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更好地開展“書畫進萬家”公益活動，促進與提高全社會的文化氛圍、普及文化知識、提升中國百姓對書畫藝術的濃厚興趣及鑑賞能力，讓廣大藝術家快速找到“知音”從而激發百姓對書畫藝術品的收藏慾望、活躍書畫藝術品流通市場，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格桑花慈善基金及墨筆文化網決定自2017年11月10日起在線直播格桑花開“書畫進萬家”公益大講堂視頻欄目，主要內容包括“書法賞析”“國畫賞析”“金石傳拓”等三個核心板塊。誠摯的邀請各位書畫藝術家老師做客直播間，參與公益授課，普及中國傳統文化知識，弘揚中國夢！
第一期《書法鑑賞》崔靖老師為我們講述一味中藥“龍骨”引出的驚天秘密——甲骨文！
第二講：承前啟後的標誌-西周早期金文上乘之作《大盂鼎》
第三期：從吳昌碩追述石鼓滄桑及欣賞
第四期：小篆之祖李斯及《嶧山石刻》
第五期：隸書探源
第六講：書之初—竹簡
第七講：漢簡之最-居延木簡
第八講：古隸精華-馬王堆帛書
第九講：隸草名篇---石門頌
第十講：《華山碑》-見尾不見首
崔靖
《墨筆講堂》公益講師—向經典要智慧
北京墨筆文化特聘藝術顧問
崔靖，1954年10月出生。漢族。祖籍山西。筆名:龍眠山客。號半聾 。北京墨筆文化特聘藝術顧問，中國國典書畫院會員。文化部國禮文化發展委員會國禮書畫院理事。中藝藏教育培訓中心客座教授。中國書畫家協會理事。中國書畫院院士。中國道教協會道家書畫院藝術委員。中國五老書畫院高級院士。北京市豐臺區美術家協會會員。北京書法學校特聘書法教師。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見尾不見首”的《華山廟碑》，為什麼這樣形容呢？因為我們只能看到此碑拓片，而看不到原碑。在說之前，先說一段文房中的佳話。大家知道，文房四寶中除湖筆、徽墨、宣紙外，硯池亦向來為書家所珍愛。唐代以前多用瓦為硯，且無文字鐫刻。稍後漸用石為硯，硯材均選自歙縣、端州和婺源所產之佳石。自宋代東坡、山谷作硯屏及勒銘於硯，選石琢硯與鐫刻文字逐漸趨於盛行。乾隆年間的伊秉綬曾為其摯友蔣伯超題：“惟硯作田，鹹歌樂禾。墨稼有秋，筆耗免稅。”銘文鐫於硯，傳為佳話。在揚州博物館有展出的端溪巨硯一方，則是清代嘉道年間兩廣總督阮元的家藏遺物。
阮元可是清代的一個大人物。阮元（1764～1849）字伯元，號芸臺、雷塘庵主，晚號怡性老人，籍貫江蘇儀徵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先後任禮部、兵部、戶部、工部侍郎，山東、浙江學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撫及漕運總督、湖廣總督、兩廣總督、雲貴總督等職。歷乾隆、嘉慶、道光三朝，體仁閣大學士，太傅，諡號文達。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經史、數學、天算、輿地、編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著非常高的造詣，被尊為三朝閣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
揚州邗江區公道鎮有阮氏家宅、阮公樓和阮氏宗祠。阮氏宗祠位於公道鎮南。阮元摹刻的西嶽華山廟碑和巨硯同置於北湖祠樓阮氏住所內。該祠樓毀於清末民初。1956年，揚州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和揚州博物館籌備處通過開展文物普查，於1957年將該碑與巨硯運至揚州博物館收藏。巨硯呈紫色，質地滋潤細膩，通長95釐米，寬55.5釐米，厚4.5釐米。硯池條狀，長36.5釐米，寬4釐米。硯堂寬36釐米，高32釐米。據硯中所鐫題記，硯材購自廣東，後經其子阮福於道光三年（1823）覓工雕琢而成。造型碩大，實屬罕見。在硯之右側正中處鐫有“端州七十三歲老工梁振馨刻”隸書一行。刻工雖己年逾古稀，然其對巨硯的設計造型和所鐫之千餘文字刀法之精湛，仿書體之逼真，令人讚歎。從刻工技藝的純熟，選石的優良，題記書法的工整，堪稱三絕。
在巨硯的正面硯額上是道光三年阮福恭錄的成親王《詒晉齋詩》和阮元《文選樓詩》及其題記。
詩文28行，727字。巨硯背面是阮元“摹漢華山碑缺字於端溪石版”之上，其下為阮元題記，20行190字，全文如下：“嘉慶十四年，餘摹刻漢延熹華山碑未翦本於北湖祠樓，其右方缺石一函，全缺者七十八字，半缺者三十三字，因以家藏歐陽文忠公華山碑跋墨跡摹補於空缺處。俄入京師，得見成親王所藏已翦本，雖無碑額題名，而餘碑缺字，彼皆未缺，遂借鉤入未翦本空缺處。道光三年在廣州購端州巨硯材，復摹刻成親王本來缺之字及後銘祠內"民說"二字，同置祠樓。若兩石並拓，遂成全碑矣！好古者以兩拓本翦補合裝為一碑，可留歐公書，而分裝之亦可。北湖老人阮元記。子常生、福、右、孔厚侍。”從刻銘可知，此硯乃阮元、阮福父子兩人分別製作而成。道光三年（1823）阮元先在廣州購得端州巨硯版，並在硯版背面摹補了華山碑的缺字。然後由阮福在硯版下面刻製出硯額硯池等，並在硯額之上刻詩文和題記。阮福是阮元的第三子，字賜卿，號喜齋，又號萌生。官至甘肅平涼知府，候選郎中。阮福受其父影響，十分愛好金石考據，用力甚勤，著作有《孝經義疏補註》、《滇南古金錄》和《兩浙金石志補遺》等。從巨硯的造型來看，它不是一件實用品，而是一件很有觀賞價值和精緻難得的書法石刻工藝品。
阮元是清朝非常重要的一個大臣，他歷經乾隆、嘉慶、道光三朝皇帝，地位屹立不倒。最為重要的是，這三朝的皇帝都非常地欣賞和重視他。在阮元生平中可以看到，阮元的一生幾乎是平步青雲，仕途非常的通暢。阮元出生在一個官宦世家，拿到今天來說也就是阮元本身就是一個高幹子弟，他有著良好的家教，為後來的建功立業打下了堅實地基礎。阮元的祖父是武將，從小教他武學方面的知識。父親也在朝為官，讓他熟讀《資治通鑑》，教他謀陣布略之功。母親則教他詩歌、經學方面的知識，因此從小他就在家人的薰陶下有著良好地素養和文化底蘊。
阮元年紀輕輕就被點了翰林，後來又當過各地的學政大人，也就是相當於我們所說的省教育廳廳長一類的級別。後來又到各地當總督大人，最後升任大學士、少傅，可謂福澤深厚，一生官運亨通。他無論在哪個地方當官，都極為勤勉和清廉，總是要先將當地治理平穩，然後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業餘時間他還鑽研經學、金石等，一生輝煌無數。留下來的字畫詩歌也有很多，實現了真正的立德、立言、立功，成為這方面的典範，在八十六歲的時候離開了人間，道光帝賜予其“文達”的諡號。他留給世人勤政、愛民、勵精圖治的印象。
阮元所處的時代能人輩出，而阮元就是那個時期一個低調做事的典範，他一生付出了很多，卻一直謙虛低調的做著自己。道光帝甚至給予他“完人”的稱號，可謂對他是推崇備至。一個臣子能夠得到皇帝如此讚譽，可見阮元的成就非凡。阮元的一生可謂是勵精圖治、勤勉清廉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清廉律己。無論他到哪個地方為官，都是嚴格要求自己，不收取下屬的一分一釐。每逢生日的時候，他都躲起來，以免的下屬想盡辦法地去送禮。二是學術方面。他一生創作了經學類的著作多卷，校勘學多卷、方誌多卷甚至還有天算學類的著作，一生學術成就非凡。三是極力推崇漢學，因為他覺得漢學比較接近於孔孟真理，對於真理，他盡力去追求。四是在經學、金石、小學、天文歷算等方面也有著極高的造詣和成就。五是平定地區內亂、遏制鴉片、打擊盜賊勢力，非常具有武將精神。可以看出無論是雄韜偉略還是經史人倫，阮元都是得心應手，這與他從小得到個全方位的教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可見一個家庭環境對於一個孩子日後的成才是至關重要的。正是良好的家教使得阮元成為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一代完人。
阮元作品非常多，而且大多數的阮元作品都得以流傳下來，給後人留下的巨大的財富。阮元作品當中比較出名的有《經籍纂估》《十三經注疏》《皇清經解》等，這些都是阮元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寫成了的，可見其文學功底的深厚。乾隆曾經下令收集《四庫全書》，後期阮元在民間繼續搜索了剩下的《四庫全書》，寫成《四庫未收書提要》，成為四庫提要後的第一本名著。阮元的一生勤於學習專研，他的涉獵範圍很廣，早歲編集金石書畫目錄，為《石渠隨筆》《山左金石志》《兩浙金石志》，晚年的時候寫成了《疇人傳》五十九卷，是中國曆代天文史算家必看的經典作品之一。阮氏也很重視修志，所修志書著名者有《浙江通志》《廣東通志》等。其中《揚州圖經》是用圖來表述經學的，是歷史上的首創。阮元的文集是《揅經室集》五十七卷，另外他還有很多書法著作、涉獵非常之廣，這些書法理論著作都是我國書法史上的重要著述，是我國古典文化中的瑰寶。
漢代碑刻《華山廟碑》
注意一下，我們翻來覆去說阮元，迴歸主題，還是要說著名的漢代碑刻《華山廟碑》。西嶽華山，險峻異常，自古被認為屬仙山之類，所以華山之上廟宇寺院眾多，寺廟之內碑刻碣石樹立其中；華山廟宇碑刻眾多，其中漢代華山廟的漢隸碑是目前惟一有拓本的。只見拓本不見碑。可謂‘見尾不見首’。拓本上的字，方整勻稱、氣度典雅的漢隸究竟為何人所書？是廣為認可的蔡邕，還是作者有意已經將自己的姓名放在了碑刻上？華山廟碑久已被毀，但到底是官員害怕受批評而故意敲碎？或者是在天災中毀於一旦？兩漢隸書，莊重典雅，有肅穆凝重的廟堂氣息，漢代是隸書崛起興盛的時代，誕生了一個蔚為大觀的漢隸書法時代。漢代的隸書石刻存世不可謂少，但是存世的華山漢代隸書卻沒有，只有一冊華山廟碑的拓本向我們展示當年在華山之上仙氣與典雅並重的隸書風采。
那華山廟碑究竟是怎麼樣的呢？華山的碑刻又是如何被毀的呢？話說明朝萬曆朝時，著名的金石學家趙崡為了撰寫《石墨鐫華》，帶著紙墨四處尋找著名的碑石來進行拓寫。根據宋朝人的記載，在華山上總共有五塊漢代用隸書書寫的石碑，而隸書的成熟和鼎盛時期正是在漢朝，所以說這五塊石碑都是不可多得的精品。可是當他到達華山後，卻發現這五塊石碑統統都不見了，根本見不到真跡。即使退而求其次的尋找華山碑刻的拓本也很困難。千辛萬苦最終還是在關中發現了一本拓本，即東肇商所藏的《舊拓華山廟碑》一冊，終於讓趙崡見識到了漢代華山碑刻的風采。此後漢代華山碑刻便憑藉“華山廟碑”的拓本流傳開來。根據華山廟碑的拓本，我們知道華山廟碑全稱《漢西嶽華廟碑》，東漢延熹八年(165)立，是當時的弘農太守袁逢遵照古制主持重修廟宇，後袁氏遷京兆尹，繼任太守孫璆於四年後完成此項工程，並樹立此碑。唐宋時此碑保存尚完好。碑額兩旁有唐人李商隱、崔知白、李德裕等人題名，碑右下方有宋人王子文題記。明嘉靖三十四年陝西發生大地震，《華山廟碑》因兩度修繕西嶽廟等原因，於嘉靖三十六至四十一年間失佚。此後學者、書家對其雙鉤、補摹、重刊不知凡幾。現存清代錢實甫復刻碎石四塊，而現存廟中的碑石乃陝西人民政府2007年根據已經磨損的舊碑文重新刻就的隸書，22行，每行37字。華山廟碑主要講述了漢朝建立之後幾代皇帝，修建祭拜天地的廟祀宮殿的事情。華山廟碑的隸書文字豐滿厚重，結體緊密，方正沉穩中寓變化，尤其是姿態各異的波磔，增添了文字的動感態勢。整體古茂流麗，深受諸多書家學者的推崇。自唐到明對此碑多有著錄，到清代對其考證、著錄、題跋益多。《華山廟碑》字體結體方整勻稱，氣度典雅，點畫有致，是漢朝隸書的代表。華山廟碑自拓本發現後，在傳播過程中有兩個問題，一直存在著爭論。
《石墨鐫華》
《石墨鐫華》
首先漢代的石碑極少有留書者姓名的，但我們看華山廟碑拓本的最後，卻發現有“遣書郎書佐新豐郭香察書”一句，正因為有這句話，所以學者們對到底是誰書寫華山廟碑歷來存有爭議。唐徐浩在《古蹟記》中主張書寫的人是東漢的著名書法家蔡邕，而上面最後一句話中的“察書”指的是檢查校對書寫的人，這個人叫郭香。但他並未提出充分的證據，說明何以是蔡邕所書。此說一出，影響甚大。如宋洪适《隸釋》、清顧炎武《金石文字記》、顧南原《隸辨》以及翁方綱《兩漢金石記》等，都沿襲徐浩的說法。明朝著名的金石學家郭宗昌和趙崡，對此說提出懷疑，而認為真正的書寫者就是郭香察。趙崡在《石墨鐫華》書前目錄中《華山碑》下，題“郭香察書”；郭宗昌的《金石史》則直稱《華山碑》為《香察碑》。現在的學者基本上確認郭、趙之說為是。
其次是關於華山廟碑到底是如何被毀，何時被毀的？民間流傳有三種說法：趙崡《石墨鐫華》中講，華山廟碑在明朝嘉靖年間(1522-1566)還存在。後來有一個縣令負責修建華山嶽廟的石頭大門，看到華山廟大殿上的題名者都是當時赫赫有名的人物，便有些誠惶誠恐起來，生怕修建的石門與名人題詞不配而受到批評。而當時華山廟碑已經年久失修，縣令認為這樣一件碑刻非但沒什麼價值更有礙觀瞻，於是下令將碑刻碎為石頭，用來砌石門了。郭宗昌則在華山廟碑的天啟元年（1621年）拓本跋中寫道：華山廟碑在幾百年之前就已經被毀掉了。而顧炎武指出華山廟碑是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毀於地震中的。這三種說法究竟哪一家是正確的呢，華山廟碑是何時被毀壞的暱？由於華山廟碑毀壞時間較早，而三個人所說的又都是傳聞，所以要找到事情的真相，就要另闢蹊徑，從別的地方入手。有一本叫《類編長安志》的書為我們找到華山廟碑何時被毀提供了一把鑰匙，此書是元朝人駱天鑲在1296年寫成的，是根據北宋的《長安志》加以分類、刪減並根據其他文獻重新增補而編成的一部新《長安志》，全書卷十是“石刻”卷，其中敘述了碑刻140餘種。這對於瞭解宋元時代關中附近的碑刻是有很大作用的。在此卷中駱天鑲也提到了華山漢碑，而且只有一條，記載的是西嶽石闕銘。在宋朝人的著作中，華山廟曾經有五座漢代的碑刻，分別是：西嶽石闕銘、華山廟碑、華山亭碑、弘農太守樊毅復華下民租碑、樊毅修華岳廟碑。而完成於元朝初期的《類編長安志》中卻僅僅記錄了西嶽石闕銘，這隻能說明其餘的四座石碑在此之前已經被毀，否則駱天鑲不應光記石闕銘而漏了其餘四座石碑。這樣一來，華山廟碑被毀的時間基本有了個大概，前述的三種說法，只有郭宗昌的說法比較接近，即華山廟碑在1621年的數百年前就已經毀掉了，相對的時間應該是在宋末元初的時間。至於是如何被毀的，恐怕還是脫不出自然損壞和人為破壞兩種。但如果要找到真正的原因，還是有一定困難的。雖然華山廟碑早已被毀，但傳世的拓本卻不少，彌補了石碑被毀的些許遺憾。
流傳傳世原石舊拓本有四：
一、長垣本，亦稱“商邱本”。因明代曾藏長垣(今屬河南)王文蓀處，入清後藏商邱宋犖處，故有此兩稱。其後為陳崇本、永理、端方所遞藏，後有吳讓之、朱彝尊、宋犖、陳崇本、翁方綱、阮元，何紹基，翁同龢等人題跋。為宋拓早本，後歸日本中村不折氏，現存日本東京上野書道博物館。
二、華陰本，亦稱“關中本”。明代曾藏華陰商雲駒、雲肇兄弟之墨莊樓，後歸郭宗昌、清代王宏撰，朱彝尊、端方等遞藏，帖後有郭宗昌、王鐸、翁方綱、錢謙益題跋，現藏故宮博物院，
三、四明本。原拓整張裱軸。為四明豐道生所藏，藏寧波豐坊之萬卷樓，又歸寧波天一閣範氏，入清先後歸榭山、錢大昕、阮元、端方等人，後歸香港胡惠春。1975年胡惠春捐獻文化部文物局撥故宮博物院藏。裱軸四周有翁方綱、陳崇本、阮元、何紹基等人題記，幾百年來不缺不爛，賴以窺見原碑全貌，為他本所不及。
四、順德本，即金農金冬心藏本，上有金農好友馬曰璐、馬曰琯兄弟“小玲瓏山館”鈐印數枚，故有“玲瓏山館本”之說。惜缺二頁計九十六字。晚清時，廣東順德李文田(1834-1895)督學江西,以三百金俸銀購得，成為他“泰華樓”中的珍品。曾延趙之謙從鉤本中補缺二頁，胡钁又從長垣本中重鉤二頁。光緒末年，兩江總督端方曾用盡心機,想從李氏之子手中收購此帖，但未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此拓本歸香港利榮森先生之“北山堂”，後利氏捐贈此帖,以慶祝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所新廈落成及文物館成立，現藏香港中文大學。以上四本均有影印本行世，另有香港《書譜》所刊貞漢閣藏宋拓本，實系偽本.四本各有優劣，長垣本拓字最完整，華陰本題款最多，四明本為整紙拓本，順德本拓印年代最早。
《華山廟碑》是漢代隸書成熟時期的書法作品。其結體方整勻稱，氣度典雅，點畫俯仰有致，波磔分明多姿，是漢隸中方整平正一路書法的代表作品。明郭宗昌《金石史》稱其“結體運意乃是漢隸之壯偉者”。清朱彝尊說：“漢隸凡三種：一種方整，一種流麗，一種奇古。惟延熹《華嶽碑》正變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長，當為漢隸第一品。”劉熙載也說：“漢碑蕭散如《韓敕》 (《禮器》) 《孔宙》，嚴密如《衡方》《張遷》，皆隸之盛也，若《華山廟碑》，磅礴鬱積，流漓頓挫，意味尤不可窮極。”是欣賞與學習隸書的最好範本之一，受到後代許多隸書名家的喜愛。
《華山廟碑》的書法賞析。在碑碣雲起的東漢，可稱為漢隸書法的典型。明郭宗昌《金石史》稱其“結體運意乃是漢隸之壯偉者”。清翁方綱說得更直接：“此碑上通篆，下亦通楷，藉以觀前後變之所以然，則於書道源流是碑為易見也。”劉熙載也說：“磅礴鬱積，流漓頓挫，意味尤不可窮極。”《西嶽華山廟碑》因其紀功銘德，莊重的“廟堂文字”，整飭端莊。其結體方整勻稱，氣度典雅，點畫俯仰有致，波磔分明多姿。雖以隸書寫成，卻篆意濃厚，兼有楷法，為漢碑佳品。清代隸書名家金農曾盛讚“華山片石是吾師”。嚴可均題曰：“如輕雲籠月，神骨俱存”。其碑額篆書婉麗多姿，而碑文隸書筆劃豐潤，變化多端，奇妙精絕，華麗優美、俊逸遒勁，整飭端莊。其字體方整勻稱，氣度典雅，點畫俯仰有致，特別是那象徵波勢的剛勁意味和痛快無比的筆致，一直為學習漢隸者所特別看重。何紹基把《華山廟碑》作為其習隸書的字課，而當代的劉炳森隸書也見《華山廟碑》真趣。東漢以後，隸書的體式由細長化為方整扁平，筆畫增加了波磔。這類隸書代表性漢碑有《禮器》、《史晨》、《乙瑛》、《曹全》等以及我們現在所講的《華山廟碑》。這幾個漢碑書法總體風格雖然大致相同，但《華山廟碑》在厚重、強韌等方面卻高出一籌。由於受儒家中和美學思想的整體籠罩，因而《華山廟碑》審美範式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早期漢隸方拙、奇古的傾向，將裝飾意味極濃的八分披拂做了有效的限制，而使其呈現出情理交融，文質彬彬的審美風範。在充分吸取漢簡帛書筆法飄逸的基礎上，又加以刀法的融攝，從而使體勢和筆畫呈現出刀筆結合所特有的遒勁的韻致。儘管如此《華山廟碑》書法依然含有大量篆書筆意。這充分說明東漢隸書不能完全擺脫篆書固有的影響。
《華山廟碑》結構緊湊，安穩勻稱，雖有一定規律，但沒有程式化，並不字字滿格，一成不變，而是字形大小錯落，變化多端，或方或扁，或收或放，平中求變，穩中求險。同字有不同造型，同偏旁有不同的寫法，同樣的筆畫能分別出不同的感覺。由於字形方少扁多，因而從整碑上看，有字距大行距小橫看緊湊成列的感覺。其在點畫方面有自己的特色：一是橫波頓挫有拉伸之感，中段細瘦而骨力不減，尾部著力鋪毫，平勢出鋒，富有節奏感，波磔雖有強調之意，然頓挫有致，得體得法；二是撇末呈上翹之勢，別緻靈動。捺筆波挑之勢伸展，意態舒遠；三是折鉤筆，輒用上寬下窄之勢，似戴紳士之冠。鉤末含蓄凝練，間或有少數出鋒，以示變化；四是“走之底”，都是雙點走之，雙點的用筆各有變化，而“走之底”捺筆開展，順暢且富有張力。我在這裡，依據故宮藏“華陰本”來為大家現場選臨寫幾個字，體味一下上述幾個筆畫在字中形態與美姿。
在欣賞《華山廟碑》時，我們必須體會此碑的歷史背景與技法以及帶有篆意的特點。要特別講究其筆畫質素，不可一筆帶過，須從風化而出現寫刻不工整或筆畫不大清晰等中尋求其最佳神與意的審美效果。
這裡著重介紹一下藏於故宮的華陰本。華陰本原為明萬曆年間華陰東肇商、東蔭商兄弟家藏，天啟元年郭宗昌獲得，命人重加裝裱，作紅木匣盛之。清初歸王弘撰，著名學者顧炎武嘗往訪之，為作考辨。乾隆年間，先歸黃文蓮，後歸朱筠。嘉慶年間，朱筠之子朱錫庚重加修裝。道光年間，梁章鉅與廣東洋商爭購此本，梁重值得之，轟動京城，甚至傳到皇帝耳中。同治十三年，李文田訪梁校讀華陰、順德二本。光緒年間，此本與長垣、四明本皆歸端方所有。民國以後此本歸吳乃琛。建國後，由故宮博物院珍藏。華陰本《西嶽華山廟碑》為白麻紙濃墨拓，剪裱十九開。碑額一開半，每半開二字；碑文十七開半，每半開三行，行六字。硬木封面、帖匣上鐫刻名人題識殆滿。冊前朱文翰篆書題簽“漢延熹華岳廟碑”，冊前後綴40人題跋、39人觀款，冊內鈐鑑藏印45方。明代以來名流，如郭宗昌、王弘撰、錢謙益、王鐸、沈荃、黃文蓮、錢大昕、黃鉞、馮應榴、翁方綱、朱筠、阮元、梁章鉅、王瑾、張謇、李葆恂、曾樸、劉鐵雲、陳寶琛、羅振玉、楊守敬、勞乃宣、徐世昌等等，鹹留鴻爪其中。他們或短題，或長跋；或屬文，或賦詩；或品評欣賞，或考證研究；或就碑論碑，或借題發揮；書體或篆或隸，或草或行，林林總總，蔚為大觀。施安昌著有《漢華山碑題跋年表》（文物出版社，1997)皆為之系年，甚便研究。清末此本在端方手時，曾與長垣、四明本一起石印行世，上海有正書局據以翻為珂鑼版本。近年上海書畫出版社和北京文物出版社又曾影印華陰本,流傳極廣。
歷代臨習《華山廟碑》者不少。今天著重說一下“揚州八怪”的金農。金農，字壽門、司農、吉金，號冬心，又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耶居士等。別號很多，有：金牛、老丁、古泉、竹泉、稽梅主、蓮身居士、龍梭仙客、恥春翁、壽道士、金吉金、心廿六郎、仙壇掃花人、金牛湖上會議老、百二硯田富翁等。生於清康熙二十六年（1686），卒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據金農自述：“家有田幾稜，屋數區，在錢塘江上，中為書堂，面江背山，江之外又山無窮”。
金農天姿聰穎，早年讀書於學者何焯家，與“西泠八家”之一的丁敬比鄰，又與吳西林同時，與號稱“浙西三高士”交往薰陶，更增金農的博學多才。乾隆元年（1736）受裘思芹薦舉博學鴻詞科，入都應試未中，鬱郁不得志，遂周遊四方，走齊、魯、燕、趙，歷秦、晉、吳、粵、終無所遇。年方五十，開始學畫，由於學問淵博，瀏覽名跡眾多，又有深厚書法功底，終成一代名家。晚寓揚州賣書畫以自給，為“揚州八怪”之首。金農的一生，大半在坎坷中渡過，有時“歲得千金，亦隨手散去”。在困苦時也不得不依賴販古董、抄佛經，甚至刻硯來增加收入，也曾託袁枚，求寫彩燈，王昶撰《蒲褐山房詩話》記述金農，“性情逋峭，世多以迂怪目之。然遇同志者，未嘗不熙怡自適也”。卒年七十七，一作七十八。
金農博學多才，嗜奇好古，收金石文字千卷。精篆刻、鑑賞，善畫竹、梅、鞍馬、佛像、人物、山水。尤精墨梅。所作梅花，枝多花繁，生機勃發，古雅拙樸。代表作有：《東萼吐華圖》、《空捍如灑圖》、《臘梅初綻圖》、《玉蝶清標圖》、《鐵軒疏花圖》、《菩薩妙相圖》、《瓊姿俟賞圖》等。
金農是揚州八怪的核心人物。他在詩、書、畫、印以及琴曲、鑑賞、收藏方面都稱得上是大家。金農從小研習書文，文學造詣很高。濃厚的學養使他居於“揚州八怪”之首。但是金農天性散淡，他的書法作品較揚州八怪中的其他人來說，傳世作品數量是非常少的。他生活在康、雍、乾三朝，因此他給自己封了個“三朝老民”的閒號。金農初不以工書為念，然書法造詣卻在“揚州八怪”中成為最有成就的一位，特別是他的行書和隸書均有著高妙而獨到的審美價值。隸書中的“漆書”更富創造性，蒼古奇逸，魄力沈雄。他曾言：“華山片語是吾師”。在帖學盛行的時代，他能獨闢蹊徑，創立“漆書”新格，真可謂是書壇豪傑。
他的隸書《華山廟碑臨本》是最有力的說明。該帖字形以方長為主，但貴有長短參差，大小錯綜變化，凝練遒勁，果斷靈動，通篇充滿活趣。墨色極濃，以拙為妍，以重為拙，計白當黑，常常以濃黑的墨色與字間空白形成強烈的反差對比，尤顯精神。字多且小，寫“漆書”結體易平板，筆勢頗難展開，但金農有深厚的漢碑功底，高曠的襟懷，精深的學養，故書時能心手相應，不板不澀，時顯精彩，風神各異，變化多端，十分耐看。他的隸書早年是“墨守漢人繩墨”的，風格規整，筆劃沉厚朴實，其筆劃未送到而收鋒，結構嚴密，多內斂之勢，而少外拓之姿，具有樸素簡潔風格，金農的隸書以古樸渾厚見長。他首創的“漆書”，是一種特殊的用筆用墨方法。“金農墨”濃厚似漆，寫出的字凸出於紙面。所用的毛筆，象扁平的刷子，蘸上濃墨，行筆只折不轉，象刷子刷漆一樣。這種方法寫出的字看起來粗俗簡單，無章法可言，其實是大處著眼，有磅礴的氣韻。用筆率真，隨心所欲，點畫浪藉而又筆墨醇厚，粗頭爛服之間，透出蒼逸稚拙之趣，令人歎服。其字沒有輕重的線條變化和圓潤的轉折用筆，也沒有提頓中的波挑，以均勻的線條和方硬的轉折，書寫出類似單線體美術字的書體，卻又具有器形文字般的古茂，其書法的啟迪意義非常深遠。金農的“漆書”前人傳說是截去毫端來刷寫的，觀此原跡，其起落筆均豐富多變且有鋒芒，橫畫也粗細不一，下重筆後提收，至末部細如絲，卻圓勁有力，以截毫之筆即難達到如此細緻自然的效果。金農的摯友鄭燮贈金農詩曰：“亂髮團成字，深山鑿出詩，不須論骨髓，誰得學其皮！”是對金農藝術的最高最恰當的評價。下面我依據金農的臨本，把前面臨《華山碑》的幾個字找出來，現場再臨寫一下。大家可從中對比欣賞，加深理解。
下面最後一個環節，集《華山廟碑》字，現場創作一幅小品：吉祥康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