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我出生在河北農村一個貧寒的家庭。父親外出謀生後一走再也沒有音訊，母親帶著四個孩子艱難度日，我們經常連飯都吃不上。
為了讓我有口飯吃，不至於餓死，母親忍痛把我送給一戶人家當養女。算起來那年我八歲，論虛歲是九歲。又到了春季，吳村二月二有廟會，媽說帶我上廟去，到廟會可以看戲，我心裡美滋滋的，很高興。我興高采烈地走在母親前頭，想早點兒到廟會上。我家離吳村八里路，晌午前走到吳村南頭一個親戚家裡，給我介紹一個叫九瑞的姑娘，她大概有十四五歲，說是我表姐。
九瑞帶我玩，還給我換上一套薄花棉衣、花褲子，我心中也想：為什麼給我新衣裳？又為什麼待我這樣好？心裡納悶又說不出是怎麼一回事，有點兒疑惑也就高興不起來。接著給了我個白皮球，這是我夢寐以求的，在家時看財主家的孩子們有球打，而我沒有。
吃過中午飯，我在院子裡打球，好多人圍著看我打球，都誇我打得多，打得好。受到了讚揚，我就得意地一個勁兒地打球，只顧玩，不知道媽媽已經從後門走了。看到其他小孩打得也挺好，可沒有人誇他們，當時也不知道為什麼，事後想想才知道這是大人們設的“計謀”。
為了讓我能活下去，能吃飽飯，媽忍痛把我送給了別人。她是個堅強的人，雖然心如刀絞，但她只能硬著頭皮，強掙扎著離開吳村回到家裡。
太陽快落山了，我想起了要回家，開始找我媽，媽媽卻不見了。我問他們：“我媽上哪兒了？”他們說媽回家了，對我來說這真是晴天霹靂，我撒腿往外跑，連聲叫著找我媽。他們一幫人追上我，攔著我說：“追不上了，早走遠了，明兒再回吧！”
我非要追，一個年輕婦女就揹著我滿街走。我不停地說：“我要找我媽，找我媽……”她邊走邊說：“天黑啦，明兒再找。聽話，我明早送你……”
開始我和九瑞姐姐睡，以後就跟著那個年輕女人睡覺、吃飯。那年她只有二十五歲，嫁了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兒，不生養，就想要個孩子給她做個伴兒，也許她就安定了。
他們倆口子待我挺好，老頭是想用孩子把年輕媳婦給拴住了，好死心塌地的跟他過日子。他們家沒種莊稼地，是看園子的，有兩間矮小的土坯房。那院子挺大，有二三畝地，院子裡有口井，大概靠種菜生活吧。
可是沒過多久，這女人就病了。老頭兒很發愁，和他二嫂商量怎樣能使她的病好起來。後來，他們把我和那女人一起送到他大姐家住著，說是離開這家出去散散心。可她病得越來越厲害，起不來床，老頭兒把她接走了，仍把我留在他大姐家。
他大姐家有個孫女比我大兩三歲，知道我是客人，什麼事都讓著我，和我一起玩。等我再回到他家時，那女人被裝進棺材了，最後人是什麼樣子也沒看到。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她很可憐，年紀輕輕的，眉眼長得也挺漂亮，年僅二十多歲，讓她跟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兒生活，多麼不公平啊！
她心裡一直很苦悶。親戚們本想要我來給她做伴、解悶，拴住她的心，誰知我很倔，從來也不叫他們，也不和他們說話。
她去世了，我對他家沒用了，也沒人管我了。老頭兒一天到晚茶不思、飯不想，唉聲嘆氣地發愁。他也不做飯，我幾天不吃飯也沒人知道。不知為什麼，我發起瘧疾來，冷起來渾身發顫，燒起來熱得沒法活，渴了自己爬到水缸邊喝涼水，又想家，但不知怎麼能回家，心裡難過極了，有苦也無處訴。
媽媽為了我能活命，不得不狠心將我送人，要不是為了活命，她怎麼捨得把自己的親骨肉送人。送走我後，她白天強打精神做活兒，晚上常和姐姐唸叨我，暗暗掉淚。時間長了，不知養母對我可好，借到吳村趕集來看我，又不敢直接來，先到親戚家問問情況，我表姨才趕緊告訴媽：“吳家的女人死了，你趕快看看孩子怎麼樣了。”媽媽才來接我回家，二月二日去他家，五月初我就回到了自己家。
我見到媽就放聲大哭，由於病餓交加，我已經瘦得皮包骨頭，只剩一口氣了。我生怕媽不帶我走，抓住媽媽哭得喘不上氣來，直到聽媽媽說：“跟我回家，不用哭了！”我才慢慢地不喘了，心裡很高興，終於可以回家了。媽媽帶我回家後，瘧疾病不斷髮作，又無錢買藥，後來打聽到一個偏方讓我吃了，誰知道吃完我的病竟然好了。
回到家真好，再苦再累、再沒飯吃，能和媽媽和親人在一起也是幸福的。這件事讓我終生難忘。
■文/改編自《風雨人生》（呂景旭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圖片除圖書封面外均為配圖，圖文無關
■編輯/賈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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