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直擊北京人口普查:從人海“撈人”,精確到個位數

“您好,我是人口普查員,現在進行第七次人口普查。”

2020年11月1日0時0分,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正式進入登記階段。北京11.5萬名普查員走進千家萬戶,逐人逐項登記普查信息。

為了準確劃分普查區域,從六月開始,朱豔萍就拿著紙筆走遍了轄區的每一個角落,和同事一起手繪了35張社區地圖,每一棟建築都標記得清清楚楚。張遠超在八月底到十月初,組織了大大小小20多場普查員培訓,甚至模擬演練了入戶登記過程。

全景直擊北京人口普查:從人海“撈人”,精確到個位數

朱豔萍畫的社區地圖。新京報記者 彭衝 攝

10月11日,普查員開始入戶摸底。性格內向的郭泰為了鍛鍊自己主動報名成為了一名普查志願者,第一次敲響陌生人家門的他還有些忐忑,但很快他就發現要比想象中順利許多,“前期的宣傳到位了,大家都知道普查員要上門。”

普查員們的裝備在升級,“只要是簽過保密協議的普查員、指導員,都可以用智能手機或者PAD數據採集設備來上傳數據了。”經歷過三次人口普查的吳國娟覺得她從人口普查工具的變遷上見證了中國科技的發展。

要將中國14億人口精確到個位,人口普查是繁瑣又精細的工作。負責登記2019年11月1日零時到2020年11月1日零時之間出生嬰兒的魏建都不允許自己在數字上出一點錯,“我們街道有35個社區,一個社區漏掉一個小孩的話,那就是35個,三年後,這就是幼兒園的一個班,六年後就是小學的一個班。”

在魏建都眼裡,這個工作看起來平凡,但卻是關係到國家大政方針和發展規劃制定的大事。每次從人海里“撈”上一個人,她都有一種成就感。

劃分普查區域:走遍每棟建築,畫出手繪地圖

“她就像測繪師一樣,腦子裡有活地圖,她畫得可比網上那些地圖精確、細緻多了。”同事都這樣評價朱豔萍。

朱豔萍是廣安門外街道(以下簡稱“廣外街道”)統計調查隊的一名隊員,早在今年六月底,她就開始為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忙活,帶著紙筆走街串巷地對轄區內建築進行摸底、繪圖。

“以房查人”是世界通用的人口普查方法,要想查清人口,首先要對所有可能有人居住的樓宇及建築物進行摸查。

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今年繪圖全部電子化,交給專門的數據組去處理。”在電腦操作上,朱豔萍比不過數據組高學歷的年輕人,但要論對各個社區實際情況的瞭解程度,她當仁不讓。在2010年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中,朱豔萍確定了廣外街道的邊界,畫出了一張張手工地圖。

“比起十年前,樓宇和建築物都有變化,街巷整治中有拆除、有新建,這個需要我們去核實,邊邊角角都要走到。”朱豔萍和隊員們跑遍了廣外街道的每棟樓、每個車棚,甚至每個電閘箱。

六月底到七月中旬那段時間,她邊實地考察,邊畫草圖、做筆記。三義東里小區有很多上世紀50年代的老舊平房,都“藏”在樓房的後面,一不小心就會被遺漏。朱豔萍帶著社區工作者和數據組的年輕人,前前後後、從外到內最少走了四趟,把每幢平房的走向、出口朝向、房間數量都核查得清清楚楚。

奔波一天回到家,她打開臺燈,在桌上鋪一張8開白紙,把一沓草圖和筆記謄上去,“每個社區都得有一張完整清晰的地圖,有的一晚上能畫完,不好畫的就得兩晚上。”圖畫完了,她才能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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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外街道統計調查隊員朱豔萍(最右)。受訪者供圖

廣外街道一共有35個社區,朱豔萍和隊員們就手工畫了35張地圖,草圖更是數不清的厚厚一摞。“每個建築物都有編號,一個門、一個單元、一個傳達室、一個公廁都不能丟了。”

數據組把這些手工地圖謄到電腦上時,朱豔萍就在旁邊盯著,一發現錯誤立馬改正。朱豔萍知道,只有前期的建築畫圖準確了,才能合理劃分普查區域,才有利於普查員入戶摸底。

普查員培訓:資料像雪花一樣,進行模擬入戶演練

“想問問人口普查員什麼時候到我家?”今年9月,三里屯街道人口普查辦公室接到了居民打來的電話。

10月11日,普查員開始入戶摸底。在這之前,三里屯街道人口普查辦公室副主任張遠超正在忙著給普查指導員們做業務培訓,“普查指導員都在街道統一開培訓會,然後他們組織各社區的普查員進行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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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屯街道人口普查辦公室副主任張遠超。受訪者供圖

據張遠超統計,從八月底到十月初,各類培訓加起來有20多場。大到整個普查工作方案和流程,包括摸底、短表登記、後期的抽樣長表登記,小到每一張表該如何填寫、手機終端平臺如何操作,培訓都要涉及,“也要告訴大家一些入戶技巧,比如怎麼溝通更容易贏得信任,還有數據保密相關規定。”

培訓是所有普查員必經的環節。今年,東湖街道遠洋小區物業工作人員張雪接到通知,她將參與負責遠洋萬和公館小區的人口普查工作。

“這個小區是封閉式管理,我們平時就在小區裡面辦公,而且業主比較信任物業工作人員”,張雪覺得物業跟社區不分家,“能做的事情就要承擔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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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湖街道遠洋小區物業工作人員張雪。受訪者供圖

這是她第一次參與人口普查工作,生怕自己漏掉任何一個環節,導致普查過程中出錯。每次到社區和街道接受培訓,面對著雪花似的PPT,她拿著筆“唰唰”地做著筆記,“後來,我也不記了,就把手機立著錄像,因為我真的覺得每一頁都特別重要。”

張遠超還組織了實地演練。“我們找了一些志願者家庭,模擬演練入戶登記的過程。街道帶著指導員入戶,他們熟悉了過程之後,指導員再帶著各社區的普查員進行演練。”

他要保證,每個正式入戶登記的普查員,都參加過這樣的實操訓練,面臨各種情況時才能不慌,填表時才不會出錯。

入戶摸底:統一發放敲門專用手套,現實比想象順利

“您好,我是人口普查員,現在進行第七次人口普查。”從沒敲開過陌生人門的郭泰有點忐忑。

他是一家互聯網公司的白領,而現在,又多了一個身份——北七家鎮冠華苑小區的人口普查員志願者。此前,他看到黨支部招募,立即便報了名。

“一是因為這段時間我相對有時間和精力,二是因為工作原因,我和社會外界的交流不算多,對人口普查的瞭解也僅僅侷限在文字描述上。再一個,我個性上不是很喜歡跟陌生人交流。”郭泰想做出一點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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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七家鎮冠華苑小區人口普查員志願者郭泰。受訪者供圖

在北七家鎮冠華苑小區的人口普查員中,志願者佔多數,一共有50人左右。入戶前,每個人都收到了一個揹包,裡面有手電、手套、衣服、鞋套和普查員證件。

那雙抓絨的厚手套在指關節處有加厚層,郭泰看到後心裡突然湧上一股暖流,“這是敲門專用的手套,保護普查員的手不受傷。”

10月11日,入戶工作開始了。郭泰負責一個半單元的88戶居民,他有些顧慮,人口普查需要詢問身份證號、戶籍、學歷、人口數等隱私信息,“我們做的事情究竟能不能得到別人的理解和配合?”

現實比想象中順利,入戶第一天,郭泰敲了十幾戶的門,“大家還是挺配合的,我覺得是前期的宣傳到位了,大家都知道普查員要上門。”

有的居民很熱情,看郭泰趴在牆上記錄信息,便邀請他進去填寫;也有獨居的女生或老人比較警惕,門只開一個小縫,或者乾脆隔著門跟郭泰說“現在不太方便”,郭泰很理解,“如果這次人家不方便,我就多跑幾次嘛。”

“總體還是挺開心的。”郭泰笑著說。

普查外國人聚居區,小語種社工派上用場

電話終於打通了,聽筒裡傳來的語言有些陌生,工作人員皺了皺眉。

東湖灣社區社工段豔莉的日語終於派上了用場,她接過電話開始用日語詢問對方的名字、住址和學歷,她能感覺到電話那頭的中年男子很緊張,“他問我們是什麼組織,我就說我們是政府下邊的組織,然後我覺得他好像就很踏實了,如釋重負。”

幾分鐘後,她把這位居民的基本信息登記在了外籍人士專用的表上。這是段豔莉工作兩年來第一次用到日語,她也有點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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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湖灣社區社工段豔莉。受訪者供圖

東湖灣社區居住著至少幾百位外籍人士,以韓國人為主,也有一些日本人和其他國家的人。而同在朝陽區的三里屯街道也是外國居民的聚集地。從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開始,在中國長期居住的外籍人士也被納入了普查範圍。

三里屯街道人口普查辦公室副主任張遠超特意加印了多國語言的宣傳摺頁,“普查員拿著這些宣傳摺頁給外國居民介紹,涉及外國人比較多的小區,我們就派英語能力強一點的普查員入戶,實在不行就用手機上的翻譯軟件。”

張遠超還想了一招,他把普查員必備的自我介紹、人口普查工作介紹用英文打印出來,讓普查員拿著紙入戶。

“因為牽涉到個人隱私,而且很多外國人對中國的這項工作不太瞭解,有一些極個別的外國人不太配合,直接就關門。”但通過向物業、管家尋求幫助,反覆溝通,外籍人士的登記工作一般都會順利推行下去。

“這部分如果不登記上來,人口普查不是缺一大塊嘛。”段豔莉說道。

普查同時更新空巢老人數據,上門時間考慮住戶作息

袁岐注意到,面前的兩位老人有點耳背,說話也不是很清晰。

她是望湖社區黨委書記,這是她第二次參與人口普查,已入戶321戶。多年的社區工作讓她對老人和小孩格外關注,“一碰到他們,我就會不由自主地多做一些工作。”

袁岐問,“你們是空巢老人嗎?”兩位老人似乎有點害怕,也有些防備心。袁岐解釋,“我們也是為了您自己在家的時候能保證安全,後期我們可能會免費給你們安裝按鈴、煤氣報警器之類的。”

對面的兩位老人放下了戒備,袁岐做好記錄,方便之後進行服務。早前,袁岐就對普查員們提了要求,“人口普查期間也要收集空巢和獨居老人的信息,隨時更新數據。”

“因為老齡化越來越嚴重,社區裡空巢或獨居老人也越來越多,我就想著,能裝上一些配套設施的話就裝上。”袁岐帶領社區工作者,每週或每兩週進行一次回訪,“別讓老人在家出現意外的時候都沒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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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湖社區黨委書記袁岐。受訪者供圖

袁岐總是想得很周到。人口普查期間,如果是在工作日入戶,她一般會在晚上六點到九點之間,“這個時間段家裡一般都有人。”週末的時候,因為怕打擾居民睡懶覺,她不會去太早;午飯時段,袁岐就不再入戶了;考慮到很多人有睡午覺的習慣,她會在下午三點後再上門。“得考慮到人家的作息,敲門不能讓人討厭呀。”袁岐笑道。

周到也體現在對普查員的關心上,工作日的白天,袁岐會讓普查員們回家休息一兩個小時,為晚上的爬樓入戶保存體力,“晚上入戶都要到九點多,白天再盯一天,人是頂不住的。”

袁岐的貼心被小區居民看在眼裡。入戶的時候,常有認識她的居民熱情地把袁岐拉進家裡,給她倒水,讓她坐下休息,不讓她走。袁岐又感動又無奈,“我說不行啊,我晚上時間就這麼點兒,老坐這休息都沒時間做入戶工作了!”

有位近90歲的老人拄著柺杖來居委會辦事,對袁岐說,“你別去我們家了,怪辛苦的,我們家一共兩套房子,我都幫你核完了!”

每次遇到這種情景,袁岐都覺得,自己的心和居民們緊緊連在一起。

統計新生兒的老大姐:從人海“撈人”有成就感

“我父母給我起名‘建都’,就是希望我能建設好首都。”魏建都笑起來,非常爽朗。

廣外街道的統計調查員隊伍裡,65歲的魏建都是年紀最大的一位,大家都稱她為“老大姐”。她退休前曾在企業做統計工作,還曾參與過三次經濟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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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外街道統計調查隊員魏建都。受訪者供圖

今年,一接到第七次人口普查的工作,她笑稱自己“就和打了雞血似的,趕緊地幹。”

魏建都負責的一項重要工作是新生兒的統計,“這次人口普查要求把2019年11月1日零時到2020年11月1日零時之間出生的小孩都登記好。”由於人口流動性大,登記時常常遇到很複雜的情況。

“比如一年前,媽媽生小孩的時候在我們這的社區租房住著,但她和孩子爸爸的戶口都不在我們這。現在,這家人搬走了,但之前的一些資料都在我們這邊,我們就得打電話過去問問具體情況,孩子戶口落在哪裡了。如果戶口在我們這,我們就得登記。”

登記的數量會和派出所提供的行政資料作比對,如果有出入,魏建都就要反覆核實,這個過程繁瑣細碎又磨人,但魏建都總能從中找到樂趣和滿足感。

對魏建都來說,每次從人海里“撈”上一個人,把他登記在案,都是一種成就,她不允許有任何一個新生兒被落下。“我們都是上世紀50年代的人,可能現在趕不上潮流了,但我們這一代人有一種精神在,工作上堅決不能落後。我的工作,不管誰來查驗,都經得住。”

“這個意義是很重大的。”魏建都有著她的理解,“我們街道有35個社區,一個社區漏掉一個小孩的話,那就是35個,三年後,這就是幼兒園的一個班,六年後就是小學的一個班。那你想想,全北京、全國得漏多少個?”

“從宏觀上來說,國家要培養多少幼教、多少小學教師,如何制定政策,都和我們現在統計的數字息息相關,這個數字是有指導意義的。”在魏建都眼裡,這個工作看起來平凡,但卻是關係到國家大政方針和發展規劃制定的大事。

參與三次人口普查,從技術設備上見證中國科技發展

前四次全國人口普查分別在1953年、1964年、1982年和1990年進行。1990年以後,每10年,國家都要給全國的人口來一次清點。奧運村街道總裝社區書記吳國娟先後參與了千禧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的三次全國人口普查,是人口普查一線的“老人”了。

從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算盤到第七次人口普查的計算機,人口普查工具使用的歷史也是一部中國科技發展史。“五人普的時候,還沒有電子方法,全靠手工填表、抄錄。六人普的時候,每個社區只有一臺電腦可以錄入信息,一般就找一個專人來負責。”

今年,通訊設備的發展給人口普查帶來了新方法,“只要是簽過保密協議的普查員、指導員,都可以用智能手機或者PAD數據採集設備來上傳數據了。”

數據平臺的校驗功能也使人口普查的效率和數據的準確度大大提高,“有邏輯關係不對的,平臺會馬上提示你,比如子女和父母的民族不一致;有的夫妻離異,男方再婚的妻子可能年齡偏小,和他子女年齡差不太多,系統也會提示再次確認年齡。”

通過後期全國各省市上傳數據的比對,也不會出現一個人重複在兩個地方登記的情況,“我國人口流動性很大,人口數量也多,人戶分離的情況很多,通過系統校驗就不會出現登記重複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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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村街道總裝社區書記吳國娟(右)。 受訪者供圖

吳國娟今年56歲,一直都在社區做書記。三次人口普查期間,她的人生走過二十年,“這份工作確實比較辛苦,披星戴月,天天走訪住戶,但是累並快樂著。”

“全國人口普查,能幫助國家掌握過去十年來人口的分佈情況、受教育程度、老齡化程度、流動人口狀況、常住人口狀況、婚姻生育情況,還能知道哪些人從哪裡走出來、奔去了哪個城市,哪些城市需要再投入發展。”想到自己在為國家掌握人口大數據做貢獻,吳國娟感到自豪和榮幸。

“數據要精確,一個都不能少。”

新京報記者 彭衝

編輯 劉倩

校對 李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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