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變法者，敢於為之者寥寥數人，其中不乏悔於為之者，亦不乏為而不悔者。在七國爭雄的時代，商鞅敢於變法，使秦富強，卻也因此侵犯到秦國貴族的利益，得罪了不少貴族世家，以至於有了“作法自斃”一詞和各種“商鞅之死”的種種傳言、爭議。其中有一個說法讓我比較印象深刻的是：商鞅成於主張變法，並不是他的法家思想得到了秦孝公的認同而決定重用他，而是當時的秦孝公需要像商鞅這樣的“殺人刀”去執行變法改革，後來變法改革成功了，秦國富強了，而商鞅也因變法重權在握，影響到了王權，他本該隱退，方可得以保全性命，可惜當時商鞅早已利令智昏（也有種說法：他是屬於過把癮就死，圖得便是名留青史），最終死於自己制定的法律。
接下來看看宋朝王安石的變法，北宋的開國皇帝趙匡胤，由於是將帥出身，他當上皇帝后也怕自己的將軍跟他一樣，所以他想出了“抑武興文”的國策，廣開科舉，重用文臣；可他沒想到會給北宋朝的官僚機構留下這麼大的隱患，冗官冗吏越來越多，多到什麼程度喃？當代一位史學家葉適這樣說的：“自古濫官，未有如此之多”，不僅如此還有冗兵，宋代的採取的養兵政策很有意思，把社會上這些無所事事的流亡人士（古代稱為山賊的這類人員）收攬入兵，稱其用意是：山野少一賊，朝廷多一兵。這樣看來北宋當時的統治者，心真大，膽也大，這樣的兵也敢用？果不其然到了北宋中期，已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兵”（出自北宋政治家蔡襄）的狀態。
後來宋神宗繼位，深刻領悟道：不僅是“窮吾國者，兵也”，在加上冗官冗吏，這些旁大的冗費，已讓宋朝的財政入不敷出。據史料，當時的北宋朝有上百萬兵，而養兵也是富養，屬於強國了吧，然卻不是，北宋的邊境屢屢被侵犯，宋神宗反思著，他泱泱大國，養兵百萬，何以淪落至此。以至於徹底堅定了他強兵裕民的治國之志，繼而有了歷史上的王安石變法。
在宋神宗找了老臣富弼、司馬光談了談政治想法後，通過韓維，宋神宗找到了王安石，（字介甫，江西撫州人，我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文學家）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在宋神宗還未繼位時，就有了跟他一樣的想法，中間還有這樣一個小故事，在宋仁宗年間，王安石在向宋仁宗的言事書中就指出了目前宋朝朝廷積貧積弱的現實及變法主張的具體內容，卻未得到宋仁宗的任何回應。王安石覺得，宋仁宗不認同他的政治理念；所以咱們這位“拗相公”（王安石外號），就一次次拒絕宋仁宗的委任書，有一次是躲在茅房，負責送委任書的官員將委任書放於他的桌子上，被他追上將委任書還了回去。這骨氣，不佩服不行，當真是“知我者知我所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話說回來，如不是有如此之風骨，何以擔起“變法改革”之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