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形象是國內公眾和國外公眾對該國的總體認知與評價。作為軟實力的核心組成部分，國家形象對綜合國力產生重要影響。
國家形象的構建，正是日本百年曆史中非常值得研究的現象。
“明治維新”與“脫亞入歐”
1868年的鳥取伏見之戰，新政府軍以少勝多，重新確立了天皇政府的權威。西南各藩開始傾向朝廷，新政權內部討幕派掌握了主導權，而大商人集團也決定支持新政府。
伴隨著德川幕府勢力的被推翻，新的日本政府面臨著一個新的問題：新國家的價值取向究竟應是東方還是西方？
這一問題不僅是日本基於世界的重新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東亞、東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從歷史上看，東亞/東南亞地區所面臨的主要威脅，已經從西方的歐美列強變成了新崛起的日本。
當時的日本，在外交上有兩個主要方向：清政府與歐美列強。
薩摩派（日本舊海軍的基礎）主張日清協力，共同對抗歐美列強；而長州派（日本舊陸軍的基礎）主張對朝鮮採取強硬的態度，鼓吹“徵韓論”。
一開始的辯論，可能會出乎今天很多人的意料：薩摩派“日清協力”的主張佔據了上風。
1870 年7 月，太政官命令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等人，前往清朝進行有關邦交和通商的預備會談。
柳原前光
不過，在跟歐美列強就修改不平等條約的問題上，日本遇到了極大的阻力。從70 年代起至90 年代中期，幾乎沒有取得什麼像樣的進展。
為了在談判中佔得先機，明治政府可謂下足了功夫：
- 談判地點上，時而選擇在歐美，時而在東京；
- 談判方式上，時而是對各國單獨談判，時而是舉行各國共同談判；
- 談判順序上，時而先是美國，時而先是英國；
- 談判內容上，時而是主張法權與稅權同時收回，時而是先收回法權然後再收回稅權。
….
正所謂“弱國無外交”，一系列的歐美之行，深深刺激了負責談判的右大臣巖倉具視。
巖倉具視
他由衷地感受到了歐美列強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強大, 他認為，日清兩國再怎麼協力，也無法與之相抗衡。
在權衡利弊後，1871年，明治政府決定撕毀和清政府簽訂的《大日本國大清帝國修好條規》，選擇“脫歐入亞”，加入西方列強的行列。
而“維新三傑”之一的西鄉隆盛，更是提出了“失之於歐美之物，取償於朝鮮、滿洲之地”的觀點。
西鄉隆盛
由此可見，當時的日本想通過對外擴張路線，發展成為軍事封建性的帝國主義國家，將自己置於同亞洲各民族對立的地位。
不過站在日本的角度，對外戰略的變化可謂“重要重大”。這不僅意味著自己國際地位的提高，更可以名正言順地對外侵略, 縱橫捭闔於歐美列強之間了。
當時日本的議會
通過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日本最終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不僅消除了歐美列強侵略干涉的口實，更為“脫亞入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有學者認為，《大日本帝國憲法》的頒佈和外務省的誕生，就是“脫亞入歐”的典型案例。
1869 年8月，明治政府公佈了《職員令》, 設立外務省。
自此，明治政府在處理對外事務上逐漸走向正規化和機構化，也為後續與歐美列強之間不平等條約的修訂談判，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882 年，伊藤博文一行訪歐學習，促成了《大日本帝國憲法》的修訂。
憲法主要參照了普魯士的憲法體制，實行貴族院和眾議院的議會制，重視和保護工商業資產階級的利益。
一系列的舉措，證明了日本從國家制度上向西方靠攏。
伊藤博文
至於歐美列強對日本的努力，又做了如何的反應呢?
1869 年，日本同奧匈帝國締結的《日本國奧地利、匈牙利國修好通商航海條約》，裡面幾乎囊括了對歐美列強有利的所有各項條款，還承認了許多以前沒有的特權，可謂“集不平等條約之大成”。
可見，當時的歐美列強對日本是持有保留甚至是排斥態度的。
這即反映了他們想繼續保持在日本的各項特權的心態，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對日本身份定位的疑慮——“你們到底是那個部分的？”
因此，為了向列強遞上“投名狀”，日本決心採取更激烈的措施：
- 1874年5月出兵騷擾中國臺灣；
- 1879年侵佔琉球，將它變為日本的沖繩縣；
- 1876年2月，強迫朝鮮訂立了《江華條約》；
- 1894年，發動了中日甲午戰爭；
….
日本大本營研討侵略中國方案
1891年，沙俄宣佈西伯利亞鐵路開工，旨在增強俄國在遠東的影響力，削弱英國對東亞事務的主導權。
於是，英國開始拉攏日本以對抗沙俄。
1894年7月，日英在倫敦簽訂了《日英通商航海條約》，約定在5年之後，廢除英國在日本所享有的領事裁判權，這標誌著日本多年來外交努力的勝利。
就像當時英國外交大臣金伯利說的，“此約之性質, 對日本來說, 遠勝於打敗清帝國之大軍。”
很快，日本又與美國、意大利、俄國、德國等列強簽訂了類似的條約, 幾乎完全收回了領事裁判權。而歐美列強也終於承認了日本的獨立地位，並默認了其帝國主義國家的身份。
從此，日本的身就由被侵略的對象變成了帝國主義侵略者，其主要國家利益也由保護本國的政治經濟權益變成了侵略他國，尤其是東亞、東南亞國家的領土。
從“戰敗國”到“普通國家”
日本儘管是亞洲國家，但它的政治體制、經濟發展模式以及侵略擴張的對外政策，無一不是模仿歐美列強。
客觀地說，當時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舉措，是非常成功且意義深遠的。
它解除了幕府統治的束縛，使經濟實力迅速增強，並修改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保證了國家和民眾的利益。
並且，其反對殖民統治的努力和經驗，是值得東亞各國學習和借鑑的。
但是，日本在走向帝國主義道路之時，大概沒有想到後續的一系列反噬。
帝國主義國家的發展，是建立在對弱小國家的殘酷殖民掠奪的基礎上方能實現的。這無疑激化本國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間的一系列不可避免的矛盾。
當他們的人民得到充分覺醒之時，便是帝國主義國家的毀滅之日——二戰日本的全面潰敗，正印證了這一觀點。
日本《終戰協定》
在戰後很長一段時期裡，日本採取了跟隨美國的政策。
麥克阿瑟和裕仁的合照
進入20世紀60年代後期，伴隨著日本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尤其在經濟領域）越來越大。
1964年，日本加入經合組織（OECD），其自由主義國家的身份被歐美廣泛認可；而東京奧運會和大阪世博會的成功舉辦，讓日本國民自信心大震， “日本不再是戰敗國，而是發達國家的一員”。
東京奧運會開幕式
這時候，新的問題擺在了日本政府的檯面：如何從戰敗國走向正常國家？
反對殖民主義已經寫入了聯合國憲章，主權平等原則深入人心，赤裸裸的武力殖民侵略只會遭到絕大多數國家的唾棄。
而日本曾經侵略的對象也今非昔比：東亞、東南亞地區的經濟也在蓬勃發展，至於中國，早已擺脫了積貧積弱的形象。
1983 年，首相中曾根康弘明確提出了要做“政治大國”的觀點。
中曾根康弘，任期內曾參拜過靖國神社，晚年則呼籲安倍“正視歷史”
他在執政時期提出了“國際國家”構想和“戰後政治總決算”口號，力圖“擺脫戰後體制束縛”，使日本轉變為“政治大國”。
爭任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也成為當時日本爭取發揮國際政治作用的重要手段。自1969年日本外相愛知揆一在聯合國大會上表達了日本“入常”的願望後，日本頻頻發起攻勢。
愛知揆一
儘管“入常”最終不了了之，但他們仍爭取以非常任理事國身份擴大影響力。
另外，日本通過“四次防衛預算計劃”、“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等舉措，致力提升自衛隊力量構成與裝備水平。
有國際關係專家認為：
以中曾根等為代表的政治家提出的“政治大國”等理念的出現，以及在安保等方面的積極動作，標誌著日本的“普通國家化”戰略逐漸形成。
進入21世紀，日本“正面、積極國家形象的塑造”可謂成功。
2007年4月，美國《時代》週刊公佈的調查顯示，被調查的27個國家中，日本形象穩居世界第一。
同年，就美、英等12個國家對世界的正負面影響，BBC對27個國家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日本高居第二位。BBC的這份調查，從2005年調查發起到2014年為止，日本一直穩居前六位。
文明、乾淨、安全、廉潔等正面、積極的國家形象已成為各國對日本國家形象認知的主流。
但與之相對，因歷史問題、領土爭端等問題上，日本與鄰國的爭端卻有加劇之勢。
因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與歷史教科書修訂等問題，日本與中韓關係一度降至“冰點”，歷史問題成為新時期日本塑造國家形象難以跨越的阻隔。
參拜靖國神社的小泉純一郎
日本急於擺脫“自虐史觀”的努力同東亞鄰國對其正視歷史問題的強烈要求，變化成“難以調和”的難題。
譬如在日韓邦交正常化50週年之際，兩國政府意圖通過雙方的策略性退讓而一舉解決慰安婦問題，但日本政府的“表面友好”並沒有得到韓國民眾的普遍認可。
2016年9月，蓋洛普在韓國的民意調查顯示，認為“應該再協商”的調查者比重高達63%，日韓間的“慰安婦風波”並未因一紙協定而平息。
2016年12月，首爾的示威者舉著已故慰安婦遺像，步行至外交部抗議，呼籲儘快解決慰安婦問題
總的來說，戰後日本國家形象的過渡是比較成功的，但對歷史問題反省的逃避，又給這一成功塑造的正面形象蒙上了陰影。
但我們有理由相信，絕大多數日本的普通民眾，都是渴望和平，並尋求彼此間更深層次的互惠互利與協作發展的。
至於百年前的戰爭史，應該不會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