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駐喀什領事館舊址
1912年春，有關革命的傳聞開始在喀什噶爾城裡散佈開了。中國內地城市官員被殺害的消息流傳到了新疆。在新疆，混亂局面首先在一個地方出現，然後又波及到另一個地方，離喀什噶爾越來越近，終於，這裡的官員也開始驚慌起來。他們把自己嚴嚴實實地藏在衙門裡，甚至藏身於地窖之中。5月5日是個星期天，我丈夫（英領事馬嘎特尼）前去拜訪袁道臺，他躲在衙門裡已好幾周了，傳聞說他藏身於一座牢房中。這位道臺心裡十分清楚，如果革命的火焰在喀什噶爾點燃，倒黴的首先是他。
我丈夫到了衙門，卻吃驚地看到袁道臺在那裡自由自在，比傳聞的要愉快多了。他告訴我丈夫他本人及其他官員們已給革命黨人送去了大量的金錢，所以他們希望這樣做問題就了結了。而我丈夫卻暗自思忖，心想這不過是一場漫長的敲詐勒索的開始。
袁道臺給我丈夫看了他佩戴的一個玉手鐲，並說：“你看看，這個精美的玉鐲有多美，純潔無瑕，渾然一體，只要玉鐲在，只要它不碎，我戴著它命就保全了。”
我丈夫回來後在花園裡喝茶時把這一切都告訴了我。他正在給我講述袁道臺的情況時，有人跑了進來，帶來了革命風暴已在阿克蘇爆發的消息，阿克蘇位於喀什噶爾以北，規模僅次於喀什噶爾。來人說那裡的官員都被殺了。我們知道，這場風波會很快波及到喀什噶爾，心裡在想著那位年邁可憐的袁道臺的手鐲到底能做些什麼。
兩天後，也就是5月7日，星期二清晨4點，我們正在熟睡，突然一位僕人叫醒了我們，說是從俄國領事館來了一個哥薩克土兵，告知俄國領事索科夫已經出門到我們這裡來了。我們立刻明白他為什麼這麼早來見我們，因為前一夜睡覺前，負責守衛辦公室保險庫的僕人就曾來請示我丈夫是否可以給他再派一個人，是否他們都可以帶上槍，因為白天城裡群情激奮，已是一派沸沸揚揚，人們到處議論著革命，僕人們緊張極了。
我丈夫立即跳下床，匆匆忙忙穿好衣服，揹著我把手槍放在衣裝裡。他讓我穿上衣服，也讓孩子們穿上衣服，並把領事館的人都叫醒。那時候我妹夫唐納德住在我們這裡，另外，英國的中國內陸傳教團的亨特先生也住在秦尼巴克（編者注：中國花園，英領館的駐地）。
沒幾分鐘，索科夫先生與幾個俄國軍官就來了。他們帶來消息說，眼下城裡正在開火，所有的城門均已關閉，因此誰也不知道里面正發生什麼事。
在緊要關頭，我的那些愚蠢的想法真是太奇怪了。當時我的一個念頭是，如果有人要來謀害我們，我和孩子們都應該穿上乾淨整潔的衣服。在清晨4點30分，孩子們和我站在他們面前，穿著一塵不染的白色衣服，好像專是為了出席一個花園聚會！這使俄國領事及其隨從都吃了一驚。
我們聽到幾聲槍響，但一切又變得死寂般的安靜，在這樣一個寧靜的夏日清晨，似乎不可能發生什麼令人可怖的事情。
就在我們坐下來吃早飯的時候，終於有一個人出現在城牆上，他說自己是革命黨的代表，手裡拿著一個大紅帖子朝我們揮舞著，我們的一個僕人趕忙跑了出去，他把帖子扔給了這個僕人。帖子上說，有一批官員已被處決，其中有那位可憐的道臺(儘管他戴著玉鐲)，還有他的夫人和縣官。這個人說，你們不必驚慌歐洲人是安全的。然而，由於城裡面群情激奮，很難控制局面，近幾天內最好待在家中，不要外出。現在發生的事只是中國人之間的事。
所以，我們把能找到的英國國旗都掛了起來，在秦尼巴克一共飄揚著5面國旗。我丈夫又給在喀什噶爾的英國屬民下了命令，指示他們在自己的房子門口也掛起英國國旗，由於這些人沒有現成的英國國旗，他們急急忙忙開始自己做，做出來的有些國旗不倫不類，樣子很可笑。
享特先生一身漢族人打扮，並梳起了一條辮子。我丈夫一再要他把這條“尾巴”割掉，換上歐洲服裝，不然的話，他會被誤當為漢人處死。享特先生個頭很高，身材魁梧，我丈夫的衣服一件都不合適他，所以我們派人專門到豪格伯格先生那裡借了一套衣服和一頂帽子，因為享特先生和豪格伯格先生一樣高大魁梧。就這樣，我們讓享特先生恢復了他本來的面目——一個堂堂正正的蘇格蘭人
到了中午時分，一個城門開了，一群逃難的中國官員倉惶逃了出來，跑到我們這裡來。他們是藏在馬車裡跑出來的。當地維吾爾人趕著車，這些當地人是這批落難官員的朋友。我們收留了這些官員，在花園中騰出了幾間房子供他們住，房子住滿後又在花園裡搭起了數頂帳篷。最後，逃到這裡的官員之多，已使我們無法再提供房子了。這些人到秦尼巴克時，衣冠不整，樣子極其狼狠。城裡的大街上到處都是革命黨人，他們揮舞著可怕的三刃寶劍，四處搜尋，寶劍上濺有令人毛骨悚然的斑斑血跡。
被處死的縣官的遺孀及他們年幼的兒子也在逃往秦尼巴克的第一批人中。這個女人可憐極了，她形容悽慘，她親眼目睹了自己丈夫被砍頭時的情景。革命黨人把她的兒子抓走要殺他時，她不顧一切撲到這些人跟前，乞求他們放過這個孩子，而這些人，當時還要收拾比孩子大的人，就放了他。她不停的哀號：“我什麼都看到了，我會永遠記住他們殺人的樣子！”還有一個可憐的婦女，生下孩子才數日，由於驚恐過度，她沒奶喂孩子，我給她送去了奶瓶和食物(那時候我們自已最小的男孩還不到1歲)。這個女人待在秦尼巴克的那幾天，病得非常厲害，她的孩子卻長胖了。有幾位官員，革命黨人出高價懸賞他們的腦袋，也跑到秦尼巴克，在花園裡的帳篷中住了好幾個星期。
過了5天，有一天深夜，兩個瑞典傳教士帶著一個打扮成維吾爾人樣子的人來找我們，他表情悲悽，被傳教士的僕人揹著到了秦尼巴克。待到他們把這個人背到我們的房子裡，我丈夫認出他是城裡一個官員，這個人從星期二發生暴亂後就失蹤了。他當官時欺壓人民，暴民們對他恨之入骨，發誓要抓住他，並且宣佈無論花多少錢也救不了他的命。他愁得發瘋似的，一直躲藏在一位心腸好的維吾爾打饢人的家中。那個維吾爾人把他藏在饢坑裡，整整藏了5天。每天打饢人設法偷偷給他送點饢才活下來。由於我們沒有保衛力量，所以不可能保護像他這樣一個劣跡斑斑名聲很壞的人，而在俄國領事館有60名哥薩克士兵，他能保住命的地方恐怕只有那裡了。
於是，我們給了他一些食物，我丈夫和他的弟弟就帶這位官員偷偷溜過農田，把他安全的送到了俄國人那裡。俄國人立刻把他鎖在了一間房子裡，誰也見不著他。過了數週，他假裝成一個哥薩克士兵，被兩個真正的哥薩克借送郵件的機會送到俄國，後來從俄國返回了在中國內地的家鄉。
就在城裡追殺中國官員的那天，暴民們找不到他，就把他年幼的兒子抓了起來，揚言要殺掉他。有個兇殘的傢伙把劍架到孩子頭上，砍了一道血印子，情景可怖，他的母親像瘋了一樣不顧一切撲到孩子身上，把他救下了，後來逃到幾個好心的維吾爾人那裡。
他們把她們母子藏在房頂上的草堆下面，躲了好幾天，那個孩子的傷口無法得到治療，蒼蠅不斷地在傷口上作祟，後來傷口上長滿了蛆。
瑞典傳教團醫院的護士們從一個患者口中瞭解到了她們母子的慘狀，勇敢地進城到處尋找，找到了她們，並且偷偷地把她們轉移到了傳教團的醫院，經過一段時間悉心治療，孩子的傷痊癒了傷口完全好了。後來，她們和其他幾個漢族婦女和兒童被送回了中國內地。這個女人對丈夫的下落一無所知，心想他肯定被殺掉了，過了幾個月，他們卻在湖南老家重逢了，她丈夫毛髮無損，想想這個重逢該有多少欣慰和高興啊！但是，像這樣的美滿結局，在喀什噶爾的官員家庭並不多見。
就在喀什噶爾舊城爆發革命的第二天，喀什噶爾協臺楊大人來到我家，與我丈夫商討喀什噶爾局勢。楊大人是為數不多活下來的中國高級官吏之一。突然，有人急急忙忙趕來，報告說喀什噶爾漢城也鬧得天昏地暗，那裡的中國官員正在遭受屠殺。楊協臺一下衝了出去，跳上馬，只帶了幾個人朝漢城奔去。在漢城城門口，他看見一群暴民正圍著一個漢族人準備殺掉他。楊協臺問他們這個人幹了些什麼，犯了什麼法，有人回答：“他把辮子剪掉了！”楊協臺說：“看，老爺我也剪了辮子，先把我殺了，再殺他也不遲。”暴民們對他的膽量敬佩不已，紛紛跪下向他磕頭，說是他們不能動這樣無畏的人一指頭。楊協臺說：“那麼，把這個倒黴鬼也放走。”暴民們照辦了。楊協臺發現，雖然提臺藏在衙門裡活了下來，但有幾個官員已經被害了。
就在那一天下午，我們接到從漢城發來的電報，說那裡的暴民已無法控制，正在向回城進發，來這裡燒殺搶掠，電報還說，這些人不會尊重歐洲人的。
看了這封電報，我們意識到必須做最壞的打算。於是，我丈夫告知英國屬民，要他們帶好值錢的東西，到領事館來藏到最易於守衛的大房子中；必要時，領事館的全部人員也要撤到那個房子裡去。我丈夫和他弟弟甚至私下商議過，如果暴民力量太大，我們無法抗衡時，如何能把婦女和孩子們先撤出去。這是我事後才知道的。我們準備好了一卷又一卷的繃帶，我把孩子們的衣服都包好了，而且把嬰兒的食品分裝進袋子裡，以防萬一，藏到事先決定好要去的地方，以便於使用。
領事館的僕人們和其他人員都用能找到的武器——刀子、棍子、舊刀劍，等等—武裝了起來。甚至我們的家庭女教師——克雷斯威爾小姐，也把一把菜刀和一根鋼棍藏在床上。事後有人告訴我們，瑞典傳教團醫院的一個護士甚至用一個裝滿鹽酸的大號注射器把自己武裝了起來，如果暴民們來襲擊她，她把鹽酸從注射器噴出去，噴到這群人身上，會使他們的眼睛瞎上好幾天，這真是自衛的一件好武器。做好了一切能夠做到的準備工作，我們好幾天都全副武裝，和衣睡覺，唐納德和亨特先生則輪流放哨，在房子和花園裡巡邏值班。
根本就沒有睡覺的機會，每一天白天過去後我們能夠躺下來休息一陣就很不錯了。一切都那麼平靜，太令人奇怪了，我們成天昏昏沉沉的，疲倦極了。突然，有一天半夜,3聲槍響，把整個秦尼巴克的人都震醒了，每個人的心像被敲了一下，我們一下子跳起來，全都跑了過來，大家想，這下子進攻可開始了。我們等著等著，但卻再沒出現什麼情況。後來，公雞開始打鳴，小鳥又開始在樹枝上撲來撲去。又是一個豔陽天，陽光又撒滿了大地。經過一夜的折騰，人人都緊張得受不了了，現在又聽到大自然萬物的聲音，我們的心情又放鬆了，此情此景，難以形容。後來，我們瞭解到暴民從新城已經出發了，但不知為什麼卻又撤了回去。對此，我所能做的解釋只能是借用但尼生（英國詩人）的話，“祈禱做成之事遠多於世人所夢寐以求”。這一次暴民們出發又撤回，並不是我們經歷過的唯次，有好幾次，他們已經計劃好在夜間起事，搶劫燒殺，但都沒有幹成。聽到的那3聲槍響，雖然使我們很緊張，卻是殺害道臺的那些人在把道臺的屍體裝進棺材時，舉行了一個必不可少的儀式，開了3槍以示敬意。那些殺害了道臺老夫人的暴徒，由於他們競向一個女人下手，也受到了同黨中其他人的嚴厲責備，這些人辯解說，當時正值破曉前，天很暗，他們錯把道臺夫人當成了道臺而殺了她。
喀什噶爾的革命爆發後過了一週，革命運動波及到了英吉沙(離喀什噶爾有兩天的路程)，他們計劃周密，預定要在某一天殺掉那裡的地方長官。這位長官終日生活在驚恐不安之中。就在要殺他的那一天，颳起了一場罕見的塵暴，塵暴經過了喀什噶爾，剎時天昏地暗，什麼都看不清了。我們看到塵暴呼嘯著越過沙漠，向英吉沙方向撲去。塵暴形成的沙柱樣子奇特古怪，英吉沙的人見到後一下子緊張起來，黑暗籠罩了那座城市，這次塵暴比人們記得的過去任何一次都要遮天蔽日，天空比過去任何一次塵暴來臨時都要暗得多，而且狂風大作，風勢洶洶，人們連站都站不住。英吉沙的革命黨人以為老天爺對他們要殺那個地方長官很不高興，所以決定推遲執行。在他們驚魂未定的時候，喀什噶爾的革命政府發來了命令，嚴禁再殺害任何人。就這樣，英吉沙地方長官的命保住了，再也沒有發生流血事件。
一開始，我丈夫和唐納德就騎馬在城裡轉了一圈，沒有人陪伴、保護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向中國人表明，他們既然已經向我們保證，我們是安全的，我們相信他們所做的保證。他們兩個騎著馬，表示什麼都不懼怕，這給中國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中國人點也不敵視我丈夫和唐納德，所以唐納德要求我讓9歲的艾瑞克和他一起騎馬出去轉一圈。艾瑞克當然高興極了，因為能夠到城裡去一趟。至於我，在這裡我必須說實話，當時對這件事並不怎麼情願。但是我想，艾瑞克騎馬出去在城裡轉一圈，如果有助於增強信心，那他必須去。他們騎馬到了城裡，出現在士兵們中，唐納德著實嚇了一大跳，那些士兵們團團圍住了艾瑞克，使他的馬不能前行。但是，士兵們圍住艾瑞克，只是表示他們看到這個孩子很高興，他們很友好地歡迎他。紛紛給他許多糖果和點心，中國人喜愛兒童的天性體現在了這樣一些人的身上，這些人在過去幾天裡幹了那麼多壞事。就這樣，接受了士兵們的禮物後，唐納德和艾瑞克騎著馬穿過了兵營，沒有任何人向他們表示敵意，欺辱他們。
我們的兩個大一些的孩子雖然完全認識不到在那些日子裡我們遇到的間題的嚴重性，但畢競知道到底發生了些什麼事，可他們並不發愁。孩子們對自己的父親完全有信心，相信他的權力可以處理好一切難辦的事情。克雷斯威爾小姐也是這樣，並且總是鎮定自若，足智多謀。有時候我自己自尋煩惱，總是想象天亮之前會有什麼不測事件發生。可是看到小孩子們睡得那麼香甜安詳，使我也就不再緊張了。
事態持續了兩個月，喀什噶爾被一個殺豬賣肉的屠夫和一個理髮匠統治著。為數不多的幾個大難不死的官員也完全掌握在他們手中。雖然新的統治者急於與我丈夫和索科夫先生建立友誼關係，但兩個外國領事館卻不承認他們的政權。
我們就這樣生活著，那些在領事館避難的人仍然呆在秦尼巴克。雖然想殺他們的那些人，完全知道領事館裡沒有一兵一卒，他們只要來抓他們，就可以抓走這些人，但是走到大門口，沒有一個人敢在英國國旗下闖進領事館。莊嚴的國旗代表著我們的國家，在秦尼巴克伴隨著我們，整整飄揚了6個多月，我們熱愛這些國旗。
最危險的時刻過去了，新城的提臺鼓起勇氣在新政府的一群衛兵的護衛下到喀什噶爾來看望我們。我認識他的夫人，也想對他表示我們的特殊友好之情，我就出來會見了他。他問我，在發生革命的那些日子裡，我是否不太擔心，也沒有受到太大的驚嚇，我回答道：“沒有，既然你們中國人已經向我們做了保證，我為什麼會擔心呢?他聽了這話似乎很高興。我丈夫又說：“另外，雖然你們要殺我們易如反掌，但這樣一來，英國政府事後就要和你們算帳。”接著，我丈夫轉身對擠在門口的士兵們說：“哎，你們聽見了沒有?英國政府要你們為領事館人員的生命負起責任，記住了沒有?這些士兵們表情嚴肅地互相點了點頭。這一切看上去有點孩子氣，他們的表情是那樣嚴肅，但又那樣令人好笑，我們再也無法板著裝出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了。
大約過了兩個月，一個團的俄國士兵來到喀什噶爾維持這裡的秩序。
俄國方面對喀什噶爾在軍事上表現出來的過分的熱情以及他們對局勢的誤解，使他們和中國人幾乎開火打起來，這些，對我們仍然是個刺激，也使我們感到不安。當然，俄國軍隊到來後，我們感到自己安全多了，而且有他們在喀什噶爾，也可以起到維持這個地區平安的作用。但是，我相信，這些軍人們會認為把他們調到這裡來的原因僅僅是藉口，是虛假的，而且這裡那種平靜、單調的生活一點也不對他們的胃口。俄國軍隊到喀什噶爾的那天，俄國領事館在這片綠洲邊上的一個花園裡(離喀什噶爾城有幾英里遠)為他們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歡迎儀式。喀什噶爾的所有歐洲人都收到了參加這個歡迎儀式的邀請。
在那些日子裡，我們太緊張了，現在有機會看到在樂隊引導下，穿過沙漠向我們走來的騎兵團陣容，可以想象的是，這對我們來說是個多麼激動人心的場面啊。
騎兵團的軍官們跳下了馬，接著開始了一連串的相互介紹，使在場的人大為驚異的是，提臺和革命運動的新領導人也乘車來到了這裡。
他們來這裡的背景是，我丈夫曾向提臺提出勸告，要是他反對俄國軍隊的到來，那是不明智的，最好他能把俄國軍人當成客人，以禮相待。
俄國騎兵團的上校指揮官對我丈夫說：“鬼知道這是什麼意思，我們原來想會一路打到喀什噶爾，而現在卻像老朋友一樣受到了歡迎！”
俄國騎兵團的大部分駐紮在喀什噶爾城幾英里外的農村，其餘的人則加入俄國領事館的警衛部隊。
但是，這些英勇善戰的俄國軍人們很快就感到他們的生活單調乏味，於是，在醉醺醺的哥薩克和中國士兵之間開始出現了小摩擦，繼而出現了零星戰鬥。接著，有一天夜裡，我們正要準備就寢，俄國領事館派來的一個信使告訴了我們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說喀什噶爾城的大門就要衝開了，我們應該做好防範騷亂，甚至一場惡戰的準備工作。讓俄國人採取這種緊急措施的原因是那天黃昏，在太陽落山之前快要關城門的時候，一群哥薩克士兵騎馬在巴紮上閒逛，每一年的這一天對中國漢族人來講，是一個特殊的日子，這一天，他們要在神廟或神壇前為故去的親人燒紙。這些哥薩克士兵對這種儀式很感興趣，於是紛紛跳下馬，站在附近觀看，而他們的馬卻沒有拴好。哥薩克土兵注意到在一所俄羅斯人住的房子跟前點著的一堆紙，燒得很旺，對房子構成了危險，就向燒紙的中國人提出了警告，中國人要求哥薩克人少管閒事，走開，一下子引發一場唇槍舌劍式的爭吵。爭吵中哥薩克忘記了他們的馬匹，突然，天空中響起了一陣轟隆隆的雷聲，把馬驚散了。這些馬立刻沿著狹窄的小巷子狂奔起來，衝出了城門，奔回了俄國領事館的馬廄中。這時正是太陽剛落山的時候，關城門的時刻到了，待到哥薩克跑到城門邊，巨大的鐵門已關上了，把他們關在了城裡，他們只好在城裡過夜了。
那些馬奔回了俄國領事館，而哥薩克騎兵卻沒有回去，領事館裡有人馬上跑去將此事報告給了領事本人，他聽到這個消息，心情沉重，雙手搓在一起，使勁搓了起來，大聲說：“天哪，可憐的哥薩克他們陷在城裡了，會被殺光的，我們必須營救他們。”
立刻有人去給城外的俄國軍營送去了命令，全部俄國士兵騎著馬一路飛奔到了領事館門前，人人摩拳擦掌，士氣高昂，因為他們覺得終於有仗可打了，終於有機會顯示一下他們的存在了。大約午夜時分，哥薩克士兵把城門敲了個巨大的洞，城門終於被打開了。
整個晚上，雷聲隆隆，大雨滂沱。但是，哥薩克士兵人人驍勇，爭先恐後地殺進了城中，不料連一個人影也沒找到，整個城市死一般的沉寂，人們或是早已入睡，或是跑到什麼地方避雨去了。那些惹出麻煩的哥薩克士兵們卻在一個茶館裡通宵玩樂，根本沒想到他們造成了這一場騷動和喧騰，到了早晨，進城的哥薩克士兵才找到他們。
俄國人覺得應該示示威，所以上校指揮官把一部分士兵部署在巴扎廣場上，又派了一些士兵爬上了艾提尕清真寺的房頂，這就把毛拉們惹火了。其他土士兵則在大街小巷巡邏，搜尋那些失蹤的士兵。就這樣，進城的哥薩克士兵在大雨中度過了這一夜，人人都
淋得溼透了。
中國官員們呆在修建得很結實的衙門中，暴風雨一點也沒傷到他們，他們到第二天早晨才知曉前一夜城裡發生的這一切。發現城門被打破了，喀什噶爾城被俄國土兵佔領了，這些官員們又驚又怒。
提臺立刻來見我丈夫，他怒氣衝衝地問：“這到底是什麼意思，這簡直是在宣戰嘛！我已經下了令，讓我們的士兵上城牆，把槍炮對準俄國領事館。”
我丈夫總是勸說中國人不要激怒俄國人，不然的話，他們會正中俄國人的下懷，讓俄國人佔便宜，所以，這一次他對提臺提出的建議是，他最好撤銷這道命令，把發生的事件看做是俄國人犯的錯誤所致，事實上，事情的真像本來就是這樣。
事情解決了，俄國人修好了城門！
中國人決定把一部分參加革命的士兵調到新疆首府烏魯木齊去，並且安排好這些士兵在1912年秋天的某個深夜從北門出城，沿著到瑪拉巴什（即今巴楚縣）的道路前往烏魯木齊。在巴紮上，人們毫無顧忌地談論著一部分中國軍隊撤出喀什噶爾城的消息，所以，俄國人極有可能聽到了這個消息。
那天晚飯後，我丈夫及其弟弟在俄國領事館外的一條路上散步，不料看到俄國哥薩克騎兵團的士兵已騎馬整裝待發。他們吃了一驚，我丈夫找到了俄國領事領事正與上校指揮官在交談。我丈夫讚揚了哥薩克士兵軍容整潔，很有精神，隨後又裝出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隨口問這麼晚了，哥薩克士兵出去做什麼。上校回答說，由於這些士兵最近很少訓練，今天他們出發到瑪拉巴什(巴楚)大道上進行一次演習。
瑪拉巴什大道正是中國軍隊的必經之路，兩支軍隊在夜暮中相遇，除了打上一仗，還能做什麼?
我丈夫回到家中，派了一個人送信到中國人那裡，他在信中說，中國方面沒有正式就派軍隊夜間出發一事照會駐喀什外國領事館，他對此頗感驚訝，並說俄國哥薩克騎兵團已出發到瑪拉巴什大道上進行軍事演習，在黑暗中很容易發生一場事故。
很快，中國方面就派了一個僕人帶來了提臺的拜帖並捎來口信說，原定計劃已改變，中國軍隊在明日上午8時從東門出城。這個僕人說完後又前往俄國領事館，把相同的口信捎給了俄國總領事。
第二天早晨，哥薩克騎兵垂頭喪氣地回到了他們的營地，整整一宿，他們坐在那條大道上等候中國軍隊，卻撲了個空。就這樣，避免了一場衝突。
後來，我們才知道這場波及全中國的革命運動是由一個龐大的秘密會社發動和組織的，這個組織在中國所有省份廣泛地建立了分支機構。
這個秘密會社的成員遍佈各個階層，各個階級，有佔據高位的官員，也有社會底層的窮光蛋。喀什噶爾的協臺極有可能是這個秘密會社的一個成員。正因為這樣，他的同僚們紛紛被殺，他卻有幸活了下來，而且在整個喀什噶爾都掌握在革命黨人手中的那些日子裡，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個龐大的秘密會社的偉大目標好像是推翻以發財為目的的那些人組成的政府，把政府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局面漸漸平靜了下來，舊政權再一次掌了權，那個殺豬賣肉的屠夫和理髮匠也掉了腦袋。而那些僥倖活下來的中國官員，花了大筆的錢才保住他們的性命，而這些錢是他們從人民手中巧取豪奪得來的。
喀什噶爾的革命黨人極為謹慎地避免與外國人發生摩擦。因此，在這裡的英國屬民和俄國屬民在革命中沒有損失什麼東西。
我丈夫在這一段時間的目標是避免在革命黨人和俄國軍隊之間發生衝突。由於已故的布坎南爵士(他那時是英國駐聖彼得堡的大使)對俄國外交部施加了壓力和影響，俄國軍隊在佔領喀什噶爾近兩年後撤了回去。（摘自凱瑟琳·馬嘎特尼《外交官夫人的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