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吳自牧在《夢梁錄》中雲：
“焚香點茶、掛畫插花，
四般閒事，不適累家。”
焚香、烹茶、插花、掛畫，
被文人雅士稱之為“四藝”。
元人張貞居有散曲《水仙子》：
“歸來重整舊生涯，瀟灑柴桑處士家。草菴兒不用高和大，會清標豈在繁華？紙糊窗，柏木榻。掛一幅單條畫，供一枝得意花，自燒香童子煎茶。”
把這四種雅藝的神韻呈於紙上。
“四藝”之中，
花事最為清雅，
而最具意境的當屬
不受形式約束且清高脫俗的文人花。
文人愛花，
花又與精神之崇高相應，
正如君子自惜其才，
士人自珍其名。
文人插花，
源自唐宋，盛於元明，
講究清新脫俗，不拘形式。
“插花”一詞是今時之稱呼，
在古代則稱之為瓶花、瓶供。
沈復《閒情記趣》的初開句寫道：
“餘閒居，案頭瓶花不絕”。
自古以來，瓶中供花，
是幽棲閒居時的賞心快事，
也是文人性情雅俗的體現。
花之事
古人愛花，
由此便產生了插花這門藝術。
插花，就是將花木剪裁插置在花器裡，
欣賞花木姿容之美。
從唐代到五代，
是文人插花的發展期，
最早關心插花的文人，
從六朝開始，
有庾信、竹林七賢等人，
當時的插花，主張返璞歸真，
宣洩胸中的文人逸氣，雜花野草，
就地取材，信手拈來。
文人插花，
是以文學詩詞之心，
觀察自然，以花影人，
寓感萬物，物我兩忘時，
以花草為媒介，
宣洩胸中詩意，抒懷寄情。
文人插花，
從一枝花、一方木，
一角山、一汪水裡，
細微處見宏大，
清淺中見深刻，
即成為了玩賞的幽棲逸事，
又是別具意蘊的心象之花。
花之器
“器可載道，花可明意”，
在文人插花中，
花器尤為重要。
正如《中國插花簡史》所言：
“花器就像一方小天地，
容納了山川、池沼、湖泊等景緻，
提供了一個無限變化的空間。”
明代張醜的《瓶花譜》有云：
“銅器之可用插花者，
曰尊、曰瓶、曰觚、曰壺。
古人原用貯酒，今取以插花，極似和宜。
古銅瓶缽，入土年久，受土氣深，
以之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
開速而謝遲，或謝則就瓶結實，
陶器入土千年亦然……
春冬用銅，夏秋用瓷，因乎時也。
堂廈宜大，書室宜小，因乎地也。
貴瓷銅，賤金銀，尚清雅也。”
文人插花的花器，
以瓶為主（古銅尤佳，陶瓶次之），
忌金銀華麗；
以典稚、樸實、溫潤為要，
忌刺眼粗俗、勿太大或太小、勿形色繁褥；
以簡明、實用、美觀合乎自然本性為原則。
文人插花追求的擺設環境，
以樸實、雅緻、簡明、自然為意境，
最忌重裝飾、花俏、人工、誇張等風格，
天然几案、藤床、筆硯等均是不可或缺的配件。
花之道
對文人插花來說，
形式反倒在其次，
而意蘊是至關重要的。
每一種花材、每一個造型、
每一處彎折，
都與文人的心境息息相關。
無外乎明代文學家袁宏道
在《瓶史》中寫道：
“花妙在精神，精神人莫造，
寓意於物者，自得之。”
古代的儒士總是把哲思與花木、
與大自然相聯繫，
所以，
文人雅士常以花材影射人格。
如以梅之傲雪凌霜、蘭之幽懷若谷、
竹之虛心有度、菊之玉潔冰清，
作為“四君子”；
或以傲骨錚錚的青松、高風亮節的竹、
剛強不屈的梅，
組成“歲寒三友”，
比擬文人雅士清高、孤潔的性格。
將花卉賦予花德，
以花寓意人倫教化，
成為文人插花的重心。
對花悟道，弄花修身。
自古愛花之人多平和淡然，
想來應是浸染了大自然的靈氣吧！
文人插花善取捨，
多留白，講究主次、疏密、
高低、揚抑的變化與平衡，
不爭不搶，中和統一。
它師法自然，
不事雕琢，
輕描淡寫中但見意境悠遠。
或柔或剛，或繁或簡，
或秀麗或蒼古，
一束花在不同人的手中可以有無數種表達方式。
心與手應，思與境諧，
如此便可關照內在，亦能滋養身心。
願你室有花香，禪意飄然。
一花一枝一瓶，真正的插花之美
拋卻繁瑣，迴歸自我
需要一顆真正寧靜的心
去感受、去品味
在靜寂中，澄明自我，清淨身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