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智能化應急管理成為新趨勢
前不久發佈了大量文件，推動促進大數據應急管理發展。
2019年4月，國務院安全生產委員會辦公室、國家減災委辦公室、應急管理部聯合印發《關於加強應急基礎信息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構建一體化全覆蓋的全國應急管理大數據應用平臺。
2020年2月初，國家衛健委發佈《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關於加強信息化支撐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利用大數據技術對疫情發展進行實時跟蹤、重點篩查、有效預測，為科學防治、精準施策提供數據支撐。
2020年7月，《關於支持新業態新模式健康發展激活消費市場帶動擴大就業的意見》提出：結合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建設，健全政府社會協同共治機制，構建政企數字供應鏈，以數據流引領帶動物資流、技術流、人才流、資金流，有力支撐城市應急、治理和服務。
2020年伊始，突如其來的疫情嚴重衝擊我國經濟，造成前所未有的影響。大數據在聯防聯控、人員排查、協調各方力量、保障重要物資調配供給方面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比如，通過對城市間交通運行系統進行數據監測，瞭解疫情嚴重地區人群流動走向，查找疫情防控脆弱點和風險點，為城市公共衛生應急響應爭取了時間。
大數據是多樣性的數據集合，擁有傳統數據庫所不能分析利用的資源。運用大數據、雲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推動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創新，是把我國應急管理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重要支點，是推動應急管理智能化、現代化，釋放城市應急管理效能的必由之路。
二、大數據應急管理帶來新機遇
大數據可以通過快速創建、處理和分析數據來滿足應急管理的實時需求，將碎片化信息通過機器學習等方式進行挖掘、梳理，使其具有利用價值。大數據應用於突發事件的事前、事中、事後三個階段，為應急管理帶來模式的革新和能力的提升。
事前階段，大數據輔助預測，提高監測預警能力。大數據的關鍵是從因果關係到相關關係的思維變革，大數據的核心是建立在相關關係分析法基礎上的預測。危機預測要求監測風險點和危機源，然而它們正變得越來越不可控。除了自然災害外，我國的社會轉型造成社會公共危機事件頻發。一是從農民變為市民的城市化進程，使流動人口問題和社會矛盾加劇；二是從市民變為網民的信息化進程，使網絡輿情危機和網絡信息安全危機增多；三是從國民變為世界公民的國際化進程，使文化衝突、特殊人群管控和國際衛生事件管理更困難。應急管理的情境如此繁雜多變，依靠經驗決策、權力命令、信息壓制等傳統手段已無法滿足要求。大數據對這些多源異構數據的蒐集、分析和處理能夠填補應急管理預警能力的不足，它可從海量的數據信息中篩理出那些關鍵的信息線索，進而監測風險點和危機源。
事中階段，大數據輔助決策，提升應急處置能力。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論告訴我們，信息掌握、認知水平和時間限制都將影響到決策者的行為，迫使他們選擇“令人滿意”的方案，而非最優方案。大數據不但可抓取多樣式的數據，還可以通過總體分析而非樣本分析獲取總體信息，不再是隨機樣本量的控制，而是採用全體數據來統計分析，必然使決策更加科學。另外，在危機處理中，因果邏輯在短時間內不易查找，可以通過大數據的相關關係查找出危機事件影響的關鍵要素，進而干預和控制這些要素，對危機事件進行控制。其實，大數據處理應具有“要效率不要絕對精確”的理念，使應急決策信息的獲取更為快捷，應急處置也會更為迅速。
事後階段，大數據輔助配資，提升救援重建能力。在災後救援過程中，亟需資源配置最優、資源整合最快、自組織能力更強的方案。例如在城市交通事故、群體性疫情的爆發、冰雪、暴雨等自然引發的城市洪澇等情況下，大數據可通過應急管理平臺完成救援路線的設計、救援人員的安排、救援物資的配置，讓危機後的損失達到最小化。另外，大數據技術可處理個性化的數據，追蹤危機相關者的個性化需求，可以推送更有針對性的援助和服務。
三、從應急治理到應急“智”理
傳統應急管理體制面臨困境。我國現行應急管理體制重視“一案三制”建設，2007年頒佈的《突發事件應對法》確立了“統一領導、綜合協調、分類管理、分級負責、屬地管理為主”的應急管理體制。這一體制強調等級制的命令指揮鏈，由黨政領導來發揮權力作用。強調權力手段的同時，忽視了數據工具的作用，兩者間發生了嚴重的不對稱。應急管理情境要求數據抓取全面、數據傳輸快捷、數據分析準確、數據共享再利用，但是我國當前的應急管理體系中這幾個方面嚴重不足。除技術因素外，其中也不乏應急管理體制的梗阻。
大數據驅動消極被動的應急管理變為積極主動的應急“智”理。在大數據的驅動下，應急管理正向應急治理和應急“智”理轉變。應急管理是以政府為中心的一元主體思維模式，強調政府在應對公共危機中的預防和管控；應急治理是政府主導下的政府與社會各利益相關方等多元主體共同治理的思維模式，強調協同治理；而應急“智”理則是組織、人員、信息、資源等全要素共同治理的思維模式，構成了技術與組織制度的全景式知識體系，強調整體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