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衣哥的禍,都是他自己惹的:窮孩子,要雄起!

我寫的不僅是大衣哥,

還有那些擺脫了物質貧窮後,

心依然窮的很多苦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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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衣哥朱之文家的門,被人給踹了。

這事兒吵吵鬧鬧好幾天了,我一直沒有動筆寫。因為,我的觀點,可能非常不討喜:

全網的人,都在替大衣哥說話,譴責借錢不還的人,恩將仇報的人,底層相害的人,欺負老實人的人,貪多不知足的人。

而我,看到大衣哥那委曲求全的笑容,還有大事化小的寬容,恨得只想鑽進屏幕裡,拽著他的大衣一陣猛搖:

惡人之所以敢一次次作惡,都是好人沒有底線的懦善慣的。

你成名後經歷的種種悲劇,說到底是你自己有很大問題。

你要是再不醒醒,他們還是會騎在你脖子上成妖成精。

大衣哥,你的禍,都是你自己惹的!

1.

窮孩子的第一個問題:

委屈自己的假寬容

成為農民歌手之前,山東菏澤農民朱之文,還不叫大衣哥。

他是郭村鎮朱樓村備受欺辱的窮孩子。

11歲時,父親因病去世。初中沒有畢業的朱之文,不得不輟學回家,和母親相依為命。

儘管,在學校時,他就因為嗓門洪大,歌聲嘹亮,而受到老師表揚,但輟學回到朱樓村後,“會唱歌”的本領,並不比“會種地”,更讓他受歡迎。

大衣哥的禍,都是他自己惹的:窮孩子,要雄起!


因為他有事沒事兒都愛吼兩嗓子,被村民們形容為“不務正業,鬼哭狼嚎”。甚至,出於鄉土中國愛排擠異類的慣性心理,村民們還送朱之文一個外號“三大嘴”。

這種持續的否定和偏見,直到朱之文結婚,都沒有改變。

朱之文生了孩子後,別的孩子嫌棄他娃是“三大嘴”的兒子,不願和他玩兒,還鄙夷地說:“快和你爸回家唱歌去吧!”

朱之文生病,家裡沒錢,也借不來錢,妻子把一頭烏髮剪掉,賣了140塊錢,才給他看了病。

一個窮人,一個愛唱歌的窮人,一個愛唱歌還一事無成的窮人,在農村並不受待見,也不被寬容。

土地平曠,屋舍儼然,良田美池,桑竹成片,阡陌相通,雞犬相聞,黃髮垂髫,怡然自樂,這是世外桃源的農村,不是現實中國的農村。

現實中國的農村,是嫌貧愛富,是排斥異類,是一個吐沫星子能壓死一個人,一個偏見能看扁人一輩子,直到老死都不願給人平反。

大衣哥的禍,都是他自己惹的:窮孩子,要雄起!


這一點,成名後的朱之文能不清楚嗎?

我想,他是清楚的。

但是,他認識到,和他能做到,是兩碼事。

一個自幼不被善待的窮孩子,因偶然的機緣突然大紅,他的第一反應,不是快速和身邊這群人切割關係,遠遠地把他們甩在身後,而是委屈自己去討好他們。

因為,一個在群體否定中長大的孩子,和一個在父母打罵中長大的孩子一樣,在超越原生土壤後,潛意識裡的傷痛會引領他去適應群體,去爭取那遲到的肯定,彌補童年的匱乏。

這種“好了傷疤忘了疼”的假寬容,最終會讓一個窮孩子在分裂中,引向更大的剝削和犧牲。

2.

窮孩子的第二個問題:

以有用證明自己

16歲那年,朱之文和村裡人去北京打工。在繁華的首都,他接觸到了那個年代的先進電子產品——播放機,還有磁帶。

他愛唱歌,就跟著磁帶學,一遍遍模仿哼唱,日日堅持,從不停歇。

這樣的堅持,源自愛好。但這樣的執著裡,也有卑微的生命試圖以“有點不一樣用處”的獨特,證明自己的執拗。

功夫不負有心人。

愛唱歌的朱之文,先是被婚慶公司相中,到鄉村婚禮上獻唱。

大衣哥的禍,都是他自己惹的:窮孩子,要雄起!


本世紀初,伴隨經濟的迅猛發展,文娛也百花齊放。選秀節目在各大衛視異軍突起,草根明星也得以家喻戶曉。

“婚禮上的歌唱家”朱之文,在眾人的慫恿下,先是參加了濟寧《我是大明星》的海選,後又參加了湖南衛視《快樂大本營》的錄製。

最後,他一路從山東來到北京,並以仿唱那首《滾滾長江東逝水》,而紅遍大江南北。

大衣哥的禍,都是他自己惹的:窮孩子,要雄起!


他山東大漢的樸實形象,別具一格的軍綠大衣,洪亮奔放的歌喉音韻,符合電視節目求新立異的流量標準,也暗合了臺下觀眾親近底層的悲憫情懷。

一炮走紅後,朱之文成了大衣哥。

他參加這樣那樣的節目,頻頻在電視上露臉,受邀參加春晚,不僅成了朱樓村的明星,而且成了底層人的代言。

大衣哥的禍,都是他自己惹的:窮孩子,要雄起!


一直不被善待的“三大嘴”,就這樣成了鎂光燈下的大明星。

不適應的,不僅有大衣哥自己,還有那些昔日看不起他的鄉親。

他們開始和他套近乎,開始從那個嫌棄他的極端,走向這個巴結他的極端。

這種“看得起”的感覺,讓朱之文很受用。

有用,被重視,被尊重,是每個不曾被善待的窮孩子,揚眉吐氣後,最迷戀的幻覺。

這樣的幻覺,會讓他覺得,他強大了,他不一樣了,他把笑話他的人比下去了。

直到有天,他再次淪為笑話,才真正懂得:

他能耐了,有錢了,穿得光鮮了,名聲在外了,但思想認知上,依然是11歲那年,追著父親的靈車不停哭喊的少年。

而那些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同鄉,對他的態度,從未改變。

3.

窮孩子的第三個問題:

把鄉情看得太重

判斷一個物質脫貧的窮孩子,精神有沒有脫貧的重要指標是:

他有沒有從小農思維,轉變為市場思維,有沒有從鄉土鄉俗,轉變為契約精神。

成為大衣哥後,朱之文並未完成這樣的轉變。

面對鄉親們毫無節制的哭窮,和坐享其成的求助,他來者不拒,幾萬幾萬地往外借錢,一年就借出去上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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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也給他打了欠條,但很多人從未想過要還:“你這麼有錢,我不借白不借!”

更糟糕的是,有人借了5次不還,第6次來借時,朱之文拒絕了,對方竟然馬上和他翻臉,到處說他的壞話,還得到了很多鄉鄰的共情和聲援。

有鄰居來借錢,開口要20萬,朱之文不給,對方晚上就朝大衣哥家撂黑磚頭,砸碎他家玻璃,把他嚇得直冒冷汗。

大衣哥的禍,都是他自己惹的:窮孩子,要雄起!


這些醜陋的劣根性,怨“借出去的錢,都是招惹來的仇”嗎?怨“升米恩,鬥米仇”嗎?怨“人心不足蛇吞象”嗎?

怨。

但更怨朱之文自己。

誰的錢,都不是大風颳來的。

朱之文的錢,是他一趟趟趕場掙出來的,是他40年如一日練歌練出來的,是他自己的血汗和雙手賺回來的。

借不借,根本不必被道德綁架,完全可以憑心而行。

就算借了,有人不還,朱之文完全可以拿著借條到法院告他們!砸家裡的窗戶?必須到派出所報案,不討個說法絕不罷休!

越是在底層,面對惡人,越必須用狠招,這是常識,也是生存之道。

大衣哥的禍,都是他自己惹的:窮孩子,要雄起!


如是強勢,錢要回來要不回來,並不太重要。

重要的是,是殺雞給猴看的決絕和強硬,會讓那些借錢不還的人,愛佔便宜的人,貪多不厭的人,得到教訓和震懾。

朱之文沒有這麼做。

好聽點說,他出名後,依然是個老實的好人,依然把鄉親看得很重。

難聽點說,他雖然是個名人,但骨子裡依然是個懦夫。他雖然登上中央電視臺,但思維認知還是停留在100年前。

這個致命的問題,才是朱之文有錢後最大的悲劇。

4.

窮孩子的第四個問題:

邊界意識不清晰

撒出100多萬的心血,惹了一肚子氣後,朱之文不再往外借錢。他知道,就是借出去再多的錢,也滿足不了身邊人的貪婪。

像出人頭地的很多窮孩子一樣,他開始給村裡修路,給村裡翻修幼兒園,給村委建活動中心,出資10萬解決村裡的灌溉問題。

大衣哥的禍,都是他自己惹的:窮孩子,要雄起!


還有一個廣為流傳的事例是:

國家開始全面治理農村垃圾後,村裡開始收垃圾處理費,朱樓村全村總共3萬元,每家每戶都要出。

結果,朱之文一拍胸脯,自己一個人全包了:

大哥,你這是做好事嗎?你這是剝奪別人瞭解國家政策、履行公民責任的權利!

這一系列好心,果然給朱之文招惹來了大麻煩:

他自掏腰包,承擔起本該屬於國家和政府的基礎設施建設,村民們就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和政府是一夥兒的。

這種認知,讓很多人覺得,他做得太少了:

“路修的太短,房蓋得不大,變壓器又不是給我一家用,這些事兒就是他不幹,國家也會幹,我憑什麼承他的情?

他朱之文要想讓我們說他好,每家給我們一萬元,然後再給我們買輛小轎車!”

大衣哥的禍,都是他自己惹的:窮孩子,要雄起!


他替全村人付的垃圾處理費,也最終為難了村幹部:

第一年,他全付後,發現全村人沒有一個念他的好,第二年,他不付了,讓村幹部很作難,因為村民都不願繳,覺得還是該他出。

為什麼做了好事,朱之文還落個裡外不是人?

因為,他攬得太寬,管得太多,把別人的責任全部扛在自己肩上,他沉得受不了了,而那些根本就不識得善良的人,還覺得應該再在他後背上放塊磚。

出息的窮孩子,最忌邊界不清。

邊界意識不清,就容易聖母心氾濫。聖母心氾濫,就容易豢養小人。小人挑撥是非,就容易把好事變成壞事。壞事殃及了無辜,原本是好人的人,就成了好心辦壞事的壞人。

這是窮孩子最容易犯的錯,也是拎不清的人最重的病。

5.

窮孩子的第五個問題:

一再底線後退

心理學上有個概念:

如何判斷一個人真正成年?

答案是:

看他是否學會了真的愛自己。

愛自己,就是愛自己的身體,接受自己的缺憾,能夠對自己負責,捍衛自己的權利,堅守自己的底線,而不是活在別人評判的套子裡,扭曲不得舒展。

這兩年,短視頻興起。沒有開通視頻號的朱之文,卻成了各個視頻平臺上的紅人。因為,方圓十里的不少人,都以拍他為生。

這些人天天跟著他,拍他的吃喝拉撒,傳到網上博取流量,買了汽車買了房。

他家門口,天天被圍得水洩不通。畢竟,拍朱之文,比搬磚幹活容易多了,還能收穫上百萬、上千萬的粉絲和利潤。

大衣哥的禍,都是他自己惹的:窮孩子,要雄起!


朱之文要是不配合,就有人罵他,說他架子大,撕他家對聯,給他使絆子,甚至揚言要扒了他家祖墳:

看見沒有,朱之文成名多年,但村裡人對待他的模式,依然是他11歲喪父那年的樣子。

而51歲的朱之文,也算見過世面的名人,但他面對欺凌他的人,依然是11歲那年的無力。

就連這一次,吵翻全網的大門被踹事件,也是如此。

兩個陌生男人想進朱之文家裡直播,見朱家大門緊閉,倆人就在一群人的慫恿下,準備踹開朱家大門。

商量完我跺三腳、你跺兩腳後,一個戴墨鏡的男子,衝上去把朱家大門踹開,然後還洋洋得意地說:“他(指朱之文)不敢把我怎麼樣!”

結果,朱之文從門裡走出來,帶著一臉苦笑,真沒把這群人怎麼樣,反而和這群人合起了影。

儘管,他隨後發文解釋,當地派出所已經處理了這件事,他沒有追究相關人的責任,但不代表他沒有底線

但我對他特別失望:

底線不是說出來的,而是做出來後,立起來的。

我多麼希望,朱之文當時推開門,能扇踹門者一個耳光,怒罵道:

“你特麼這叫私闖民宅知道嗎?你們這幫人,憑什麼拍老子!老子不同意你們拍,你們非要拍,這就叫侵犯隱私權!老子可以告你們!”

他沒有。

或者說,那個曾在流量中央璀璨,但伴隨時代發展,逐漸失去光環的大衣哥,輾輾轉轉之後,骨子裡依然是個和事佬。

他一再退讓,一再隱忍,一再求和,或許有他身為名人的顧忌,但更有他腰包鼓起來後,精神始終沒有立起來的殘缺。

又或者,他真的強硬起來,他就不再是人們想象的那個大衣哥。

但是,他這樣卑微下去,只會以壞的示範效應,讓惡人更惡,讓好人心疼。

6.

窮孩子的最後出路:

擺脫心窮魔咒

之所以從這個的視角,來寫朱之文,是因為同為出身底層的人,我見過太多“朱之文”式的傷害。

朱之文幼年喪父,在他的成長中,父親這一象徵強權的形象,是殘缺而破碎的。

他受盡磨難和欺侮,最終擺脫了金錢的貧窮,但他始終沒有擺脫的,是窮孩子的底層思維。

他一再在討好委屈自己,一再用金錢證明自己,大包大攬,匱乏邊界,最終侵蝕的,是自己的尊嚴和底線。

這是一個窮孩子的自傷,一個苦命人的軟肋,也是一個底層人想要強大必須穿越的傷痛:

放棄外界的評價,尊重自我的感受;錢包鼓起來後,精神更要立起來;救急不救窮,幫善不幫惡;

覺得自己配,覺得自己珍貴,捍衛自己的邊界;不用愚善活成笑話,而讓善良裡帶點鋒芒;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再犯我,雷霆萬鈞;有菩薩心腸,更有金剛之怒。

希望不久的將來,再看到朱之文的新聞,不是又有人傷害了他,而是不管他唱不唱歌,有沒有人關注,都能做個無畏無懼的自己。

要知道,曾失去父親和保護的那個窮孩子,如今也是年過半百的父親。

而一個人,一個曾是窮孩子的男人,只有成為保護自己的男人,才能在保護家人中,成為孩子們追隨的教父。

硬氣起來,朱之文們!

大衣哥的禍,都是他自己惹的:窮孩子,要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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