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茉楠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不僅對全球經濟產生巨大沖擊，也對包括科學技術在內的各個領域產生廣泛而深遠影響，勢必加劇大國博弈、重構世界格局和秩序。
一，疫情將催生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
疫情將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對經濟形成壓制，但疫情之下數字經濟、數字服務卻顯現出強大的韌性，並加速催生了“零接觸”經濟。在線科技、遠成辦公、無接觸服務、無人配送物流體系快速發展。由於技術演進有很強的路徑依賴效應，因此，一些新業態、新模式未來很可能部分替代，甚至完全替代現有業態和模式，對5G、雲計算中心、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的需求將會呈現爆發式增長。此外，疫情後生命科學、生物製藥、能源技術也將迎來新一輪科技創新潮。
二，後疫情時代大國科技競爭將更趨激烈
從歷史經驗看，任何一次大危機後及其權力轉移過程中，西方大國為確保技術優勢不流失都強化國家技術主權與國家安全，強化國家主導力量和同盟體系。從“巴統組織”到“瓦森納協議”；從“技術協同計劃”到“五眼聯盟”， 再到美對華科技遏制與科技戰，大規模高科技禁運和排他性技術集團嚴重衝擊技術全球化，疫情之後可能全面加劇全球對抗性科技競爭甚至科技戰。此外，疫情結束後，儘管人員交流會逐步恢復，但上世紀末以來科技人才大規模全球流動，以及全球大量科技人才流向美歐的狀況，可能有所放緩甚至發生改變。疫情之下種族主義、排外情緒、歧視性行為蔓延可能導致海外的亞裔科技人才“迴流”趨勢進一步加強。
三，世界主要大國科技戰略走向發生重大變化
一是西方國家重新評估“去工業化”戰略。疫情衝擊正在加劇國家間的結構性洗牌，促使西方國家重新審視高度依賴“中國製造”的問題，加快科技產業鏈迴流、“去中國化”的進程，以及“再工業化”為主的世界經濟再平衡戰略。這將導致全球高科技產業分工中美歐等國佔據高科技產業鏈高端、中國處於中高端加工製造環節的國際分工格局被打破，全球科技併購、高科技貿易以及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科技價值鏈網絡將出現停滯甚至下降趨勢，科技“逆全球化”趨勢可能全面凸顯，使得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利用出口導向戰略中所蘊含各種形式的“出口中學習”、“學習曲線”以及“技術轉移溢出”效應受到嚴重影響。
二是各國進一步強化“科技主權”。疫情後世界大國將強化本國的科技自主權。中美貿易摩擦的實質，是作為創新引領的發達國家美國和作為創新追趕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之間的科技創新戰略競爭。目前，美各界對中國科技發展威脅美國領導地位已達成基本共識，但在具體應對措施以及如何協調各界利益訴求方面仍存在廣泛分歧。後疫情時代美對大國競爭焦慮加深，對華科技戰略很可能從“持續接觸”“協商解決”“部分限制”轉向“全面遏制”，並動用外交、司法、行政等多重手段推動“科技全面脫鉤”。而歐盟也將強化“科技主權”以此平衡來自於中美的競爭。
三是強化“國家干預模式”。後疫情時代主要大國可能重構科技體制，加強“國家干預”，強化其在科技產業發展中的主導力將成新趨勢。例如，特朗普政府緊急啟動《國防生產法案》力保戰略物資生產本土化；法國擬考慮動用“終極武器”——國有化等干預措施保護受威脅大型企業或重要經濟資產，這些採取的臨時性措施很可能被長期化、制度化。
四，後疫情時代不同經濟體勞動生產率將趨於分化
勞動生產率是產出與勞動投入量之比，一般取決於人均資本存量、平均受教育程度和技術進步等因素。雖然疫情後數字等新一代技術可以促進生產效率的提升。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尚未恢復到危機前的勞動生產率水平，發達國家勞動生產率明顯減速，很多國家勞動生產率不及2%。數據顯示，2019年，美、歐、日勞動生產率分別為1.06%、1.33%和-1.68%，不及上世紀60-70年代4%的勞動生產率均值的一半。比如，受經濟緊縮及人口老齡化影響，日本近年來勞動生產率停滯不前，不僅低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的平均水平，與各國的差距漸漸擴大。新興經濟體的中國、印度保持了相對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分別為6.26%和5.52%，但也相較於2018年有所下降。
展望未來，雖然疫情可能推動全球進入新一輪科技產業革命和創新潮，但疫情導致的全球經濟大衰退，資本產出率增速下降以及大規模失業潮可能對勞動生產率形成負向抵消。特別是發達經濟體大規模財政貨幣刺激推升債務率可能會嚴重影響包括研發在內的投資，導致短期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進一步下降。總體而言，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勞動生產率將進一步分化，那些經濟受打擊較小、有足夠研發投資空間，以及在數字經濟等新技術領域大規模投資及開展應用的國家勞動生產率將反彈或保持增長；反之，則可能長期低迷。
五，應對後疫情時代科技變局的“中國策”
（一）打造促進科技創新的“新舉國體制”。疫情加劇全球科技競爭、大國科技戰更趨白熱化，集聚新型舉國體制的強大制度優勢意義尤為重大。新型舉國體制的“新型”之要義在於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發揮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建議以“創新立國”為支撐，抓戰略重大、抓前沿尖端、抓核心關鍵、抓基礎設施佈局，加強各種力量戰略統籌。對於當前仍處於“無人區”階段的新興技術和競爭處於“白熱化”的顛覆性技術加大公共基礎研發投入，集中攻關。
（二）避免核心技術和核心原材料受控於人。在繼續推動開放式創新的同時，也亟待全面完善外資安全審查、“不可靠實體清單”、“技術安全管理清單”等重大保障性制度及其實施細則。推動核心技術攻關，圍繞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量子計算、生物醫藥等領域超前佈局。提升科技供應鏈主導權、控制權，對關鍵性的薄弱性環節要採取備鏈計劃，避免戰略高科技供應鏈中斷帶來的風險。
（三）加大研發強度和人力資本投資，提高提高勞動生產率。一是對基礎研究領域，企業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能力普遍投入不足，全面加大研發強度，提高勞動生產率；二是在重大創新領域優先採用研發加計扣除政策、採購先進生產設備、關鍵零配件、關鍵材料的本土化增值稅抵扣政策等重要舉措；三是全面加快推進與建設創新型國家相匹配的各層次人才培養體制。建立“再培訓制度”，進行大規模職業教育培訓，實現勞動力升級與轉型匹配；四是利用疫情後科技人才“迴流”的契機，積極制定吸引海外科技人才（特別是本國裔科技人才和留學生）回國的針對性政策。
（四）挖掘關鍵小國的科技外交與創新潛力。除創新大國外，進一步以重大關鍵技術為突破口，與關鍵小國建立科技戰略伙伴關係。未來在主要科技大國收緊技術轉移、加大技術保護甚至實施“技術封鎖”的背景下，要開闢“第三條道路”，深入挖掘以色列、瑞典、挪威、荷蘭等“關鍵小國”的特色優勢和科技創新資源，大力推動突破性前沿科研項目、重大基礎性研究與國內資源深度合作。
（作者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美歐所首席研究員）
責任編輯：徐芸茜 主編：程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