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到底是什麼梗？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想必這首《岳陽樓記》大家都學過吧，現在有些朋友很能背誦其中的章節呢。但是我們中，很少有人去搞清楚，慶曆四年春發生過什麼。也沒有多少人會在意，在寫完《岳陽樓記》之後不到六年時間，一心想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就病死徐州。而《岳陽樓記》開頭所說的“慶曆四年春”，正是范仲淹人生的轉折點，之後他就到了地方任職，輾轉各州，再也沒有回到東京汴梁。那麼在慶曆四年春到底發生了什麼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說的，宋朝歷史上第一次改革“慶曆新政”，其主要的倡導人就是范仲淹、富弼，從慶曆三年九月開始，新政陸續開始實行，慶曆四年春，由於范仲淹等人倡導的新政觸及了很多舊勢力的利益，對於范仲淹及新政支持者就開始陸續受到舊勢力的攻訐。六月，為避矛盾，范仲淹請求離開汴梁，巡守陝西、河東，次年仁宗罷免范仲淹參知政事之職，改知邠州，新政逐漸廢止。宋朝第一次改革就這樣草草收場，一切與新政有關的人士都被罷官貶官。這就是慶曆四年春這個梗的來歷。
章獻明肅皇后劉娥
慶曆新政的背景
要理解“慶曆新政”就要搞清當時的社會問題之所在，宋仁宗實行新政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四點：
1、劉太后垂簾的後遺症，大臣分裂成兩派，仁宗的權力被削弱
仁宗12歲就登基，一直由太后劉娥代為處理國政，他只是一個傀儡而已。太后劉娥是一個不出宮苑的婦道人家，她如何能如此強有力地控制朝政呢？除了她是真宗皇后這一點政治遺產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她對於人事的有利控制，通過任用對自己效忠的人，將重要的崗位牢牢控制在自己手裡，從而實行強硬的統治。劉娥先後任用丁謂、曹利用、馮拯、王欽若、張知白、陳堯諮、張士遜等親信，掌握樞機部門。
垂簾聽政十餘年，劉太后“手握天下柄，恩威刑賞自己出，宰相百官重足屏息不敢動，充員備位而已”。劉娥在政治上保守因循，同時又獨斷專行，將敢於明目張膽反對自己的官員都貶到偏遠地區去，因此朝廷上下形成了“ 以姑息為安， 以避謗為智” 的為官風氣。
另外一方面，朝中還有一股士大伕力量，在與劉太后制衡，他們竭力維護祖宗舊制，不希望劉娥形成脫離宋朝皇權的力量。雙方的力量對比是劉娥一派略佔上風，但士大夫的力量也不弱，可以起到牽制劉娥的作用。
富弼像
在劉娥控制朝政的十餘年內，整個朝廷的就分裂成了兩個派系，一個就是以太后劉娥為中心的保守官僚派，一派就是寄希望於仁宗，希望他能勵精圖治，振興國家的士大夫派。
在劉娥死後，仁宗開始掌權，但是仁宗是由兩位後宮撫養成人的，一位是劉太后，另外一位就是楊淑妃，仁宗對這二位同樣的言聽計從，所以一直到景祐三年，楊太后也去世，仁宗才敢有自己的主見。
仁宗和劉太后之間是有矛盾的，不過他在劉太后、楊太后活著的時候是不敢表現出來的。等到兩位太后一死，他就放開膽子了，要把劉太后的親信都清除掉，在一日之間，就罷免了宰相呂夷簡、參知政事陳堯佐、晏殊、樞密使張耆、樞密副使夏竦、範雍、趙稹等七人。把以前劉太后的人都請回來，劉渙、范仲淹、宋綬、劉隨等因此被召回並且升官。
呂夷簡
但是仁宗終究是幼稚了一些，做事急了一些，他做了這麼多人事變動，卻沒有想好，人回來了之後會發生什麼，對於未來的施政方向也沒有任何計劃。當他發現問題之後，又退讓了，重新啟用以前的保守派，恢復任用呂夷簡為宰相，繼續維持劉太后的在時的政策。這樣朝堂上就形成了兩個派別並存的情況，保守派現在是不能完全相信仁宗的，他們是極力維持劉太后在時，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士大夫派對於仁宗的搖擺不定也有所不滿，《續資治通鑑長編》中記載了宰相富弼給仁宗的一次上疏：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十三》：昔莊獻臨朝，陛下受制，事體太弱，而莊獻不敢行武后故事者，葢賴一二忠臣救護之，使莊獻不得縱其欲，陛下可以保其位，實忠臣之力也。今陛下始獲贊 安，遂忘舊日忠臣，羅織其罪而譴逐之。陛下以萬乘之尊，謂廢一婦人甚為小事，然所損之體則極大也。
富弼的上疏中明顯地表現出劉娥和“忠臣”們的鬥爭，並且在劉娥去世之後，這些所謂的“舊日忠臣”也跟仁宗不是一條心。這樣看來仁宗在劉娥去世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沒有建立起自己的團隊，對於朝政的處理，完全是在按照舊制走程序。皇帝態度曖昧，猶豫不決，有沒有形成緊密團結在自己周圍的核心力量，朝廷的指令到了地方上就不會得到很好的執行，一時間，皇權就渙散了起來。
宋太祖是宋朝先天病的始作俑者
2、“陳橋兵變”的後遺症最終演化成“積貧積弱”的頑疾
老趙家的江山是搶了柴家孤兒寡母的，出於對重蹈覆轍的恐懼，宋朝對於地方割據的畏懼猶如畏虎。為了防止後世有人對宋朝實行“陳橋兵變”，宋太祖時期就制定了一系列制度，並且上升到祖訓的高度，不容改變。
措施之一就是一職多官，相互牽制，通過科舉制、恩蔭制接納了大量的官員。搞得宋朝的官僚制度比其他任何朝代都龐大，極大地損耗了朝廷運行的效率。同時為了籠絡官員，令他們不要有造反的野心，對官員實行高薪，原本人數就多，還要提高工資，這就給財政帶來了巨大的負擔。這些錢糧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都是從老百姓那裡收取的賦稅，經濟情況好的時候，可能還可以支持，萬一出現荒年，就難以為繼了。這就是困擾宋朝已久的“冗員”問題。
政治上，於內庭設“中書門下”（政事堂），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掌管民政權，為限制宰相權力，增設副宰相“參知政事”；
軍事上，廢除統領禁軍大權的殿前都點檢，增設殿前司、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由“三帥”分別統領禁軍，為限制三帥的權力過大，又在中央設樞密院，掌控調兵權。
財政上，設置三司：鹽鐵、 度支、戶部，三司使由皇帝親信擔任，掌控財政大權。
在守衛邊疆問題上，宋朝的思想非常奇葩。太祖遺訓曰:“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為之防;惟奸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 也就是說防家賊比防外敵要重要的多，宋朝在預防家賊問題上可以說是不遺餘力。
為了避免地方上擁兵自重，宋朝實行“守內虛外”策略，並廢除“府兵制”改為招募兵丁。到了仁宗時，招募的兵丁達到140萬人，養兵費用佔到全部賦稅的十之七八，這就是“冗兵”問題。
這麼多兵丁是不是宋朝的武力值就大大提高了呢？不是的，為了削弱地方上的軍事實力，防止武將專權，在軍隊中實行“更戍法”，使“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元戎不知將校之能否，將校不識三軍之勇怯，各不相管轄”，這樣朝廷是安全了，可是這樣的軍隊還會有什麼戰鬥力呢？另外，選拔高大健壯的去汴梁當禁兵，矮小孱弱的在地方當廂兵，如此禁軍的力量強大，地方武裝弱小，萬一有地方勢力想謀反，也會被禁軍撲滅。但是如此一來，地方的戰鬥力就被大大削弱。用這種軍隊怎麼去對抗西夏和遼國？打輸了就得給人賠償，花錢買平安。軍隊本身的費用、官員的高薪，再加上宋真宗建設玉清昭應宮嚴重消耗了宋朝的財力，這就是
“冗費”問題。三者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最終形成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
趙普制定了很多政策也有後遺症
3、土地兼併不受抑制，最終激化矛盾，農民起義頻頻
宋初大部分國土的統一，為經濟發展創造了很好的外部條件，經過幾十年發展，真宗初年出現了“鹹平之治”。但是經濟發展的同時，社會危機也在發展，這個危機的根子還是在陳橋兵變。因為宋太祖是
“以下奪上”得的江山，登基之後，生怕手下有樣學樣，用“杯酒釋兵權”的辦法繳了一起打江山的哥們兒的槍，許以重賜厚祿叫他們回家養老。這個“杯酒釋兵權”比以往得江山就要殺功臣的做法要文明的多，因此被世人稱道，但這樣做也有一個問題。這些功臣跟著趙匡胤打江山，無非就是為了個富貴，如今奪了權，貴不讓他們貴了，富還不讓人家富？高工資再高能高到哪去？他們還能看得上那點子工資？打發不了他們滿意，他們照樣是要找事兒的，那咋辦？那麼就只能放開他們去禍禍老百姓，只要你不造反，老百姓禍禍一下子，他們是沒有牙啃的，於是宋初就沒有制度抑制土地管理制度，這就等於縱容功臣、大將們兼併土地。宋初土地買賣與典賣相當普遍，土地集中的趨勢加速，農民失去土地的數字急速增加，“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有力者無田可種，有田者無力可耕”。這個矛盾一開始就有，但是淹沒在統一、穩定帶來的紅利中，一旦這種紅利消耗殆盡，土地兼併所帶來的不良後果就會以人們所意想不到的速度爆發出來。宋朝的戶籍分為兩類：主戶和客戶。主戶是指城市有房產或鄉村有田產、應該納稅服役的人戶。又分為坊廓主戶和鄉村主戶，前者是非農業人口，後者是農業人口，再根據田產多少劃分為五等，五等之末就是擁有一點土地的自耕農。無田產之民則劃為客戶，主要就是租種土地的佃戶。
宋朝的稅收制度對於主戶和客戶是不同的，主戶中的第五等自耕農僅僅承擔賦稅錢糧即可，加上雜七雜八的賦稅大約佔收入的30%，負擔重的時候到50%（包括田稅、支移和折變、丁口之賦、雜變之賦、和糶和買、伕役等）；一旦淪為佃戶了，還要上交地租，自己留下的生活費之後30%-40%，僅夠維持基本生存，一旦發生水旱災禍，就要拖欠賦稅地租，為了還債，還要接受高利貸的盤剝，就沒有辦法生存。開國之初，土地重新分配，自耕農數量還比較多，老百姓有的吃穿，還算安居樂業。放開了土地兼併，越來越多的自耕農失去土地淪為客戶，矛盾就開始激化了。老百姓不能眼睜睜地餓死啊，再加上朝廷怕地方上造反，削弱各地的廂軍力量，對於地方上鎮壓的力量也相應地減弱了，老百姓也不甚懼怕官府，在太宗時就開始出現規模較大的農民起義了。例如：太宗淳化四年的王小波、李順起義，甚至都建立了“大蜀”政權；鹹平三年的王均起義。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地人民的抗爭不斷，且“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強如一火”，宋朝的皇帝就無法漠視這種情況的存在了。
西夏人
4、“先南後北”政策的後遺症，姑息遼夏做大，處處被動
宋太祖立國之初，還未統一全國時，就定下一個策略“先南後北”，就是先收拾南方的國家，慣著北方的政權，等統一了南方，回頭再收拾北方遊牧民族。在宋朝連年征戰的時候，北方的遼和夏就一直在平穩發展，等到原來的分裂勢力滅的差不多了，太宗皇帝去打遼國的時候，就幹不動人家了，打了兩次都以失敗告終，連遼東、幽雲十六州都沒有收回來，宋朝也幹不動了，就維持著相持的狀態。
遼在真宗景德元年時發兵攻打宋朝，真宗沒有經歷過戰爭，也沒有太祖的能力和氣魄，不能死戰到底，奪回幽雲。最終跟遼簽訂了澶淵之盟，約為兄弟之國，宋遼以白溝河為邊界，宋每年進歲幣10萬兩、絹20萬匹，維持著平衡關係。但這種平衡關係一定是建立在力量平衡之上的，不是建立在信用之上的，真到了不平衡的時候，誰會放著大肥肉不去啃上一口呢？宋遼之約本身就是個隱患！
党項人在太祖的時候是甘做小弟的，接受宋朝封的夏州節度使之職。後來由於他們內部出現矛盾，夏州節度使李繼捧向宋朝獻出四州八縣，其族弟李繼遷不想歸順宋朝，就獨立出去建立西夏，並且攻佔宋朝的土地，與宋朝鬧翻，又結盟於大遼，尋求庇護。李繼遷長子李德明繼位後，南擊吐蕃，西攻回鶻，奪取西涼府、甘州、瓜州、沙州等地，勢力範圍迅速擴大。有了兩輩人的積累，党項人的腰桿子硬了，李德明之子李元昊時，就公開與宋朝對著幹，建國稱帝，與宋朝斷交，給宋朝送“嫚書”，公開指責宋朝背信棄義，挖苦宋軍腐敗無能。夏宋之間的戰爭終於不可避免。
從康定元年到慶曆二年，宋夏之間先後經歷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開三次大戰，皆以宋軍失敗告終。原本宋遼夏三家關係比較均衡，現在其中兩家打起來了，這兩家誰贏了都不是個好事，都要被第三家收漁翁之利。宋遼原來是有“澶淵之盟”的，但是現在宋朝打了敗仗，就要趁火打劫一下，遣使者來要關南之地，如果不給就
“聚兵幽燕，聲言南下”，沒辦法仁宗只好讓富弼去跟遼國談判，簽訂了“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才算了事 ，如此更加重了宋朝的經濟負擔。
仁宗的性格不是開拓進取的
宋仁宗是咋想的？
以上四個問題是促成宋仁宗實行新政的主要因素，這四個裡面對宋仁宗的影響權數也是不一樣的。
我們從仁宗的性格來看，他的進取精神並不是很強，他沒有足夠的勇氣和政治膽識，推動改革浪潮，改變前此積貧積弱的窘境，從而拋棄保守政治，通過對於呂夷簡的罷而再用可以窺見一斑。歷史上對他的評價是個“守成之君”，這是很客觀的，沒有很緊急的情況，他是不願意改變祖宗之法，給自己找麻煩的。
仁宗與劉太后之間的矛盾又顯示仁宗的帝王意識又比較強，他是希望維護自己的權威的。但是維護自己權威的人是誰，他並不太在意。從階級性來說，皇帝是全國地主階級的代表，而不是哪一個派別的代表。無論是保守派還是士大夫派，最後能支持自己、聽自己的話的，都是好臣子；如果給自己找麻煩了，讓自己為難了，威脅到自己了，對不起，我管你是不是革新派，都給我滾出汴梁城去！這也是為何仁宗最後沒有保護革新派人士的原因。
通過施行新政，消除劉太后的影響，對大臣進行重新洗牌，這是仁宗的內在的需求。
如果要加強宋朝地方軍隊的戰鬥力，以抵禦西夏和遼國，鎮壓地方騷亂，就要改變宋太祖的舊制，改變宋太祖的舊制就有可能威脅皇權，這是仁宗絕對不能容忍的。說破大天也不行，我寧肯花錢買平安，也不要讓地方勢力有做大做強的機會！這是宋朝的先天遺傳病，沒得治。
仁宗皇后曹氏
關於土地兼併的問題，想根本改變是不可能的，要想改變土地兼併，就要動大地主的利益，皇帝就指著這些人支持呢。但是現在這些人不支持我，我就要敲打敲打你們，讓你們清醒清醒，你們換了主子了。但是放心，我不會讓舊人有兔死狗烹的下場的，只要聽話最終是不會動你們的餅子的，當然，我不排除殺幾個不聽話的雞，儆儆猴的。因此，土地兼併問題上，有可能會咋呼咋呼，順便緩和一下階級矛盾，但是根本情況不會變。
至於農民起義，仁宗不會太在乎。宋朝的農民起義次數是歷史上最多的，但是大規模的不多，對於王朝不會產生根本性的動搖，這不是促使仁宗實行改革的主要因素。
與西夏的幾次戰爭，堂堂大宋，以前還是西夏的大哥，被小弟一連揍了三次，還都是在仁宗任上被揍的，這個太沒有臉了。雖然西夏的軍隊不至於攻打到汴梁，但是對剛剛掌權的仁宗的威信來說影響太大了。哪怕打不過西夏，但是也不能讓西夏繼續打自己的臉，想起來就過來扇兩巴掌，你讓仁宗這個皇帝咋繼續當下去？這個形象問題也要解決，怎麼解決呢？不是對西夏打回去，而是收拾國內那些敢瞧不起我的人！怎麼收拾，我們下面繼續分析。
范仲淹的心腸有點實了，富弼和歐陽修就精明多了
慶曆新政實行過程
我們說在劉太后稱制的過程中，宋朝朝堂就分裂為兩派，劉太后實行專制統治，將反對過她的人趕出汴梁。在仁宗親政後，他急需支持者，就將被劉後貶黜的人都召回朝堂，但是發現這樣不太行，因為這些人也有點不太聽話，就又召回劉太后舊勢力中的溫和派，任用了呂夷簡為相，朝堂就形成了兩派對立的情況。
如果一直持續這樣的狀態，仁宗的影響力也不會加強，他必須推動事情向著對自己有力的方向發展。他第一個下手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婆郭皇后，郭皇后是劉太后所立，自己不喜歡，廢了也就廢了，但郭皇后的廢立就可以牽動朝堂的爭論，讓朝臣自動分隊。
果然廢后之言一出，引起軒然大波，保守派和士大夫派就打起來了，仁宗就樂呵呵地看著兩邊撕吧，自己也不言語。等到看的差不多了，仁宗下了廢黜皇后的旨意，並且把貶罰孔道輔、范仲淹等敢於伏閤請奏的諫官。這是革新派和保守派的第一次交鋒，保守派勝出，范仲淹等革新派也藉由這件事登上歷史舞臺。仁宗並不是為了消滅革新派才引發這次爭論的，他要辨別出來兩派人物，令其相互制約，在此過程中，自己作為仲裁者的權力就得到了加強，他自己並不傾向哪一派。
直接引發“慶曆新政”的事件應該是寶元、康定年間對西夏用兵失敗之後，朝堂上下對於仁宗的執政能力的懷疑。接二連三的失敗，讓他的威信掃地，他這才有點慌了，急切尋求解決之道，但現在保守派是沒有能力解決這一問題的，他就直接倒向了士大夫為主的革新派。
很快仁宗就組織了新的人馬，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蔡襄、王素、餘靖同為諫官。
慶曆三年九月，仁宗召見范仲淹、富弼，限期十五天拿出改革條款來，事情做得很急、很倉促。不過範、富二人也很快列出了一個提綱，包括十條主張，這就是《答手詔條陳十事疏》：
( 一 )明黜陟。改變不分政績好壞循例升遷的局面，嚴格官吏升遷考核制。
( 二 ) 抑僥倖。改變恩蔭之濫，限制官僚子弟親友通過恩蔭作官。
( 三 ) 精貢舉。 改革科舉內容和程式，以除只重詞賦而忽視能力和品德取士的弊端。
( 四 ) 擇長官。 加強各級長官的保舉和選派，罷免老病無能者。
( 五 ) 均公田。調整多寡懸殊的外官職田，防止貪汙，督其善政 ；
( 六 ) 厚農桑。勸課農桑，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
( 七 ) 修武備。召募衛兵,並組織士兵務農；
( 八）勸減徭役。裁併州縣，減輕徭役；
( 九 ) 覃恩信。督責地方執行朝廷赦令等恩政；
( 十 ) 重命令。嚴肅朝廷政令，取信於民。
我們看這十條措施，可以分為這樣幾類：
1、第一二三四五條是整頓官吏，這個跟解決眼前財政、邊境問題關係有點遠，而且佔了一半的內容。這就暴露了這次新政的實際目的，純粹是為加強仁宗的影響而量身打造，並不能起到改變冗官冗費的作用。
2、第六條厚農桑和第八條勸減徭役，是緩和社會矛盾的方法，可以恢復宋朝的收稅基礎，但不會改變土地兼併帶來的問題。而且這兩條只是號召性的，並不帶有強制性，也沒有什麼可執行的具體條款，更沒有驗證執行情況的標準。
3、第七條修武備，這個就很直接了，這就是針對對西夏用兵失敗而提出的。但是一旦要修武備，就觸動了仁宗敏感的神經，因此這條唯一可能有效的條款就被仁宗刪除了。
4、第九條和第十條，是要加強地反對朝廷的服從程度，又是為了加強仁宗的的集權。
范仲淹和富弼二人都不是年輕不懂事，他們很清楚當前仁宗的處境，才為其量身定做了這樣的上疏，我們看到這十條措施對於改善北宋的現狀也有一些積極作用，但沒有一條是可以根本解決問題的。
要想改變“冗官”問題，就要動宋朝官員制度的整個架構，縮減人員編制。嚴格考核、限制恩蔭、重視能力、加強選拔、平均職田，雖然對改善吏治有積極意義，但是很顯然沒有辦法改變冗官的問題，唯一能起到的作用是對於仁宗信任危機的轉移：“你們不要懷疑我的能力，即便是我沒有能力打敗西夏，我也有能力對付你們，你們的榮華富貴終究是在我的手裡掌控。”“政績好壞、恩蔭濫否、品德有否、能力強否，解釋權都在我手裡。”這叫人不得不懷疑仁宗實行“慶曆新政”的真正動機。這五條和莫名其妙的第九條與第十條的作用如出一轍，都是為了加強仁宗對於朝政的控制而已。
這些措施對於宋朝當前的主要矛盾的解決沒有任何實質性作用，就變革性來說，它遠遠比不上後來王安石所引導的“熙寧變法”，僅僅“方田均稅法”就直接觸動土地兼併的問題，慶曆新政的主要目的是加強仁宗集權的一種手段罷了。如果說范仲淹的十條上疏中有觸動制度的，那就要數第七條修武備了，在修武備中，范仲淹直接提出要改變當前的軍隊制度，恢復府兵制，加強將領對於軍隊的領導力，但這個顯然是不能被仁宗容忍的。
夏竦
保守派巧妙的反擊，觸動仁宗的神經，改革派很快被清算
為了實行新法，朝廷任命了多處都轉運按察使負責推行新法，如：張溫之為河北都轉運按察使、王素為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沈邀為京東轉運按察使、施昌言為河東都轉運按察使。其實這也推行新法所必要的，但在保守派眼中看來，好像是革新派正在攫取權力。
十月二十八日，仁宗下詔，施行磨勘新法。一實行磨勘新法，就開始觸動保守派的利益了。明黜陟，必然有一些保守的官吏就要被刷下來，你們說說，他們能願意麼？很快反擊就開始了。
十一月十九日，開始改革恩蔭制度，但是新的任子詔，只是對基層官僚子女的任用有限制，中高層官吏親屬的任用沒有任何變化。
次年三月，改革了科舉制度，加強了儒家經典在科舉中的比重，這個一時還沒有什麼影響。
就做了這樣一點改變，保守派就覺得針芒在背，是這些制度本身影響他們了嗎？恐怕還沒有那麼嚴重。現在對於保守派來說，主要的是因為仁宗推行新政，朝廷樞機位置被范仲淹等人佔據了，新法如果繼續推行下去一天，他們就要在這些位置上待一天，等到革新派的人在各個崗位站住了腳跟，保守派就要徹底失勢了，所以必須要發起反擊。
但是反擊的不好，惹到皇帝了，怕也是不好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向皇帝表忠心，讓皇帝猜忌革新派，自己主動疏遠革新派。大家看，當保守派生出表忠心這種思想時，不管新法推不推行下去，仁宗已經達到他的目的了，他一點也不傻，對於帝王心術玩的很溜。
於是他們就將朝廷上下的議論引到了革新派“朋比為黨，意圖謀反”上，說起來有點可笑，但並不可笑，理由有這樣幾個：
1、猜忌臣子是趙家家法。王夫之在《宋論》中說：“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寵之文士也。”“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一旦臣下有謀反的嫌疑，宋朝皇帝就上了心了，誰叫他家祖宗就是個貌似忠臣而反的呢。
2、將革新派列為朋黨，就加重了仁宗的疑心。事物體量一大了，就叫人害怕，哪怕我告訴你我家大狗很溫和不咬人，但是我沒栓繩也沒給它帶籠口，它走到你眼前去你能不害怕？哪怕這些革新派是為了國富民強的共同理想才聚集到一起的也不行。這是封建統治者的自私性。
3、將革新派列為朋黨，只要找到其中任何一個人的毛病，就可以打倒一片。因為你們是朋黨，其中一個有謀反證據，那麼你們都想謀反，對，就是這個邏輯。
很快，保守派中的夏竦就找到了革新派骨幹富弼的黑材料。
《續資治通鑑長編》：“夏竦銜介甚，且欲傾富弼，會徐州狂人孔直溫謀叛，搜其家得介書，竦因言介實不死，弼陰使入契丹謀起兵，弼為內應。”
“先是，石介奏記於弼（富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仲淹、弼始恐驚，不敢自安於朝，皆請出按西北邊，未許。適有邊奏，仲淹固請行，乃使宣撫陝西、河東。”
石介是一個儒學者，他在仁宗當朝並沒有什麼太大建樹，只是范仲淹革新集團中不重要的一員，但在范仲淹革新勢力得勢時，寫了《慶曆聖德頌》歌頌范仲淹、富弼，貶低呂夷簡、夏竦，傳播甚廣，被夏竦所記恨。夏竦就讓自家的女奴暗中模仿石介的筆跡，偽作石介為富弼所寫廢立皇帝的詔書。正好夏竦在徐州平了孔直溫謀反，就跟皇帝說是這個詔書從孔直溫家裡搜出來的，以增加謀反可信度。可現在石介已經死了，死無對證，你沒法去查這個事。
仁宗也不傻啊，壓根兒不會信這種事，這明顯地是誣告麼。可是現在他已經達到了新政實行的目的了，再持續下去，恐怕會引起騷亂了，該停一下了。於是他把富弼和范仲淹叫過來，告訴他們，夏竦告你們謀反了，這是證據，你不用解釋，我是不信的，就這麼個事兒，跟你們說說，你們回去吧。
仁宗說的輕輕省省，范仲淹和富弼坐不住了，皇帝叫咱倆說這個事幹嘛？他到底是真不信還是假不信啊？我們兩個乾脆離這個是非地遠點吧，萬一他嘴上說不信，心裡面是信的，我們還能活命麼？這可是謀反啊！於是二人雙雙請求到外地去任職，范仲淹去了陝西、河東做了宣撫使，富弼去了河北做宣撫使，不再留在汴梁。
本來革新派就沒有特意地想結黨營私，也沒有什麼組織性，隨著范仲淹和富弼的離開，也沒有人堅持新法了，各地的都轉運使陸續被罷。慶曆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歐陽修罷河北都轉運使，改知滁州。至此，慶曆新政徹底失敗。
神宗才是得罪大地主的人，死後廟號都不好
慶曆新政的評價
一個不以革新為目的革新運動，必然是要失敗，說失敗了，是指它沒有起到緩和社會矛盾的作用，慶曆新政之後，土地兼併日益嚴重，冗兵資費更是加倍，民族矛盾又十分尖銳，宋朝財政愈加空虛，為了彌補財政的虧空，只有加大對平民的搜刮。
但是實際上仁宗皇帝實行新政是達到了他的目的的。仁宗很清楚，宋朝皇權得以維持的基礎是大地主以及其代言人保守派大臣，而不是中小地主及其代言人士大夫階層，他不可能真正地背離大地主而去依靠中小地主。在太后劉娥主政期間很好地維護了大地主的利益，使其形成了較為獨立的政治力量，而對新掌權的仁宗不是很習慣。仁宗巧妙地利用革新派與保守派的矛盾，推行了慶曆新政，加強了對於保守派的控制。
王夫之《宋論·卷四》：“季世之天下，言愈長，爭愈甚，官邪愈侈，民害愈深，封疆愈危，則唯政府諫垣不相下之勢激之也。仁宗作法之涼，延及五百年而不息。”
以往對這段歷史的評價是慶曆新政觸動了舊勢力的利益，實際上，我們仔細分析，慶曆新政還並沒有怎麼觸及舊勢力，他們對革新派的攻訐更像是爭寵。
諷刺的是，在“慶曆新政”中以革新派姿態出現的富弼、歐陽修，等到王安石真正推行變法時，卻成了堅決的反對者，他們到底是要革新還是不要革新呢？抑或他們在這幾年中經濟地位發生了變化，成為了大地主階級的一份子？
不管慶曆新政的目的是真改革還是假改革，最終的結果是很明確的，它沒有解決任何社會矛盾。社會矛盾不解決，遲早就要爆發出來，封建王朝要想不滅亡，就得真改革，而且需要一場更大規模、更為深刻的改革，這就是神宗年間的熙寧變法，終究“慶曆新政”算是一場探索，為王朝變法開了一個先例，還是有點積極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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