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宰相之一。他在万历年间推行的新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明朝中后期积贫积弱的困境。张居正为官正直，尽心尽力的帮助明神宗处理国家政事，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朝廷官员。
但是张居正也是颇具争议的人物，对他的贤愚忠奸，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他是公认的改革家。今天我们通过张居正为官从政的“三得”和“三失”，对大明王朝灭亡有着什么关系？
一、张居正其人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明朝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史称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是湖北荆州人，少年时就聪明过人，是远近闻名的神童，难得的是他少年时有荆州知府李士翱、湖广巡抚顾璘的关照和鞭策，入朝为官之后有内阁重臣徐阶的言传身教，所以科考与仕途一直顺风顺水，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来高人指路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
张居正23岁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庶吉士虽然不是正式官职，但它由在科举考试中进士的人当中选择有潜质者担任，是皇帝近臣，负责起草诏书，有为皇帝讲解经籍的责任，也是明朝内阁辅臣的重要来源之一），进入内阁，可以说起点是相当高，而且他的老师正是后来的内阁首辅徐阶。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在其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25岁的张居正因病请假离开京师回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游历了许多名胜古迹，也发现了许多民间存在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次游历让他体会了民生艰难，深感责任重大，于是他重返政坛。
回京之后的张居正一直在翰林院供职，他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为自己积累政治经验和人脉资源，直到1567年，正式进入内阁，成为内阁最年轻的大臣，辅助老师徐阶。
隆庆六年（1572年），47岁的张居正开始接替高拱担任首辅，他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ch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财政困难）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并于第二年开启了“万历新政”，陆续推出了著名的“考成法”和“一条鞭法”。考成法实际上就是针对官员的“绩效考核”，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一条鞭法”则是一项重要的税赋改革，它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下层官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了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这两项改革使明朝本已枯竭的国库重新充盈起来，史料记载说，当时“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意思是国库有了可以吃十年的存粮，太仆寺也存了400多万两银子，大明的生机也开始重新焕发。
遗憾的是，张居正在首辅位上只干了十年就劳瘁而死，死时年仅58岁，他的离世使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但他死后不久，即被政敌弹劾，最后惨遭抄家，差点灭族，他所推行的改革也自然就终止了，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对张居正的评价，历来并不统一。有人对他的评价很高，比如梁启超，将他与管仲、商鞅、诸葛亮、李德裕和王安石并列，称为“中国六大政治家”；而有的人则对他大加贬斥，甚至将他视为权臣奸佞，例如与他同时代的明代文史学家王世贞在《嘉靖以来首辅传》中说他“器满而骄，群小激之，虎负不可下，鱼烂不复顾”。对张居正的改革成绩，史家也是评价不一，《明史》盛赞张居正为政期间“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但一些研究者指出，“一条鞭法”的实行，由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实际成效并不显著。
其实，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评价者占有的史料并不相同，而且各具立场，又处于不同的历史环境，如此褒贬不一的现象也不难理解。比如梁启超正当中国社会转型期，时代呼唤改革精神和力挽狂澜的英雄人物，自然怀念曾经以一己之力促成万历中兴的张居正，这与崇祯皇帝的心态颇有相似之处，当这位明代的亡国之君在国事日衰、内忧外困之际，也不禁说道“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相一也”，张居正老家在江陵，这里以地名代称人物，意思是“拍着大腿怀念张居正，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一百个平庸的宰相也顶不上一个象张居正这样能挽救时局的明相啊。
二、张居正的三得
一得，审时度势，攫取权力。
隆庆年间，张居正初入内阁，是资历最浅的一位，被称为“末相”，此时，几位内阁学士由于政见不同，权力斗争日渐白热化。首先是高拱与嘉靖时期就任首辅的徐阶之间的斗争，结果，高拱胜利，徐阶被逐；在这一次权利争斗中，张居正保持了观望。一来徐阶是他的老师，需要顾及师生之谊；二来自己人微言轻，即使加入缠斗，也无关大局。此外，最重要的，是他心怀改革大志，力求革故鼎新，横扫时弊，而徐阶却具有保守倾向，希望清净无为，休养生息，反而是高拱与张居正的想法趋于一致，而高拱这个人，又具有隆庆皇帝帝师的身份，具有难以估量的优势，张居正于是采取静观其变的策略，结果是他的老师徐阶告老还乡。张居正这一时期与高拱开始了合作，两人共同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构想，并初步付诸实施。
然而，六年后，隆庆驾崩，万历继位，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此时张居正在文官集团中的地位已经得到公认，并且威胁到了高拱首辅的位置，而张居正本人也对这一位置志在必得。这是因为，内阁虽然是明代中后期最重要的决策机构，但是内阁成员的权力极不平衡，首辅的权力基本上相当于宰相，但次辅与普通成员的地位和权力几乎没有差别，除了参与一些意见，根本不具备实质上的决策权。而是否能参与意见，还得看首辅是否想让你参与。当初徐阶做首辅时，就找到了门生张居正来共同草拟《嘉靖遗诏》，而根本没搭理已经成为内阁重要成员的高拱。因此，这种体制决定了，只有成为首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才有可能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推行自己的施政举措，所以张居正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必须和高拱一决高下。这是关系自己命运的时刻，张居正决定不再以静制动，而是主动出击。
高拱性格偏激高傲，目中无人，因此与朝中的太监集团发生了冲突。当时的“大伴”，就是一直陪伴万历皇帝成长的大太监，名叫冯保，不但与皇帝和皇太后关系非同一般，而且掌握着锦衣卫、东厂等特务机关。张居正与冯保秘密结盟，采用了一些并不光明正大的手段，挤走了高拱，顺利登上了首辅的宝座。
明朝中后期的三位首辅徐阶、高拱、张居正，都是治世能臣，一时人杰，但由于制度的扭曲，他们不可能在尽展抱负和共同协作间达成妥协与平衡，所以必有一战，而在上位争夺战中，张居正能够审时度势，守时隐而不发，动时一击必中，这种集隐忍和果决于一身的战斗素质，是高拱所不具备的，他的上位，有偶然，也有必然。
同时，张居正上位的时机，也可谓是恰逢其时。万历继位时，只有十岁，一切政事都要交给托孤的三大臣，高拱、张居正和高仪处理，高仪在隆庆末年方才入阁，这样的资历对张居正毫无威胁，所以挤掉高拱之后，就可以从容地大权独揽。不但如此，张居正作为帝师，也充分利用了老师的身份在小皇帝面前树立权威。据说，他曾经在小皇帝背书时，因为背错了一个字而厉声呵斥，吓得小皇帝不敢做声。
依靠着审时度势，牢牢抓住时机，张居正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皇帝的决策权。张居正还通过与大太监冯保结盟，时时监控言官和政敌的举动，打击异己，压制弹劾，消除障碍。通过抓紧权力根源和强有力的盟友，张居正终于走到了权力的巅峰，为施展抱负创造了条件。
二得，任用能臣，举措务实。
封建王朝的权力结构层级复杂，各级官员盘根错节，政策实施障碍重重。因此，没有用人识人的人事管理能力和令出必行、真抓实干的执行力，无论你在多高的位置，也难以实现自己的主张。
张居正任内推行的举措，都是具有针对性的务实措施，反映了他对嘉靖暴政、隆庆怠政之后的明王朝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认识和把握。
“考成法”是张居正任内推行的第一项重要举措。这一办法用于官员的绩效考核。大致是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并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册，另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内阁。逐月进行检查销帐。这种问责式管理，提升了官僚体制的办事效率，同时也加强了内阁在整个管理体系中的核心权力。
比如张居正规定，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万历四年（1576年），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这种严格的绩效考核使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年时增长了74%，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张居正改革的另一项就是“一条鞭法”这是一种税收机制。过去明王朝是按每家每户的户、地、丁分别计征税赋和傜役，一条鞭法将这个办法改为了按土地和人丁折算白银和货币，由国家统一征收，这样就简化了税制，增加了收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减少了国家的征收成本，商品货币流通也随之得到了发展。由于按田地计征税赋，田多的自然要多交税，财政负担有相当一部分转嫁到了大地主头上，一定程度上对土地兼并具有遏制作用。据史书称，此法推行全国后，“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如此立竿见影的成效也可以说明新税法的有效性。
张居正任内推行的改革还有军事方面的诸多举措。与一般人印象不同，张居正不但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家，也具有出色的军事才干。他上任之时，北方有北元各部不断骚扰，有时甚至威胁京师安全，南方则是海盗勾结倭寇作乱。究其原因，主要是朱元璋立国之后，为了防备武人威胁皇权，刻意削弱武官权力，每至出征时，都以文官监军，文官往往不懂军事，造成连战连败。
为改变这种局面，张居正大胆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利用自身权力，千方百计为其扫清障碍，令其放手施为。特别是戚继光，他与张居正志同道合，交情甚深，他对北方驻军的改革，重修长城等，都是张居正力排众议，全力支持下达成的。张居正还亲自谋划了北方抗击蒙古军队入侵的三次战役，三战三捷；此后，更是利用蒙古诸部的内部矛盾，巧使离间计，使得北方获得了难得的十余年安定。
三得，灵活变通，因势利导。
张居正虽然在绩效考核上一丝不苟，但他却并不是一个刻板的人，这一点和他务实的作风是联系在一起的，准确地说，张居正其实是一个看重结果的人，对于过程如何，并不计较，说得不好听的话，就是有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意思。早在他入阁之前，因为老师徐阶和严嵩是对头，一般人夹在中间往往很难做人，但张居正的高明之处在于，不但和徐阶师生情谊甚好，还能让严嵩对他另眼相看。但事实上，张居正对严嵩极其厌恶，一次和一个同事闲谈，不小心说漏了嘴，说道，“不要拿我和老贼相提并论”，幸好当事人中没有严党的奸细。
张居正的这种但求结果，不问手段的性格，还表现在“夺情”事件上。明朝按照程朱理学的规范，官员在父母去世后，需要回乡守孝三年，称为“丁忧”。虽然大多数时候，官员都遵守这一规定，但官场如战场，一日辞官，可能意味着此前的努力奋斗全部化为乌有。而皇帝因为有时无法离开一些重臣，也会动用皇权挽留一个官员，称为“夺情”，这种事此前也有先例，但并不多见。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亡故，照例要回乡丁忧，但可以推测，自身主导的改革正在关键之时，朝廷内反对自己的保守派的声音还此起彼伏，此时离开，此前的努力极有可能付诸流水，所以张居正肯定是不愿意离开的。而万历皇帝和皇太后商议之后，也决定“夺情”，把张居正留下来。
没有人能说清楚这件事中，张居正是否对皇帝和皇太后施加了影响，但皇帝一方坚持这就是自己的意思，张居正则坚持要求回家丁忧，反对夺情的官员则指责张居正虚伪，正是他授意皇帝夺情。最后的结果，张居正同意留任，反对夺情的很多官员都以藐视皇权的名义受到了重罚。聪慧如张居正，不难想到这件事使得他得罪了大多数维护理学正统观念的官吏，必然留下严重的隐患，然而，张居正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想法，有人认为他是出于对权力的迷恋，但我们更愿意相信他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不计后果。
还有一次，北方击退了来犯之敌，由于北方的驻军有的是原来的驻军，有的是戚继光调任蓟州总兵后带来的南方士兵，南北军长期不和，北方有两镇的驻军抢先邀功，报到了张居正那里，张居正明知此事乃是虚报军功，但为了维护北方的稳定，不但首肯了这次不实的表章，还告诉戚继光不要为此争执。可见，张居正的行事作风，往往不被形式教条所困，着眼于更长远的大局，为了更大的利益可以牺牲程序公正，甚至牺牲既定原则，这样做的好处和坏处恐怕也难以一概而论。仅从张居正的改革举措来看，这些超越规矩、利用特权和权谋策略，“不走寻常路”而达到的目标不在少数，虽然大多数事情的结果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
说过了张居正的“三得”我们再来说说他的“三失”，其实这三失，也与三得联系在一起，事有两面，是得是失，界限往往只是一条浅浅的线。
三、张居正的三失
一失，独断专行，威权震主。
前面说过，张居正是一个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择手段的权谋家。当他潜龙在渊之时，可以韬光养晦，低调做人，但当他攀上权力的顶峰，也可以独断专行，高调做事。我们可以说，张居正给人这样的负面印象，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在明王朝的官僚体制中，如果你想左右逢源，那你就只能做个庸碌无为的好好先生，如果你想有所作为，就必然树敌无数，这同样是因为保守派笃信的程朱理学，主旨无非是服从二字，既定的“君臣父子”关系是绝对不能更改的天理，因此祖宗成法也是绝对不可以更改的，这就造成了古往今来所有改革家面临的一致困境。
张居正的做法是试图控制皇帝这个权力来源，与文官系统的传统习惯抗衡，但是，皇权历来都是不可轻侮的，容不得半分冒犯。大明朝由于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极为卑贱，在掌握政权之后，这种深藏于内心的自卑和对失去权力的恐惧转化为了对皇权近乎疯狂的迷恋，以及对冒犯皇权的极度敏感和残酷报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明代几乎所有的君主，都是心胸狭隘、格局逼仄之辈，容不得他人半点违逆。万历皇帝，还算这里面相对宽厚的，但是在清算张居正的过程中，一些老弱妇孺因为来不及退出张府，而被封闭在里面，饿死了十七口，其中有三名婴儿。长子张敬修入狱后写下血书，自缢身亡；二子张嗣修投井自杀未遂，又绝食未果，被发配边疆；三子张懋修被流放南方烟瘴地而死。在一些正直大臣的冒死求情之下，万历皇帝才恩准给张家留空宅一所，田十顷养张老太太赵氏，余子皆充军。
从万历清算张居正的行动中，我们可以揣测万历的心态，那二十年来受到的张居正的督导，在他年幼时视为金玉良言的教化，甚至因为背错书而受到的呵斥，此刻已全部成了张居正目无尊上，欺君罔上的累累罪行，或许从纪年时候起，这种仇恨就已然在慢慢滋长了。
张居正的专横，对于群臣，其实无关紧要，但对于皇帝，就完全不同了。或许张居正最大的失误就在于没有注意到，这个得到朱家睚眦必报的恶性遗传的孩子，总有一天会长大成人。
二失，禁止讲学，思想专制。
张居正反对空谈，力主实学。这当然是和他的改革设想绑定在一起的。然而，当时的文官集团，不是程朱理学的信徒，就是阳明心学的粉丝，思想观念和政治理念又密不可分，这对张居正实施改革实在是有害无利。
此外，皇帝本身在智慧、能力、经验和意志上，都只是一个相当普通的人，万历皇帝从登基到驾崩，就没怎么出过紫禁城，最远的一次也只是去十三陵看一看自己的陵墓修得怎么样了，所以对民生的了解和认知实在有限得很。明朝士大夫又素来有议论时政的传统，所以听凭不同意见流传，也让张居正感到担心。为此他下令禁毁名山书院，禁止讲学，禁止议论时政。更有阳明学派中的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何心隐，就因为到处讲学，议论朝政，被张居正收监，后来被拷打致死。
张居正实行的思想专制，出发点是为了推行改革，但它触及了天下读书人最敏感的神经，所以这一点也最为读书人所诟病。当然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张居正本人既通阳明心学，也通朱子理学，如果不是一心从政，他也许会成为理学或者心学大家。正是因为通晓这两门学问，所以才会真正懂得这些学问的局限性，在张居正心里，不论心学理学，作为个人修养，都是好的学问，但要作为治国规范那就差得太远了，所以加以限制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当然即使是这样，也难以为张居正的极端做法开脱。
三失，宪纲不明，原则缺失。
我们常说，纲举目张。全国性的，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层面的改革需要一个总的规划，总的方针，需要一些宏观的、可用的原则。然而，张居正的整体改革也好，戚继光的军事改革也好，我们都无法发现这类规划、方针、原则。他们或是采取机巧权变的办法，就问题而解决问题，或是进行一些局部的修补和调整，难以触及君主专制社会的根本矛盾，自然也就无法彻底解决在这些矛盾之上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本身就有抑制土地兼并的意思，张居正本人也极其厌恶大地主，并力图施行法制。但是当海瑞在苏松地区对抗地主兼并受挫，希望首辅大人主持公道时，张居正却在回信中以同情的口气责备海瑞轻率冒进，起到了反效果，从而拒绝施以援手，致使海瑞赋闲在家十五年之后，才被重新启用。
宪纲不明，原则缺失，另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是使执行者无法可依。究其原因，绝对不是张居正不够聪明，而是他所处历史时空本身的局限性所致，因为大明帝国这样的封建王朝本身就不具备这种可以作为施政纲领和方针的资源，更没有可以让科学管理思维孕育生长的土壤。
张居正一个人身上存在着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为人为官的“三得”和“三失”，可以归结为“只求谋国、不求谋身”的理想主义性格。他常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得失毁誉关头若不打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从他当上首辅后的所做所为可以看到，这绝对是他的真心话。只是他受历史和时代局限，所能达到的极限永远也无法超脱那个时空，但以其一生的功业来讲，已然完成了很少人能做到的事业。
总结
张居正为官从政的“三得”和“三失”，在缺乏科学制度基础的社会组织结构中，仅仅依靠个人出色的权谋和粗疏的道德律令所能到达的限度，成也权谋、败也权谋，张居正的毁誉得失，大明王朝的走向衰败告诉我们，依靠科学的法律、制度规范来建设和发展社会组织，才是通向长治久安和不断进步的正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