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婦”這個詞，最初是在中學的歷史課本中看到，老師也是一語帶過，沒有多說什麼
就像是我從小到大沒有接受過真正意義的性教育一樣。
如果當我們學到這時段的歷史時，老師能夠大大方方的對此詞彙加以正確的闡釋，我想，這些群體這些問題也不至於現在才被社會大部分人所重視，導演郭柯的母親也不至於說要賣房子籌錢來支持兒子的拍攝。
《二十二》給我的感覺，真實而又平淡，沒有煽情，沒有激憤，只有安靜的敘述。
有這麼一位老人，她叫韋紹蘭
年輕時連帶女兒一起被日本兵帶走，現在講起被抓走的那天，臉上還是會泛起恐慌的神情，這是會糾纏她一輩子的噩夢。
她找準時機帶上女兒從日本兵那裡逃走，走了兩天兩夜回到家，丈夫說“你還知道回來”。 後來發現懷了日本兵的孩子，她吃藥想要打掉，後來及時被鄰居家阿嫂制止，於是生下了“羅善學”。
羅善學恨了日本人一輩子。在他童年時，朋友們罵他是日本人，孤立他欺負他；在他要成家時，姑娘們說“嫁個什麼人不好，去嫁日本人”。如今，70歲的他只能和90多歲的老母親相依為命。
記者問他，等他老了怎麼辦，他說“沒人照顧我，我喝藥自殺”。
鏡頭裡的羅善學，和韋紹蘭很不一樣。韋紹蘭面對未來的生活呈現出一種積極的狀態，對過往，也沒有表現出過多的憤恨。但是羅善學讓我感覺消極以及激憤，他憤憤的說當年那些人該給他應得的賠償。
仔細想想，也理解了羅善學，韋紹蘭至少在她的後半生得到了家人和鄰居們的理解與接受，但羅善學一生都揹負著罵名，一生都在受著歧視與白眼。
韋紹蘭老人每三個月去政府拿一次補貼，一次拿90元，她每天只能吃白菜，她說“白菜便宜”。鏡頭裡她抹著眼淚說“我苦，沒有比我苦的了”。縱使是這樣悲悽的一生，她也沒有想過結束自己的生命。
她說“人生只愁命短不愁窮”。
她說“這世界真好，吃野東西都要留出這條命來看”。
影片的將要結束時，記錄了一位老人的葬禮。
土山路、白壽衣、舊棺木
在運送棺材的路上，鄉親們鳴了幾門響炮，像一聲聲悶雷，炸裂了安靜的空氣，彷彿為老人炸開一條通往天堂的路。
土包包上插著一根綁著白布條的細長樹枝
生命，就算完結
自1995年起，中國大陸24位日軍“慰安婦”倖存者、4個起訴案控告日本政府，原告方全部敗訴。《二十二》裡，一位早期調查幫助“慰安婦”群體的人說“早知道情況會這樣，我當初就不該打擾她們”。
讓“慰安婦”群體走入大眾視野，對社會來說，是進步的，但是對當事人來說，也許帶來更多的，是一遍遍回憶當初所帶來的痛苦。
影片裡一位老人說到“來採訪我的人多了，鄰居們就開始說閒話”、“採訪我的人問我問題，我都不和他們說實話”。
郭柯導演非常可敬的一點是，他在拍好電影之前，先做好了人，他知道自己正在做什麼，他明白老人們隨時可能崩掉的情緒，他小心翼翼不忍讓她們痛苦。下圖是截取自郭柯導演在知乎相關《二十二》問題的回答。
惡語傷人六月寒
也許，當初從慰安所中逃跑的少女中，有不少一部分回家後受不了旁人的風言風語最終選擇死去。我沒有真實的數據，這只是我一個人的臆想，但是我深知語言暴力的威力有多強。但願老人們不再被過多的打擾，但願她們平淡幸福的度過餘生。
時代，欠她們一份安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