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學的時候特別羨慕南方的同學，因為除了專門學習的外語之外，他們都自帶雙語技能——普通話和家鄉話。江西的同學當著我的面打電話，我卻完全聽不懂她在說什麼，感覺真的是“同一個祖國，不同的世界”，有種面對密碼茫然無措的憂傷。
在地大物博的中國，方言種類也相當多。北方長大的我，是在面對來自五湖四海同學的時候才知道，方言的差異那麼大。南腔北調，各有千秋，你的一句最普通的話，對我來說可能堪比外語。這種差異除了讓人驚奇，也給人帶來樂趣。
比如熱愛研究語言的鄭子寧老師，他首先是一個普通話吳語雙母語的人，另外他還了解英、法、土耳其、老撾等語言以及常州、上海、西安、廣州、海口話等多種漢語方言。這個“語言迷”曾經發表過很多語言相關的文章，最近他把文章集結在《南腔北調》一書中出版。
在《南腔北調——在方言中重新發現中國》的網絡直播活動中，看到了鄭子寧老師。活動中，鄭老師滔滔不絕地講了很多語言相關的趣事，很有活力、很有熱情。劉昂老師即興唱了一段《天淨沙》，那種古樸韻味、蒼涼之感，果然不是現在的普通話能替代得了的。這就是方言和古漢語的魅力。
《南腔北調》是文章合集。這些文章並非我所期待的那種系統性地梳理各地方言整體變遷脈絡的完整研究成果。當然，方言種類的多樣以及語言變遷的複雜性，可能導致這樣的成果很難梳理清楚，也並非一人、一時之功。《南腔北調》的文章特點在於散而有趣，解答我們常見的疑惑，又不乏專業知識的分析，讓人在趣味中增長了見識。
其實，日常用的方言或者說土話的讀音跟字典裡的讀音不一樣，是挺常見的現象。比如老北京人都管“大珊欄”叫“大shi欄”。在《漢語拼音為什麼不好用》這篇文章裡，鄭子寧老師解釋了這個問題。首先說，漢字不是純粹的表音文字，雖然我們經常可以試著對陌生的字“讀半邊”，但這也不是什麼時候都通用的規律。
自秦朝以來我國統一了書面語，但口語並沒有統一，早期也沒有記錄讀音。所以，出現很多念得出卻寫不出的字，也就不奇怪了。最早的拼音設計其實是外國人做的，他們為了快速學習和使用漢語，才想出了用他們認識的字母或文字給漢字注音的方法。而最早對漢語進行系統性拼音化的，居然是傳教士利瑪竇和羅明堅，他們在1583年到1588年之間編寫了漢葡字典，但這套方案並沒有廣泛傳播。真正對後世影響力較大的是1626年法國傳教士金尼閣編的《西儒耳目資》。
從啟蒙時就先學拼音的我們，很難想象古人在漫長的時間裡都沒有一套完整的拼音。不過，古人其實是有一種叫“反切法”的注音方法的，分別切上一個字的聲母和下一個字的韻母與聲調。這種形式在一些古文書籍或者註釋中也很常見。
爨，cuàn
相對於一句uncle喊遍父輩所有男性親戚的西方人，我國的親戚稱謂可以說是非常複雜了。在《為什麼uncle和cousin就可以把七大姑八大姨通通代表了》這篇文章中，鄭子寧專門討論了這個現象。
原來，對親屬的稱謂一般有類分法和敘稱法兩種方式。相對來說，類分法區分得比較粗糙，同等、同類的親屬就用同一種稱呼來表示。比如英語中的cousin，就能把漢語的表兄弟姐妹和堂兄弟姐妹八類親戚都代表了。敘稱法就區分得比較詳細，會明確得把親屬跟自己的關係表示出來。漢語的親戚稱謂就是用的敘稱法。當然，中西方的親戚稱謂差別這麼大，都是有各自的歷史原因的，鄭子寧對相關原因都做了解說。
從《南腔北調》的目錄就可以看出來，鄭子寧不僅是在研究語言，更是從小處著眼，通過特定的語言現象，來追溯文化變遷的蛛絲馬跡。從代代相傳的日常言語中，總能捕捉到歷史的氣息。每一次大的群體遷移、族群融合，總能讓不同的語言互相滲透，形成新的語言特徵，為後人留下線索。鄭子寧正擅於從每一個小的語言現象入手，深挖背後的文化背景和歷史成因，並通過相關的語言資料去詮釋和驗證。
以小見大，從南腔北調中去追尋文化變遷的蛛絲馬跡，這正是痴迷語言的鄭子寧最大的樂事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