畢業，即將踏上社會，除了一部分可能留在本院外，大多數都將告別土山灣，憑著他們在土山灣美術工場學得的手藝，走向華洋雜居、趨時務新的近代商業社會，留給後人諸多歷史的空白和疑惑。
隨著歷史的推移，土山灣畫館連同土山灣之名字一樣，曾經漸漸地消失在人們的記憶裡，沉沒在歷史的塵埃中，“以上海而論，有一美術工藝之工場焉，而國人竟茫然無所知，豈不甚怪”。“在中國美術史學界，對上海土山灣畫館的研究，卻仍然是一個空白。已出版的涉及晚清繪畫史的著作中，尚未見有對土山灣畫館的記述。少數近年出版的有關西洋畫在近代中國發展的著述中，一般都提及廣東沿海地區外銷畫和土山灣畫館，反映了學者們開始注意這些以前被忽略了的歷史。”“也許有些學者知道土山灣的孤兒工藝院，但沒有人把它認作是此一研究的珍貴對象。”
土山灣畫館
然而，土山灣畫館作為“中國西洋畫之搖籃”，是不應該消失和沉沒的。作為近代西畫東漸的一個重要現象，土山灣畫館構成了繼北方清宮油畫、南方外銷油畫之後的又一處西畫東漸重要的樣板和典型。而更為重要的是，土山灣所產生的“搖籃”效應，直接影響著20世紀初洋畫運動的發端和推進。這種影響的關鍵之處，正在於土山灣畫館作為中國近代美術教育的早期探索實踐，其西畫傳習的經驗和模式，成為中國現代美術早期實踐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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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編輯 | 陳沛雪
本書編輯 | 鄭越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